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

　　新浪財經訊 由財經雜志主辦的“《財經》年會2019：預測與戰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出席并演講。

　　當前國際形勢影響了中國外部需求，而內部需求消費要大幅度提高還要假以時日。

　　蔡昉說，“接下來，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在投資需求上多少會有一些刺激的政策，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點，不要回歸到10%，也不要說8%，而是和今天的潛在增長能力相適應，“否則的話我們十年的教訓就白費了”。

　　他還談到，為了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采取的是量化寬松的政策，可以說持續至今，各國都試圖回歸到潛在增長率上。

　　中國當時雖然沒有金融危機，但是實體經濟遭遇了挫折，我們希望回歸到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上，那個時候我們的潛在增長率大概就是10%。遭遇金融危機必然就達不到，因此我們就采取了宏觀經濟的手段，要刺激它回歸，盡可能靠近原來10%的目標。當時我們當然沒有達到10%，我們說“保8%”。

　　外需不是我們可以左右的，消費需求也很難在一年中迅速地恢復，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知識大規模的刺激計劃，今天俗稱的“四萬億”。

　　“我們的政策也是對的，但是這個政策對是有代價的。”蔡昉認為，實施了四萬億以后，我們解決了當時回歸潛在增長率的問題，但是接下來我們這個政策有一個慣性。“它很自然地就延續了下來，保持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持續多年。”

　　轉折點來自于什么時候？

　　中國的人口結構導致高速經濟增長，這個轉折點的到來就意味著人口紅利在消失，人口紅利的消失就是你的儲蓄水平、投資回報率、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的改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都會弱化，都是不利于經濟增長。因此，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下降。

　　“潛在增長率就是你的實際能力，”蔡昉表示，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實際能力用足了的話，就意味著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不會利用不足。他認為，我們今天應該有一個信心，只要我們的實際增長速度沒有低于我們的潛在增長能力，我們就是充分就業的增長，就算在十三五末期降到了6%也沒有什么了不起。

　　“上一次我們的刺激政策導致了一定的后遺癥，要花很長時間來消化它。”蔡昉分析稱，出發點是沒有錯的，但慣性持續是不對的，我們用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來補充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對的。

　　他認為，我們以后應該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現象，也就是說你采取什么政策的時候，你都要把每一種政策效應去進行衡量、進行對沖，而不是讓它產生共振，出手要狠、動作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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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長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