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財經》年會2019:預測與戰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舉行。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出席并演講。
劉永好表示,民營經濟的發展需要一些基本的條件。首先要有陽光,總書記一系列的講話是剝開云霧見陽光。第二是空氣,各個地方政府和中央各個部門出臺的一系列措施、辦法支持民營企業,這是空氣,沒有這個空氣是不可能的。第三是土壤,13億老百姓的肯定、支持、幫助和消費升級帶來巨大的市場,這是土壤。
“當有了陽光、空氣和土壤的時候,最后我們做的怎么樣呢?還得靠我們企業自身的勤奮、努力、轉型、升級,在這方面我們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新的格局下繼續轉型升級,推動我們企業自身的發展”,劉永好表示,“我們要抓住這樣的歷史機遇期,為我們在新格局下,新一輪的發展中樹立信心,克服困難,爭取走得更好”。
以下為演講摘編:
劉永好:各位企業家朋友,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一塊聊一聊民營企業的話題,最近民營企業話題比較多,總書記有五次發表了重要講話,談到“兩個毫不動搖”,談到了民營經濟的發展是黨和政府的基本國策,談到了六項舉措,談到了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大門還必須進一步打開,絕不會關等等,這些都給廣大民營企業家很大的鼓勵。
確實過去一段時間里,民營企業家是有很多憂慮的,我作為一個民營企業的從業者,作為一個在民營領域干了36年的企業家,我想結合自己的一些體會談談改革開放40年來,一代民營企業的成長、進步、困惑、問題。
國家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不久,我和我的幾個兄弟剛好大學畢業,正好能夠做一點事了,就開始了我們的創業。第一次創業是80年的時候,我們是無線電發燒友,幾個兄弟裝收音機、電視機,有人說我們裝的是四川第一臺個人裝的電子管電視機,以至于縣長到我們家來看電視,不說全縣轟動了吧,但確實非常有影響,我們就是這樣的一批無線電發燒友。
我畢業以后分配在中專學校當老師,我裝了一個音響,花錢不多,聲音很好,而且因為市面上買不到,所以許多老師同學都讓我裝,我就裝了好幾臺。我們生產隊的隊長說你必須給我裝一臺,我就幫他裝了一臺,后來他就給我提建議,他說那么好的東西,我們生產隊打幾十個小伙子天天打草繩,一年賺不到多少錢,你這個音響成本才幾塊錢,拿去賣十幾塊錢一點問題沒有,他說要是在生產隊來做,那不是能賺不少錢嘛。
他就建議我們辦個工廠,我想好啊,但是沒錢,他說我們把草繩機賣了,能得一萬塊錢,一萬塊錢那個時候很多了。我說,有錢還沒地方,那就把打草繩的庫房給你騰出來用,行不行?我說那兒沒電,而且交通也不行,要到生產隊庫房里面去的話,得走很多地方田坎路。后來我們克服了困難,沒有電我們用電瓶,沒有路我們走過去,小伙子不懂,我們教他,居然我們裝出來一臺樣機,很多老師、學生要。結果生產隊后面一想,說不行,這個事還得請示一下公社書記,到了公社書記那兒一聽,說什么?你們生產隊要給個人做音響?這個個人是誰啊?就說我們幾個兄弟。他說不行,走資本主義道路,堅決不行。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很明白,叫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而那個時候居然個人跟生產隊一塊做音響,那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嗎?堅決不行,結果公社書記把我們的想法給“槍斃”了,沒辦法,我們只好把音響當成校辦工廠實習的產品,后來居然得了四川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假如說那個時候我們開始做企業的話,或許有這幾個結果。第一,以后中央就要研究動不動“劉氏音響”的問題了。第二,到今天可能那些做電腦、做電視這些的東西,至少我們比他們提前好多年,我們比他們做的還大、還好,這是有可能的。
第二件事,又過了兩年,到82年,那個時候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了,農村可以搞專業戶了,我們幾兄弟沒死心,音響不讓搞,我們做什么呢?我們幾個兄弟商量農村可以做,我們到農村去,農村做什么呢?農村只能做蔬菜、水果、養雞、養鴨、養豬,我們找到縣委書記,我說我們下鄉當專業戶,我們把我們學的科學技術帶到農村,幫助農民提高生產技術的能力和水平。縣委書記一聽說好,現在叫做專業戶,科技興農,你們去,我支持你們。但是有一個條件,你們要幫助10個專業戶的發展,我們就領了這樣的任務到農村去養雞、養豬、養鵪鶉,種蔬菜,這一搞就搞到了今天36個年頭。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我們在農村通過養鵪鶉,一養養了個世界第一,確實賺了些錢。但鵪鶉是一個小產業,不可能做的特別大,我們發現養豬是個大事,四川是養豬第一大省,中國人喜歡吃豬肉,于是我們就開始搞豬飼料。
我們在市場上跟正大競爭,那個時候還是雙軌制,中國有一批飼料廠,每個縣都至少有幾家,多數都是糧食局辦的,我們跟他們競爭很難啊,因為他是國家投資的,更重要的是他們有糧票,買的玉米、黃豆這些是有票的,便宜好多,我們沒有票,在自由市場去采購,這個價格雙軌制要高兩倍、三倍,我怎么競爭啊?于是乎我們想了一個辦法,拿鵪鶉去換雞蛋,有雞蛋、票,糧食局買飼料糧,就這樣搞起來了。
我們就這樣折騰了一下,總算小批量買到了一定的計劃內的糧食,再買一部分市場的糧食,高價和中價搭配,由于我們的質量好,仍然受歡迎。那個時候只要你敢做、想做,一定能做得好。后來我們很快就超過了當地的縣上的飼料廠,成都市上的飼料廠,四川省的飼料廠,成為當地最大的飼料企業,我們就在飼料行業紅紅火火的干下去了。
干到89年的時候,我們已經有1000多萬的銷售,大概有好幾百員工,在四川肯定是第一位了,在全國也有可能也是第一位的。這不但是飼料領域的第一位,有可能是民營企業的第一位。
我們正興高采烈的,雄赳赳、氣昂昂,邁步擴展的時候,不知道怎什么回事,又開始說姓社和姓資的爭論。這一爭論不要緊,我們買糧食不好買了,運輸搞不定了,到處都說我們走資本主義,一定要取締,事情沒有辦法做了,甚至經常給我們停電,我們自己買發電機,油也沒有。一切問題都大的不得了,媒體又說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實在沒有辦法辦了,就找到縣委書記,縣委書記當時是支持我們下海的,我們跟他說我們愿意做個開明紳士,把我們工廠交給政府,但是由我們來管,行不行?縣委書記想了半天,他說當時我是支持你們下海的,專業戶嘛。他說現在不好說,他說不過我還沒有接到正式的文件,在沒有接到正式文件收你的工廠的時候,我暫時不收你的,不過你回去悄悄的,不要聲張,他叫我回去悄悄的,我就說悄悄的干還是悄悄的不干?他就說悄悄的。這句話讓我們回去自己理解,我就想可能讓我們悄悄的干,我們就回去悄悄干,不打廣告,不宣傳,我們就堅持下來了,沒有交出工廠去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了。
結果我們又折騰了大概一年多、兩年,到92年突然一天看到《光明日報》登了一個“東方風來滿眼春,發展才是硬道路,不搞姓社姓資的爭論”。我們太高興了,我們兄弟拿著報紙連夜學習,組織討論,弄到晚上3點多鐘,那個時候《光明日報》報不好買,找不到,我們也沒有訂。有人告訴我們,說是縣政府辦公室有,我們到縣政府辦公室托熟人找到一張報紙。
92年以后,中國改革開放到了一個新格局,發展是硬道理,我們乘上前進。93年我們開始在全國布局,通過新建,通過收購,通過兼并,到94年的時候在全國有30多家工廠,組建了中國第一家私營企業集團,95年的時候,國家工商局第一次評選中國私營企業500強,就評過那一次,以后再也沒有評,把我們評為中國私營企業500強的第一位。
當然了,我們從做飼料,從成都做到全省,做到全國,現在在全球30多個國家有好幾十家工廠,我們在全球有幾百家工廠,成為中國最大的飼料和生產企業,以后我們開始做食品,做養殖,養豬、養雞、養鴨、食品加工,我們雞、鴨養殖和加工現在也做到名列前茅,每年有10多億只,在這個領域我們腳踏實地的去干。
到去年下半年的時候,確實又遇到一些困難,這個困難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原料價格上漲了,用工成本上漲了,環保壓力增大了,社保開支增大了,但是我們的最終產品沒有漲價,為什么沒漲價?市場過剩了,你一漲,人家不漲,你就死路一條。你不漲,人家不漲,那么我們所有的企業都不賺錢,問題就在這兒了。就說市場變了,以前叫做供需是平衡的,或者叫做銷大于供,現在供大于銷,我們這個行業是充分競爭的。原來最開始的時候各個地方都是國有企業,現在國有企業幾乎沒有了,全國有人說只有三家、五家,而民營的可能有幾千家,也就是說99%都是民營的了。在充分競爭的格局下,當然我們不敢漲,不單單飼料,我發現我們做紡織的,我們做汽車的,做電子的,做電視的,幾乎所有產品產業都過剩了,都不漲價,利潤率都低。就說不是我一個人叫困難,一家企業叫困難,實體經濟的民營企業都在叫困難,因為剛才講的這些成本剛性增長這是所有企業都有的,而市場競爭的原因,過剩了,多數企業都是這樣的。
今年比較好過的是什么呢?是一些鋼鐵企業好過,是一些重化工企業好過。就是以前過剩的,國家調控以后,價格漲了,鋼鐵從4000多降到2000多,我一個朋友做鋼鐵的,虧了好幾年,說一斤鋼材才1塊多錢,跟白菜一個價,那當然是虧的。但現在高興了,因為從2000多又漲到了4000多,所以現在我們這些供給側結構改革取得階段性重大的成就,有人是這樣講的,其表現為我們這些供給側,這些大型的企業,這些鋼鐵、化工、水泥、電解鋁、有色這些價格大幅度上漲,因為市場供給側改革取得了成就。所以說價格上漲了,他們的利潤都很高了。
我記得中鋁集團連續虧損了好幾年,多的時候一年虧100多億,200多億,但是現在賺錢了,說是去年賺錢了,今年賺錢了,為什么呢?因為鋁價漲了,為什么鋁價漲了?是宏觀調控把一些該關的關了,不準生產了,所以價格上漲了。我們一些大型企業,生產重型、重化工產品或者是基礎原料這些產品的企業,得益于供給側改革,價格上來了,他們賺錢了,所以今年上半年國有企業的效益是過去十來年最好的,賺錢最多的,所以媒體就有說法,你看看國有企業是一定做得好的,你看看今年形勢不夠好,但是他們賺錢那么多,我們也承認他們做得好,賺錢了。
但是我們再看一看整個市場的中游、下游,多數民營企業,多數實體企業感覺困難大,壓力大,因為你的鋼材漲價了,你鋼材造出來的汽車沒漲價,汽車在降,摩托車沒漲,自行車沒漲,你的機器設備沒漲,電飯煲誰家的漲了?電視機漲了嗎?都沒漲,還在降。那誰消化了這個成本呢?以前說靠規模,規模已經過剩了,那你虧損的更多,也不靠規模。所以我們廣大的實體民營企業壓力很大,而在這個時候,國家提出了一些政策,我覺得本身是挺好的,叫做“三個大政策”。
首先防金融風險,金融風險確實該防,過去這幾年金融行業有些野蠻成長,各種通道,各種管道,現金貸、P2P的發展,那個時候信托牌照價值多高,只要你有信托,就是掙錢的萬能鑰匙,都賺錢。所以說國家下大力氣在整治,降通道,砍負債,降杠桿。大家都覺得很對,一段時間監管部門在很短的時間內陸續出臺了好多政策,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人民銀行,方方面面都在出政策,有一段時間每個月大概要出十幾份、二十幾份,甚至三十幾份不同的文件,都是在去杠桿。
從國家金融安全的角度這樣做,對不對?對。但是問題就慢慢來了,我記得6月份的時候,這個問題到了一個臨界點,很多民營企業都感覺到很壓力,我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作為川商總會的會長,又作為全國工商聯最早的一個副主席,所以我還有這樣的一個情懷,又作為政協委員,到處去做一些調研,做調研發現多數民營企業壓力特別大,特別是中小微民營企業壓力最大的是什么呢?他們說得很直白,以前我們小微企業貸款難,好不容易政府支持,銀行開恩,給我們貸了一部分,但不夠。比方說我要貸100萬,我要用100萬,銀行好說歹說給了50萬,剩下一半怎么辦呢?通過信托,通過資管渠道,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去拿這個錢,而這些渠道拿錢通常都貴,多貴呢?大概10%-12%之間,但是不管是10%也好,12%也好,總是有吧,他把這個12%和國家拿到的6%,中間一平衡,總共多少呢?是9,9的利率可以接受。
問題是去杠桿以后,各個通道都沒了,銀行這50%還給收一點,就只有40%了,而60%就沒有著落了,各個通道都關了,信托沒了,資管計劃沒了,P2P沒了,現金貸沒這些都沒了,新的東西又沒有接上,很多民營企業就壓力大了。叫做“還的多,來的少”,現金流為負數,沒有現金流生意怎么做呢?壓力特別大。
關鍵的時候,我們中央統戰部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我們尤部長和工商聯黨組書記找了幾個企業家座談,當前民營企業有什么困難,有什么問題,有什么意見要反映的?我就講了一通。我說確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好,去杠桿、降風險對。但是不是太猛了一點?有些政策的出臺是不是應該多征求一下相關當事人的意見,不知道征求過工商聯沒有?征求過行業協會沒有?征求過主要的民營企業家的意見沒有?我說這樣的話,現在多數實體產業的民營企業家壓力比較大,希望在這個關鍵時候能夠給一些支持,這是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那個時候剛剛頒布,說我們的社保要交給稅務來收,并且有所下降。大家一開始都覺得很高興,但是后邊一想問題大了,某個地方搞試點,問題很大了,怎么大呢?因為以前社保是各個地方政府收的,各個地方政府為了支持企業發展,往往都讓利。第一社保基數繳納標準都按照一個比較低的標準來統一收,第二對于一些要發展的企業,往往收的不夠多,沒有那么硬。后邊我看了材料,全國平均收了25%左右。但是現在社保改由稅務征收了,這樣一弄,某些地方搞試點,第一,它要求全收、應收盡收,百分之百的收,從25%變到100%,增加了75%。第二,你以前沒交完,給我補,補多少年呢?有的說補三年、五年、十年,這一交,這一補,不把這些企業弄垮才怪,所以壓力就特別大。
當時我們在匯報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些領導同志還不太清楚,確實不怪人家,原來是地方政府收,現在都是稅務收,沒有什么大變化嘛,而且還適當的減少一些。但是實質就在這兒,地方政府是軟性的,是扶持性的,有些地方沒有交夠,或者是低收,多數地方政府都是這樣的常態。而稅務局收,他是按稅務的標準來執行,他是剛性的,這個一剛一柔,很多企業壓力就大了,當然后邊又來了一個貿易戰,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企業家就很擔心,日子就比較難過,企業運營出現一些困難。
當然這里邊也不是絕對的,有些企業,比方說鋼鐵行業、水泥行業、電解鋁行業,有國有也有民營,而民營這一部分的日子特別好過。我好幾個朋友做鋼鐵的,他們說日子特別好過,今年賺了不少錢,有的說今年要賺幾十億,有的說今年要賺一百億。但是他說過去一年虧十幾億、幾十億,虧好幾年了,他們很高興。就是有的很高興,有的壓力比較大,但是多數中后端的產業壓力很大,在全國工商聯的座談會上,我做過發言,就談的這點事,談的比今天要談的更直接一些、更具體一些、更到位一些。因為今天的時間關系,我沒有說的那么多。后邊的中財辦又組織了座談,請了六個企業家,都是全國行業里面有代表性的,類似的情況我們也講了。
6月中下旬,我非常高興的是我們這些意見也好,建議也好,反映的問題也好,逐步的得到了體現。首先社保的問題,國家出臺政策了,第一絕對不準強制補交以前的,以前沒有交,現在不能補交,這是一條,其實這個政策救了不少企業,否則一補的話,得補死好多企業。第二交給稅務部門,交的時候,原則上不要增加企業的負擔,跟往年相比,這又是一個政策。第三國家要研究稅收新的征管措施、辦法和一些標準,要適度的降低社保和降低稅收,這幾個政策相繼出來了。
我更高興的看到,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都出臺政策了,非常快,從穩健的貨幣政策變成積極的貨幣政策,要穩增長、穩民企、穩發展。從那個時候開始政策就做了一些調整。
我也注意到,在這樣的大格局下有些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剛剛才開始,很多企業都還沒有享受到這樣的政策。
結果體現的是什么呢?體現的是民間投資速度大幅度減縮,很多民營企業就很擔心,再加上有些人士有些說法,說民營企業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應該退場了。又有人說現在又要走一條叫做新型的體系制度,反正社會上的說法很多。
在這個最關鍵的時候,我非常高興的是,總書記連著五次,第一次在遼寧考察民營企業,發表了“兩個毫不動搖、堅定不移”,視察深圳、廣東民營企業又發表了支持鼓勵民營企業的一系列做法,然后又在民營企業家參與扶貧的回信里面,非常肯定了民營企業的貢獻、地位和作用。最重要的是10月1號總書記主持召開的座談會,這是建國以來可能是第一次由總書記來主持,黨和政府主要部門的一把手都參加,討論民營企業的會議,我覺得這件事影響特別大。
在這種格局下,至少給大家樹立了這樣一個政策的導向,再加上剛剛召開的進口博覽會,意思就是說我們不但要出口,還要進口,要繼續開放,總書記在進口博覽會上再次強調我們改革開放的大門要打的更開,國家繼續改革開放毫不動搖,這是第一。第二,五次對民營企業講話,非常明確的談到鼓勵支持推動民營企業發展,并且在六個方面一些舉措來推動,所以對民營企業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
我回顧了一下從業36年的經歷,剛好跟國家改革開放同步。我們民營企業是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參與者和積極的推動者,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就不可能有民營企業,當然也不可能有我們集團的今天。今天我們國家提出了將毫不動搖的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和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格局、大策略、大政策,我覺得非常的好,而且最近我也看見不管是財政部,各個部委,以及金融監管機構和各個地市,各個省,都在出臺政策文件。前幾天我到山東,山東的省委書記劉家義說山東要堅決貫徹總書記的講話,要出臺一系列政策來幫助支持推動。
前天我在四川,四川省委書記專門見了我一個半小時,我作為川商總會的會長,跟他反映民營企業近期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問題,而且談到了我們在貫徹落實總書記關于民營企業講話的一些心得體會和對四川民營經濟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他認為非常好,而且他提出20號四川省將會召開四川省民營經濟工作會議,重點解決四川民營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困難,來積極支持四川民營經濟的發展。
我也看到上海、廣州、廣東、浙江、重慶好多個省都動起來了,就說中央動起來了,各個省動起來了,各個市、地、縣也動起來了,要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
我希望,我也期盼,通過這次總書記的座談會和一系列的政策,能夠實實在在的推動我們民營經濟的發展和推動民營經濟在新格局下的發展。首先是樹立信心,第二是幫助解決一些困難和問題,第三我們希望民營經濟未來走的更好。
我們民營經濟的發展需要一些基本的條件,首先陽光,總書記一系列的講話,我們認為是剝開云霧見陽光,撥云見日,這是陽光。第二是空氣,各個地方政府和中央各個部門出臺的一系列措施、辦法支持,這是空氣,沒有這個空氣是不可能的。第三是土壤,我們13億人,老百姓的肯定、支持、幫助和消費升級帶來巨大的市場,這是土壤。當有了陽光、空氣和土壤的時候,最后我們做的怎么樣呢?還得靠我們企業自身的勤奮、努力、轉型、升級,在這方面我們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新的格局下繼續轉型升級,推動我們企業自身的發展。同時我們也希望我們川商總會的會員要抓住這樣的歷史機遇期,為我們在新格局下,新一輪的發展中樹立信心,克服困難,爭取走得更好。
時間關系,我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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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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