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編自《行動的勇氣》 作者 （美）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著 蔣宗強譯

　　如果我們采取了行動，沒有誰會感謝我們，但如果我們沒有采取行動，又有誰會感謝我們呢？美聯儲是一個具有政治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而做出政治上不受歡迎的決策，是它存在的一個理由。

　　2008年9月16日，周二，晚上8點。我身心俱疲，卻不得喘息。在美聯儲的埃克爾斯大樓內，我通過辦公室的窗戶向外望，能看到憲法大道上的紅綠燈，還能隱隱約約地看到國家廣場上那些榆樹的輪廓。數十名美聯儲雇員仍在加班，但我辦公室門外的走廊卻靜悄悄、空蕩蕩的。

　　美聯儲公共關系部門主管、辦公室主任米歇爾-史密斯靜靜地坐著。辦公室里除了我之外，只有她了。她在等我說點什么。

　　就在4個小時之前，也就是當天下午4點，我正和財政部部長亨利-保爾森并排坐在白宮羅斯福廳的棕色皮沙發上，參加一場有總統在場的高級別會議。羅斯福廳沒有窗戶，距離橢圓形辦公室只有幾步之遙，壁爐上方懸掛著“狂野騎士”西奧多-羅斯福（昵稱泰迪）的一張老照片，照片中的他正騎著一匹前蹄抬起的高頭大馬。我和保爾森的前面擺放著一張擦得光亮的實木桌子，桌子對面坐著白宮當時的主人——喬治-沃克-小布什總統。此時的他，臉上寫滿了憂郁。總統旁邊坐著時任副總統迪克·切尼。總統的顧問們、保爾森的高級助手們以及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代表們圍坐在桌子四周。

　　通常來講，總統喜歡保持一種輕松的會議氛圍，在正式開會之前，他會先說幾句俏皮話，或者跟一位關系密切的顧問開個善意的玩笑。但那天下午卻沒有出現這番情景，他直言不諱地問道：“我們怎么走到了今天這個地步？”

　　這個問題振聾發聵。一年多來，我們一直在絞盡腦汁地應對一場失控的金融危機。2008年3月，美聯儲為摩根大通提供了30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幫助其救助華爾街投行貝爾斯登。2008年9月7日，小布什政府宣布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以避免更大范圍的金融危機，因為這兩家公司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支柱，次貸危機爆發之前，兩家機構承保或者購買的房地產貸款約占美國居民房地產市場的50%。2008年9 月15日凌晨1點45分，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在此之前，保爾森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蒂莫西-蓋特納曾經竭盡全力地想為雷曼兄弟尋找一家并購伙伴，但最后還是無果而終。

　　現在，我要向總統解釋清楚為什么美聯儲打算向美國國際集團（AIG）提供85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美國國際集團一度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保險公司，但在運營過程中做出了一系列魯莽的舉動，運用了多項新奇的金融工具，為大量風險極高的金融產品提供保險，其中包括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

　　然而，隨著抵押貸款違約現象的增速達到了空前之快的地步，那些曾經購買這類保險的金融公司以及美國國際集團的其他交易對手紛紛向美國國際集團索賠。在現金短缺的情況下，美國國際集團可能在幾天之內就會破產，甚至有可能連幾個小時都撐不了。我告訴總統，我們之所以打算救助美國國際集團，動機絕對不是希望幫助它的雇員或股東，而是因為我們認為美國的金融體系，甚至整個經濟體系都無法承受它的破產。

　　早在雷曼兄弟破產之后，市場已經陷入了全面恐慌之中，其嚴重程度，大蕭條以來從未見過。在周一的交易日當中，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重挫了504點，創下2001年9月17日（“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股市重開之日）以來最大的單日下跌點數。拋售浪潮擴散到了全球市場。隨著市場失去了對金融機構的信心，銀行間貸款利率一路飆升。不幸的是，我們收到的報告顯示，雷曼兄弟崩潰后，很多基金蒙受損失，大大小小的投資者都在迅速撤出貨幣市場共同基金。

　　會議室里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深知，2008年是總統大選之年，從政治角度來看，此時救助美國國際集團將是一個可怕的舉措。要知道，就在兩周之前，總統自己的政黨在2008年競選綱領中還明確地宣布：“我們不支持政府救助私營機構。”此外，美聯儲提出的干預措施違反了市場經濟的一項基本原則，即企業應該接受市場的約束，政府應該遠離企業的錯誤決策造成的后果。然而，我知道，現在的金融形勢已經十分混亂了，一旦美國國際集團違約，形勢就會惡化到無法想象的地步，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造成的后果雖然暫不可知，但肯定是災難性的。

　　美國國際集團的資產規模超過1萬億美元，比雷曼兄弟多出50%以上，業務覆蓋130多個國家，在全球范圍內擁有7400多萬個企業與個人客戶。僅僅在美國，該集團就為18萬家小公司和其他公司實體提供商業保險，這些公司的雇員總量多達1.06億人，占據美國工作人口的三分之二。它的保險產品保護的對象包括市政當局、養老基金及401（k）退休儲蓄計劃的參與者。由于國際業務關聯程度非常深，一旦美國國際集團破產，很可能會導致美國和其他國家更多金融巨頭的崩潰。

　　總統一臉嚴肅，在認真地傾聽著。當天早些時候，保爾森曾提醒他說對美國國際集團的救助行動可能是必要的，而且總統也知道我們的選擇余地是極其有限的。在私營部門，沒有任何投資者想收購它或為它提供貸款。政府沒有錢，也沒有權力去救助它。但如果它的眾多分支機構的市值足以作為政府貸款的擔保，那么美聯儲可以出手，為其提供貸款，使其免于倒閉。

　　在是否救助美國國際集團的問題上，總統的反應與其在危機期間的慣常反應是一致的。他重申了對我和保爾森的信任，說我們應該做有必要的事情，他會盡己所能地為我們提供政治支持。他很信任我，而且只要一件事情是正確的，無論這可能給他本人以及他的政黨造成什么樣的后果，他都會支持我們放手去做。我對他充滿了感激之情。擁有總統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與此同時，總統還對我和保爾森講，美國和全球經濟的命運就掌握在我們手上了。

　　白宮那場會議結束之后，我和保爾森又趕到了國會山，當天晚上6點半還有一場會議等著我們。那場會議進行得較為艱難。我、保爾森以及一些國會領導人聚集在一間小會議室里，房間太小，以至于缺少一張桌子，連椅子都沒擺夠。因為那場會議籌備得十分倉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都無暇到場，不過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哈里-里德和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約翰-博納在那里。此外，還有幾位重要人物也到了，包括參議院銀行業委員會主席克里斯-多德、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巴尼-弗蘭克等。

　　我和保爾森再次解釋了美國國際集團的狀況以及我們提出的應對舉措。各種各樣的問題向我們襲來。有些議員問到美聯儲是否有權借錢給一家保險公司。正常情況下，美聯儲能夠把錢借給銀行和儲蓄機構。我解釋了《聯邦儲備法》在大蕭條時期增加的一項條文，即第13條第3款。該條文規定，在“異常和緊急情況”下，如果有五個或以上的美聯儲理事會成員表決同意，美聯儲可向任何個人、合伙企業或機構發放貸款。有些議員想知道讓美國國際集團倒閉的后果，以及美國國際集團如何償還貸款。我們盡量逐一作答。是的，我們認為這一步是必要的，但我們不能給出任何擔保。

　　當問題開始減少的時候，我環顧了一下四周，看到參議員里德正在用雙手撫面，疲態盡顯。他最后說道：“主席先生，部長先生，我感謝你們今天晚上來這里告訴我們這些事情，并回答我們的問題，這對我們很有幫助，你們也聽到了一些評論和反映，但不要錯誤地把在座各位所說的話視為國會批準了你們的做法。我要把話說清楚，這是你們的決定，責任也由你們承擔。”

　　會議結束后，我回到了辦公室。負責與美國國際集團談判貸款協議的蓋特納打來電話說，美國國際集團的董事會已經同意了我們提出的條件。坦率地講，我們提出的條件非常苛刻，因為我們不想去獎勵一個失敗的公司，也不想鼓勵其他公司效仿美國國際集團去承擔可能引發破產的風險。我們給美國國際集團的貸款利息很高，并且注資后占股比例要接近80%，這樣一來，如果救助方案奏效，納稅人就能從中受益。當時，美聯儲自己的理事會已經批準了救助方案。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就是將這個消息發布給媒體。

　　但我仍然需要一些時間通盤考慮一下。我相信我們在做正確的事情，我相信我們沒有其他合理的選擇了，但我還知道決策過程有時候會遭到慣性力量的裹挾。在此過程中，把事情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毫無疑問，我們將采取的措施蘊含著巨大的風險。雖然850億美元是一個巨大的數目，但涉及的風險絕不僅僅是金錢方面的。如果美國國際集團拿到貸款后仍然失敗了，那么金融市場上的恐慌情緒就會加劇，市場對于美聯儲危機管控能力的信心或將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此外，美聯儲的前途也將岌岌可危。參議員里德已經明確表示國會不會承擔任何責任。總統雖然會為我們辯護，但再過幾個月，他就要卸任了。如果我們失敗了，憤怒的國會可能會重創美聯儲。我不想讓自己的決策導致美聯儲的毀滅，不想給世人留下這樣的回憶。

　　我看著窗外的憲法大道，暗自思忖道：“我還能阻止這一切。”要給美國國際集團提供貸款，需要美聯儲理事會的一致同意，因此，只要我此刻改弦更張，就能阻止這一切。我把這種想法講給了米歇爾聽，并且補充了一句：“我們還沒有宣布任何事情呢。”

　　如果我們采取了行動，沒有誰會感謝我們，但如果我們沒有采取行動，又有誰會感謝我們呢？美聯儲是一個具有政治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而做出政治上不受歡迎的決策，是它存在的一個理由。它成立的目標恰恰就是如此：做他人不能或不愿做，卻又必須要做的事。

　　米歇爾打斷了我的思緒。她輕柔地說道：“我們得發布點什么。”

　　“好吧，”我說，“這事必須做。我們再最后看一遍新聞稿。”

　　新聞稿的開頭是這樣的：“美國東部時間2008年9月16日晚上9點整，周二，美聯儲理事會在美國財政部的全力支持下，授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為美國國際集團提供850億美元的貸款……”

　　本文摘自伯南克最新作品《行動的勇氣》，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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