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祁斌 原載《當代金融家》

　　我們應該開啟中國海外投資的“航母戰斗群”模式，即由金融界與產業界、國家隊與民間力量各自發揮比較優勢，共同協作。

　　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發表的講話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紛亂的世界和反自由貿易、逆全球化的噪音中，開啟和引領了全球化的新征程。“一帶一路”的核心是經濟合作和互聯互通。應該說，中國13億消費者的巨大市場，不僅是中國發展和崛起最重要的動力，也為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乃至世界和平提供了強大的支撐。中國資本“走出去”的目的是“請進來”，“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加強經濟合作、打破貿易壁壘，將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主旋律。

　　“憤怒政治”席卷全球 “一帶一路”開啟新途

　　從2016年英國“脫歐”開始，一系列“黑天鵝事件”席卷全球。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把英國“脫歐”定性為“憤怒政治”，換句話說就是“情緒化政治”或“不理性的政治”，即選民對現狀不滿意，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情緒的宣泄。“憤怒政治”基本上可以解釋此后發生的所有事件。事實上，從英國“脫歐”，到歐洲右翼勢力興起，再到美國特朗普當選，不應簡單理解為全球化的倒退或反全球化，而更多的是全球化的修正。或者說，所謂“全球化”，就是“可以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近期英國和瑞典再次發生恐怖襲擊。在恐襲消息傳遍全球的同時，一張照片在網上不脛而走。照片中，在人們忙于救助倫敦恐襲中受傷的民眾時，一名頭披穆斯林圍巾的婦女走過他們身旁，漠然地看著自己的手機。這張照片告訴我們一個無爭的事實，歐洲各地正在發生的恐怖主義襲擊背后有著深刻的文化、社會和宗教因素。而回溯今天中東阿拉伯難民向歐洲遷徙的路線，正是千年前十字軍東征的路線。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背后有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千年恩仇。9·11事件后，美國在中東采取一系列強勢報復政策，將中東多個強人趕下臺。

　　冤冤相報，加之各種復雜的經濟社會矛盾，客觀上帶來了今天中東、歐洲乃至全球的亂象。人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美國歷史學家房龍曾出版一本名為《寬容》的書，描述了歐洲近千年來各個宗教流派相互迫害的歷史，結論是，只有寬容與和解，才能引領人類最終走出困境。而事實上，同樣重要或者更加重要的是，繼續推動自由貿易和經濟合作，使得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不同文明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為人類文明沖突的和解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

　　東亞的日本在“失去了二十年”后，安倍經濟學試圖用短期刺激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最終奇跡沒有發生，日本經濟仍然徘徊在低增長的迷霧中，以先鋒、夏普、東芝、索尼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企業瀕臨破產的邊緣。日本經濟的出路對內在于進行較為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對外在于應加強與中國經濟的深度融合以尋求“突圍”。

　　2016年，韓國政壇上演了一場精彩的“韓劇”——前總統樸槿惠被彈劾下臺。樸槿惠的悲劇一方面是個人的悲劇，某種意義上意味著現代政治和現代政客誤入歧途，忘記帶領人民發展經濟的初心，而淪為做秀和表演藝術，最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韓國未競的現代化進程，其高度壟斷的政治體系和封建色彩的經濟金融體系與腐敗相伴相生，在過去的20年中逐步走向開放和市場化，但顯然遠未成功。而近日朝鮮半島的“另一半”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一觸即發的態勢為世界籠上了巨大的不確定的陰影。

　　美國大選塵埃落定，特朗普“逆襲”成功，成為2016年最大政治事件，深刻揭示了今天美國社會的特征，也將極大影響世界政治的走向。特朗普當選后，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文章稱其為“美利堅分裂國總統”，意為此次美國大選充分揭示了美國社會兩極分化和高度對立的現狀，社會精英對決草根階層，容忍現實對決出離憤怒，政治正確對決離經叛道，意識形態對決實事求是，全球警察對決美國優先，公開表態的少數對決沉默的多數，白人對決少數族裔，非典型從政商人對決職業政客，等等。結果是“農村包圍城市”，現實戰勝理想。英國《經濟學人》的封面文章把特朗普稱為“白宮里的叛亂者”，揭示了美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已從傳統的民主黨與共和黨所代表的勞動者與資本擁有者的矛盾轉化為既得利益集團或建制派與失落的藍領工人加中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特朗普正是代表后者試圖打破既有格局的“叛亂者”。特朗普入主白宮后，也的確充分展示了其“斗士”的風格，CEO主政美國的官僚體系，減稅、加強基建等一系列政策旨在進一步強化美國本已非常強大的競爭力。最終，其對中國的最大影響可能不是貿易戰，而是督促我們應該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提高我們的競爭力。

　　“習特會”在友好的氣氛中結束，開啟了中美關系的新篇章，也為中美經貿進一步深度合作打開了巨大的空間。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經濟存在一定的競爭性，但更多是巨大的互補性。中國廣袤的消費者市場和相對低廉的制造成本、美國科技水平的領先和改進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等，都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也為兩國的經濟增長和世界的和平穩定注入了巨大的動能。

　　“一帶一路”倡議將沿兩個方向展開，即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看，中國可以與其實現產能互補。以中亞為例，一些中亞國家沒有水泥廠，如果要買水泥，只能去土耳其，土耳其的水泥一是比較昂貴，二是質量也不太好。

　　2014年，中國幫助阿塞拜疆建造了日產5000噸的水泥廠，成為該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石，帶動了周邊經濟的發展。又如東南亞一些國家在某些制造業領域的成本遠低于中國，中國的一些產品轉移到這些國家生產制造再返銷中國市場，以更低的價格提供給中國的消費者，可以降低中國消費者的消費成本，同時可以銷往國際市場。從發達國家的角度來看，中國資本投資于其先進的技術、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將之帶回來與13億中國的消費者市場結合，不僅能夠幫助國內產業升級，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能夠延續發達市場的繁榮，為其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實現雙贏。

　　總之，中國的發展和崛起能夠也應該惠及世界，否則將是難以持續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我創新與海外并購

　　2017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防范金融風險和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圖1上有三條曲線：代表我國臺灣人民在過去20年中平均卡路里攝入量變化的曲線一路向下，說明當地一是人口老齡化，二是老百姓比較注意飲食了；代表日本人過去20年卡路里攝入量變化的曲線說明日本一是更加老齡化，二是日本人更加注意卡路里的控制；代表中國大陸老百姓在過去20年卡路里攝入量變化的曲線則說明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和物質生活的改善，同時，有理由相信這條曲線很快也會掉頭向下，一是中國也開始人口老齡化，二是中國人現在也非常注意飲食結構了，盡量吃低熱量高品質的食物。近年迅速興起的馬拉松運動，即折射了中國社會的轉型。

　　改革開放30年多后的今天，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從1979年到2009年，中國人均GDP增長了178倍，而人均儲蓄增長了1619倍。大量的財富積累帶來了消費或需求端的結構性升級。戶外裝備成了熱銷產品，出國旅游成了家常便飯，醫療健康成了最熱門的話題。今天中國經濟社會一個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是需求端迅速升級，因為財富的積累，也因為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腳步不會停止，另一方面是供給端的水平相對落后，尤其是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遠遠跟不上。數據表明，2015年，中國經濟的人均勞動生產率，大致相當于美國的7%，即十四分之一，或全世界各國平均水平的40%。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迫在眉睫。

　　供給側改革有兩條實現的路徑，一是自我創新，這需要進一步完善經濟金融體制；二是海外并購，這需要有效實行“拿來主義”。

　　體制機制的完善中，關鍵的一個環節是資本市場的改革發展。無論是科技與資本的結合帶來了騰訊、小米、阿里巴巴等企業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成長為世界級企業，還是市場化的并購重組成為經濟存量優化和傳統產業整合的重要推手，都證明了資本市場在中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化解中國經濟金融風險和防范資產泡沫，短期可以進行防控和疏導，而中長期只能依靠改革金融體系，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強化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來真正實現。因此，應該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堅定不移推進發行體制改革，并循序漸進推進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為中國經濟的自我創新提供廣闊的平臺，注入強大的動力。

　　2007年，IMF兩位經濟學家研究了1960~2007年近50年歷史中17個OECD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期間這些國家共發生大大小小80次經濟金融危機。研究表明，每次危機后復蘇速度最快的總是金融體系以資本市場主導的四個國家，即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而復蘇最慢的無一例外都是商業銀行主導的四個國家：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時。2008年，一場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再次襲來，盡管危機發源于華爾街，美國經濟受到了最直接的沖擊，但危機后美國經濟在發達經濟體中依然以最快的速度復蘇，歷史驚人地又重復了一遍。這充分說明一國金融體系中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和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對于經濟的彈性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大國的崛起和衰落。這給中國的啟示是，我們應該堅持推進金融改革，加快發展資本市場，并深化市場經濟體制建設。

　　供給側改革的第二條重要路徑是有效推進海外并購。近年來，隨著社會財富的激增，中國人走出國門，進行海外并購，有成功的，也不乏失敗的。成功的要素中，第一是戰略，第二是戰略，第三還是戰略。海外投資的核心戰略是投資于先進的技術、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對接中國市場，既幫助中國經濟產業升級，同時又能惠及世界。

　　因此，成功的海外投資往往包含四個重要的環節。一是與中國市場有協同效應；二是進行投后的整合，或者在制造端，或者在營銷端，或者兼而有之；三是推動投資標的與中國資本市場對接，最終實現A股、H股或A+H上市；四是惠及被投國家，甚至挽救很多發達國家的企業和產業，實現共贏。如果海外并購缺乏清晰的戰略，不能與中國13億人的消費者市場形成協同效應，那成功的機會就會減少很多。失敗的另外一些重要原因包括：咄咄逼人，涸澤而漁，不能尋求共贏，容易引發被投國家的抵觸和反彈；不能進行全產業鏈管理，人才儲備不夠，投后管理、整合、退出機制和能力不足，等等。

　　十多年前，我去日本參加一個關于中國資本市場的研討會，在那里碰到了一個清華的校友，并建議他收購一些日本的產業并引進中國市場。后來，他和幾家中國的PE公司聯手買下了日本一個行將破產的高爾夫球桿制造商，本間高爾夫（HONMA），全球唯一的一家亞洲品牌的高爾夫球桿制造商，并進行了投后整合。2016年，他們成功地將本間高爾夫帶到香港市場上市，當初1億美元的投資上市后估值為10億美元，獲得了10倍的回報。特朗普當選后，安倍到紐約拜見特朗普，送的禮物正是一根本間高爾夫的球桿，只是他可能并不知道這家公司其實已經是中國人全資擁有。我們近期訪問日本時，到訪了本間工場所在的城市酒田，了解到那里的工人和市民一開始也懷疑和抵觸中國人，后來發現中國的市場挽救了日本的民族產業和他們的工作機會，內心才真正接受中國人的投資和擁護中日友好。在這個規模不大的并購案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協同效應、投后整合、與資本市場對接和惠及對方等四大要素。同樣，在美的收購庫卡的案例中，也看到中國的市場和資本幫助德國工人保全了他們的工作機會，提升了他們的工資和待遇，最終獲得了德國上下一致的支持，這是另一起典型的實現雙贏的海外投資案例。

　　打造海外“航母戰斗群”

　　1990~2014年，能源資源類并購超過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40%，2015年中國海外并購排名前三位的行業分別是高科技、制造業、消費。海外并購熱點領域的轉移，折射了我國產業升級的步伐，也折射了中國經濟由出口導向向以內需為主的重大轉型。

　　中投公司是中國最大的主權基金，同時下轄的匯金公司也控股和參股了大量的金融機構。我們應該加快中投公司的改革和轉型，強化內部和外部的協同效應，探索有中國特色的主權財富基金管理模式，為中國的海外投資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從具體的投資策略來說，應在公開市場、另類投資與直接投資分別優化和改進，并在三者之間進行動態調整。公開市場組合投資于國際公開金融市場，保持良好流動性，實現保值增值，應優化資產配置，強化宏觀判斷，動態調節主動和被動管理比例，在一些沒有比較優勢的市場中逐步轉向被動投資或指數投資，以降低成本；另類投資組合包括私募股權、私募信用債、私募房地產、私募基礎設施和對沖基金等，這個資產類別容忍相對更高的風險，同時能夠獲取相對更高的回報。應強化中國元素，增加附加值，創造相對較高的收益，并利用這個平臺探索和加強直投能力；最為重要的是，應大力加強直接投資戰略和能力建設，重點關注與中國相關的跨境投資，服務于中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并獲得超額收益。應有效結合財務投資和支持中國經濟轉型的戰略目標，借鑒國際經驗，發揮中國優勢，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主權財富基金管理模式。與此同時，還應該通過投資于國際市場，了解世界趨勢，增強與世界溝通，發揮“智庫”和“人才庫”的作用，推動改革開放。

　　在直投的戰略和方向上，我們可以首先聚焦三條主線和四個產業。第一條主線，日韓兩國，其部分產業水平大致領先我們5~7年；第二條主線，以色列、德國和其他歐洲等國，其部分產業大致領先我們7~10年；第三條主線，美國以硅谷為代表，其部分產業大致領先我們10~15年。我們海外投資的目標應該是將這些產業分梯次地源源不斷地帶回來與中國市場結合，帶動中國產業升級，也惠及這些國家和經濟體。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密切關注發達國家最新的政治經濟動態，并順應趨勢抓住機遇。在此次美國大選中，美國的中西部各州和“鐵銹地帶”，有大量的產業工人反叛了民主黨而將選票投向特朗普，從這些產業入手可以獲得美方較大的政治支持，減小并購的阻力。而美國中西部的產業中，有大量非常先進的產業，從汽車，到農業機械，到家電產品，到生物制藥。即便其中一些較為傳統的制造業，盡管其在美國市場不再輝煌，甚至已是夕陽產業，但在中國市場可能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例如，約翰迪爾公司（John Deere）生產高品質的拖拉機，今天的美國農場都已經使用聯合收割機，而中國廣大的農村對拖拉機尤其是高端拖拉機的需求仍然非常旺盛，約翰迪爾30年前來到中國，迄今在中國市場取得了不菲的成功，在中國農村被視為“拖拉機里的寶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另外一個成功案例是中國的萬向集團在美國的子公司，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他們以中西部為主收購了美國40多家制造業企業，并將其與中國巨大的市場結合，使得所有的企業均轉虧為盈，有的投資甚至取得了十幾倍的回報，對美國當地經濟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獲得了美國社會廣泛的贊譽，真正實現了雙贏。

　　從產業形態來說，先進制造、TMT、生物醫藥和消費是中國經濟今天最為活躍和亟需升級的四大領域。因此，我們可以考慮與美國、歐洲、日本等國的金融機構共同設立產業合作基金，重點關注以上四大領域，推動中國經濟與發達經濟體的產業整合，以市場換技術，加快我產業升級的步伐。

　　中國人民追求幸福、勤勞致富、勇于競爭的精神是中國經濟社會前進生生不息的動力，但往往也不乏胡亂競爭的現象。這在中國的海外并購中尤為明顯，在任何一個意大利或法國的酒莊里，都有數個中國土豪在競價，不僅把價格飚得很高，在某種程度上也擾亂了世界市場的秩序。

　　因此，我們應該開啟中國海外投資的“航母戰斗群”模式，即由金融界與產業界、國家隊與民間力量各自發揮比較優勢，共同協作。中投公司愿與私募股權基金、地方產業基金、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上市公司、科技園區等，尤其是中投和匯金旗下的金融機構，協同作戰，各司其職，實現財務投資與產業升級戰略目標的有效結合，共同推動，形成合力，加快中國經濟轉型步伐。

　　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要有良好的歷史方位感和正確的歷史方向感。201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4300美元，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今天的北京、20年前的首爾、30年前的東京、50年前的洛杉磯、80年前的倫敦，都遭遇到霧霾問題。也就是說，今天中國遇到的很多問題，無論環境問題還是經濟社會問題，很多發達國家都曾經歷過類似的階段。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拉美和東南亞的很多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前后已經步入中等收入國家序列，今天仍然未能超過人均GDP10000美元。其中最著名的國家是阿根廷，其在1913年達到人均GDP4000美元，100年后的今天仍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因此，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因為經濟進步才能牽引社會文明的整體進步。

　　一方面，我們應該加快改革步伐，改進體制機制，加快資本市場建設，支持自主創新，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有效推動和改進海外并購，更好地實行拿來主義。如果我們做好這兩件事情，一定能夠加快中國經濟轉型和崛起的步伐。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原中國證監會創新業務監管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