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網絡的監管是一個較復雜的事情，簡單判斷是政府責任，還是平臺責任，可能都有偏頗。比如有的交易稍縱即逝，網絡痕跡作不作為證據，誰來查，這些在目前都沒有法律法規。

　　馬云最近提出，要如同治理酒駕一樣打擊假冒偽劣。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馬可波羅瓷磚董事長黃建平就淘寶上冒名侵權現象泛濫發聲。如今，很多假冒偽劣商品已經發展到網絡平臺上，隨著“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的到來，網絡打假問題又一次成為了討論熱點。

　　一、新經濟中的新的市場失靈

　　近年來阿里巴巴成立了專門打假的部門，配置了相當多的人力資源，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假冒品牌知識產權侵權，偽劣產品質量差低，惡意刷單不誠信并賣買客戶信息等問題屢打不絕，這是為什么呢？

　　經濟學上講，經濟生活中的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這樣一些問題由市場供求和價格機制調節來解決；而尋常買賣中質量偽劣、缺斤少兩等等問題，雙方可以在交易時，消費者通過看聞摸試等方式來簡單的甄別和解決。但如遇到蔬菜里面有多少農藥，消費者是沒有辦法甄別的，如果經過學習培訓并帶儀器等去鑒別再購買，購買者成本就太高；而在目前的網絡銷售中，由于不是一手貨一手錢面對面交易，網上店鋪的好評可以刷單造假，形成糾紛，退貨又造成時間和遞送等成本。

　　這樣的問題，經濟學上稱之為市場失靈。當然一般來說這些均界定為政府的職能。即納稅人交了錢，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即制定農藥殘留的標準，成立相關的部門，對市場上的農產品購買儀器進行檢測，降低購買者的甄別成本，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但是，傳統的經濟學，講到此為止。

　　那么，如今天這樣在網絡上的知識產權侵權、偽劣產品銷售和惡意點評刷單等等，是什么樣的市場失靈？是政府的責任嗎？我認為問題就較為復雜了。電子商務平臺，特別是如阿里巴巴這樣的大型的電子商務平臺出現之后，有了新的情況，就是這個事物對于政府來說也是新的，政府有關機構也不知道應該怎么管。以前農貿市場上短斤缺兩，在市場里放個秤就能解決了。

　　但線上的交易，比如它可以冒牌侵犯知識產權，它可以發貨比宣傳的差，購買者已經支付貨款后才發現問題，它還可以通過自己、軟件和雇人刷單來銷售假冒偽劣，你可能還不知道它的真實銷售地點等等。很有意思的是，網絡是人類促進信息對稱、節約成本的新技術，但是，在買賣雙方利益的博弈下，反而形成了人為的“信息扭曲和不對稱”。它可以稱之為網絡經濟這樣的新經濟下出現的新的“市場失靈”。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陳小平也對媒體表示，進一步加強對電子商務的監管，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政府和平臺職責劃分不清，政府對平臺監管不力，假冒偽劣泛濫。

　　其實，網絡的監管是一個較復雜的事情，簡單判斷是政府責任，還是平臺責任，可能都有偏頗。比如有的交易稍縱即逝，網絡痕跡作不作為證據，誰來查，這些在目前都沒有法律法規。其實，一個小的網絡平臺，當然，它的股權結構要合理，治理結構要清晰，平臺、做市商、投資者、消費者、會員、支付、保證金等等，都要有區別。

　　不能一個方面身兼多個功能。但是，一個行為規范的小的電子商務平臺，當供需之間發生上面提到的人為的“信息不對稱”時，它可以盡可能地通過平臺監管假冒偽劣和優良刷單等行為。但是，這需要支付成本，并且也會影響銷售，有時供需雙方不規范行為太多時，小平臺投入人力物力精力太多，它會倒閉的。也可能會有其他平臺不這樣規范操作時，它一枝獨秀，肯定會遭到劣幣驅逐良幣，是混不下去的。

　　阿里巴巴這樣巨大的平臺企業與一個小的網絡平臺公司是不一樣的。一是它的經營足夠大，小平臺公司無法承擔的上述的新的“信息扭曲和市場失靈”，如果它自愿地承擔社會責任，那么，有能力承擔和消化以前需要政府支付的監管成本，經濟學上講規模足夠大的情況下，處理這部分問題的固定成本相對縮??；二是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網上定位、圖像搜索處理等技術，創造了對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點、交易點、流向、趨勢、行為人鎖定等提供了條件。

　　這就是說，從思路上考慮，傳統市場經濟框架下的政府治理市場失靈，與新經濟框架下的治理市場失靈可能不同：即巨大的網絡平臺與政府有關部門可能要結合和互動，形成共治的方式和體系。

　　二、網絡平臺假冒偽劣問題是新經濟與傳統經濟和舊認知治理方式矛盾的表現

　　過去我們似乎也有假冒偽劣，如溫州曾經也有假劣貨問題。而近年來，傳統的那種質量差的劣貨大大減少了，為什么網絡平臺的假冒偽劣有成了一個社會關注的熱點呢？

　　這實際是新網絡經濟與傳統經濟和傳統治理方式的沖突。具體來說，有這樣幾個方面：

　　其一，我國在電子商務經濟發展方面的“彎道超車”與中國經濟層次性和區域性差距大現狀之間有著深層的矛盾。目前我國擁有阿里這樣的電子商務平臺在規模、技術和綜合性方面領先于全球，比歐美都要先進。但是從中國經濟的國情看，發展卻是參差不齊的，農村收入、文化水平、消費層次，南北東西、城鄉差距的幅度很大，這些狀況沒有辦法“彎道超車”。如農村消費者，都沒有品牌概念，只有成本貴賤意識，不管商品質量如何，先看價格高低。

　　因此，一些農村和城郊，假冒偽劣銷售就多。再比如，一些消費者有炫耀意識，明明知道是假冒產品，但只要價錢便宜和商標是名牌，就去購買。城鄉、地區、收入階層等等的發展和收入差距，決定了一些“消費者與銷售者一方接受、雙方共認甚至是共謀的假冒和質差的產品”。

　　其二，是線上平臺與線下管理方式的矛盾。傳統假劣貨是線下的，電子商務平臺則將交易放在了線上。政府過去傳統的對線下交易管理思維方式、法律法規、執法措施、執法隊伍等，不適應于監管線上交易。也就是傳統市場的管理方式，無法適用線上平臺。政府有關部門，對于這樣一個復雜的事物，既不是親身體驗者，也不知道其內部的運轉，發生了不知道怎么管的問題。

　　其三，是市場的全球性全國性與過去市場管理區域性之間的矛盾。過去，無論是省、市還是縣，市場都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過去的市場管理、執法、公安法院的配合，都是區域性的。然而，今天電商平臺面臨的卻是一個在全國甚至全球性的市場上發生的問題。如馬來西亞的假機油銷往廣州，廣州又銷往東北，就是全球性的問題，也是全國性的問題。其解決，過去轄區和線下監管的方式，無法施展。平臺對假冒偽劣的監管，成了一個線上與線下、國內與國外、地區與全國犬牙交錯的對象。

　　其四，線下支付轉變成線上支付造成的挑戰。對消費者來說，要是在線下短斤缺兩，我不給你支付就行，現在面臨的是支付也在線上，追討錢款增加了困難。出現了支付安全、貨錢不符等風險。

　　其五，實體交易與線上交易的誠信體現形式發生了變化。線下銷售，曾經有“酒好不怕巷子深”、“童叟無欺”、“足斤足兩”等誠信標準，消費者以親身感受和口口相傳來判定。線下而且范圍基本上是區域性的。但是，網絡平臺出現后，交易在全球和全國范圍，而聲譽可以由偽造優秀點評、購買量刷單、收視率等形成。使消費者真假難辨。

　　三、打擊假冒偽劣亟需出臺國務院法規

　　從這幾個矛盾上看來，用過去傳統思維方式進行監管、制定法規、執法打擊，是肯定不行的。比如，英國曾經通過一部《紅旗法案》，規定一輛汽車要3個人開，其中一個人必須步行在車子前舉著紅旗，車子行進不能超過紅旗。因為沒有看清汽車發展的未來，英國失去了汽車工業發展的機會，這以馬車時代的思維方式制定的汽車監管法案，一直被后人所嘲笑。

　　但也阻礙了英國汽車工業和機動車交通發展達三十余年之久。必須用互聯網經濟、線上線下、網絡與金融、全球市場、彎道超車等等這些新的事物及其形成的新思維方式，去制定具有廣闊眼界、時代性、未來性、綜合性的法律法規，形成適應于時代的執法體系以及法規體系，包括新經濟下的假冒偽劣案件的行政和司法處理規則、方式及程序，包括整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行為等均需要向前邁進。

　　我認為，讓阿里巴巴單打獨斗、政府各機構各自為戰、行政和司法不相配合，還是老思路、老機制、老辦法，根本就無法解決新網絡經濟體系下的假冒偽劣。

　　目前最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現代社會，是法制社會。除了從觀念上教育、影響和引導平臺經濟和使用的各利益相關和行為者，還要從法制方面形成法律法規規范各利益相關者的行為。我非常認同馬云提出的“要象打擊酒駕一樣打擊假冒偽劣”。網絡經濟中的假冒偽劣，要比酒駕復雜得多，更應該有一部法規來規范。

　　從全國的交易看，互聯網新經濟，從線上的交易規模、交易范圍、交易品種、交易形式等，越來越巨額、廣闊、多樣和復雜。急需要一部法律或者法規來進行管理。曾經的監管線下交易的一些法律法規顯然已經滿足不了形勢發展的需要。目前對于假冒偽劣商品的政府監管，各有各的法規，呈現一種“九龍治水”的情況。工商局管市場，質檢局管生產，藥品食品監管局又有自己的監管范圍，農藥的殘留量又涉及到農業部的事，還有文化產品，醫藥衛生，又涉及不同的部門。

　　這種情況下，誰都不愿意自己管理的環節出問題，容易出現互相推諉。另外，行政法規與司法的接軌也出現脫節。關于打假，我們花了很多功夫，每年都在討論，企業花了很多錢，警力也投入了很多，還是解決不了。原因在于：行政處罰力度較小，公安立案難，立案后偵察等交檢察，檢察又起訴，法院訴訟，一個環節比一個環節力度減弱，可能公安花了很大的功夫，判案的時候制假者就被放了。

　　結果是，“忙死政府，冤死平臺，累死公安，煩死檢法，笑死制假者。”我還是那句話，最終還是要從法律法規上解決問題，“應該盡快出臺一部主要解決電商平臺領域中的假冒偽劣問題的法律法規，對刷單等行為都需要具體規范。”

　　我認為，單個部門的行政法規無法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在網絡經濟中的每個環節，如果能夠出臺一部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內容全面，條款詳細，并規定工商、質檢等幾大部門在打假中的職責，以及行政職能、公安、檢察、法院等各自依法工作的范圍和內容，這樣的法規可以和刑法的條款進行銜接，到了法院也有了依據，可以依法判案，有的可以入罪。實踐后過三四年后覺得運轉不錯，也可以細化后提交人大通過上升為法律。無論如何，中國到了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的時候了，品牌等知識產權保護，必須要有嚴格的法律法規來打擊侵權者。

　　四、阿里電子商務可以助力中國質造和中國品牌

　　打擊假冒偽劣除了“堵”，還要“疏”。我國東南沿海的制造業非常強，有很多曾經是國際品牌的代工廠，近年來由于傳統銷售方式成本高，勞動力成本提升，很多產業和訂貨都轉移到了東南亞。有的訂貨雖然轉移了，這些代工廠的生產線、裝備都還在，一些高素質的勞動力也還在。很多以假亂真的“A貨”就是這些代工廠生產出來的。但生產出來的這些假冒商品，可能質量比在東南亞生產的正品還好。

　　實際上，一些過去外資大公司轉移后，或者訂單轉移后，其生產線和裝備等閑置，各環節分散到各個不同的小廠，勞動力的成本也比在外資和銷售較旺時有所下降，工業地價和租金也因市場需求而下降，重新整合可以恢復其優勢。

　　這是一種制造業重整后的優勢，應當加以適當引導，阿里可以開展中國質造和品牌行動，給這些“A貨”的生產能力，進行線上渠道扶持，通過網絡宣傳和銷售，培育轉化成國內優質原創品牌，實際上，銷售渠道與閑置生產能力的結合，是一種新的整合。這就是互聯網是可以帶動實體經濟發展的一個例子。

　　地方利益干擾，也是一個打假遇到的阻力。產業轉移走了，就業怎么辦？一些地方會對假冒產品的代工廠實行地方保護，因為這些代工廠對當地的稅收增加、就業擴大、產業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通過網絡渠道整合開工不足轉而仿冒的制造業，擴大其銷售流量，形成國內品牌，引導消費者消費，既滿足了地方生產、就業、稅收的需要，又能把生產線、裝備和勞動力等利用起來，對打擊假冒偽劣產品也是很好的疏導，對振興中國制造業是極大的推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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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