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國經濟下行有三方面原因，人口少子化、老齡化和人口增長速度快速放慢占55%。與國民經濟高稅費、高社保、高借貸成本、高房地價格及租金、高運輸費用等占30%。對外經濟關系中的教育、旅游服務貿易逆差，以及移民和資金外流占15%。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看，中國GDP增速從2007年最高時的14.7%，下滑到2015年的6.9%。截止2016年1月，國內需求不足已導致工業品出廠價格連續47個月下降，勞動力人口減少導致勞動力工資和社保等成本上升，使工業產能開工率在65%-70%之間。現代經濟學描述的例行經濟周期，一般也只不過3-5年。而如果沒有2008年底開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強刺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實際上從那時就開始了下行，迄今已遭遇了近8年多的下行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余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作為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經歷了所有制結構方面公有制為主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經濟運行方面計劃縱向管理和市場橫向調節共同作用，收入分配方面按勞分配為主與多種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等兩個歷史階段。

　　這為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繁雜的事例，也提供了足夠長時間的觀察過程。今天，中國經濟又到了一個持續下行、未來迷茫的十字路口上，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要探究其造成國民經濟下行的深層次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找出跨越衰退，實現逆勢復興的思路和對策。

　　2014年起，我就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為什么會突然下行這個問題，從三個方面開始了思考：第一，會不會與人口少子化、老齡化和人口增長速度快速放慢有關？第二，會不會與國民經濟高稅費、高社保、高借貸成本、高房地價格及租金、高運輸費用等有關？第三，會不會與對外經濟關系中的教育、旅游服務貿易逆差，以及移民和資金外流有關？我研究判斷的結果是：第一因素的權重要占到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55%左右，第二因素占30%左右，第三因素占15%左右。需要明確的是，這次形成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主要內在成因，以人口的急劇變動為主。

　　我們面臨的關鍵問題是，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時間還會有多長，幅度還會多大？如果中國未來經濟的增長速度下行到5%，甚至4%，并且是一個長遠期、經常化的狀態，而如果印度每年增長速度在6%到9%，美國增長速度為3%左右。

　　那么，在國際社會的經濟競爭中，中國在21世紀中葉建成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中國的百年復興之夢，都會成為泡影，中國也不可能進入世界一流國家的行列。這次國民經濟的下行，是不是中國發展到達中等收入水平后遇到的一次陷阱之上的驚險一跳呢？

　　根據史學家的考察，歐洲工業化之前經濟增長很緩慢的原因，除了歐洲自身經濟的不平衡及其時代危機外，貫穿整個時期的根本問題還是人口。人口停滯，并在17世紀因戰爭影響而惡化，而且在1700年后人口也是緩慢增長。被剝奪了增長著的人口產生的額外需求，貿易便失去了活力。

　　人口增長緩慢，特別是局部絕對數的減少，影響了對農業產品的需求，糧食市場凋敝，農業生產主要是生產者自用，農業生產率幾乎沒有任何增長，直到19世紀，饑餓仍然是歐洲周期性的威脅要素。[2]實際上，歐洲后來經濟的繁榮，起始于工業向外拓展需求市場，而且主要是工業化開始后其內部人口的增長。

　　動態分析中國的增長時，以人口為基礎的勞動力、創新、創業等供給與消費和投資變動，是最基本的兩方面因素。然而，中國經濟學界過去研究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時，主流思想是受馬爾薩斯和馬寅初，包括適度人口論和梅多斯俱樂部悲觀派觀點的影響，從人口與經濟、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協調方面去考慮，而很少考慮人口是生產、創新、創業、消費和的要素，其數量增長、結構變化和流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密切的相關關系。

　　因此，他們的政策主張，大多是要控制人口的生育。而宏觀經濟學家們，在觀測經濟繁榮和蕭條過程中，往往又忽視了人口數量增減、結構變化和流動等變量對經濟波動和消長的影響。

　　一般的人口經濟學所揭示的人口增長規律是，游牧和農業時代：由于營養不良、疾病、戰爭等，人口增長呈現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特征；工業化初期：由于生育觀念沒有變化，營養狀況和醫療條件改善等因素，發生了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長率的人口“爆炸”；工業化中期：由于市場化程度提高，生活成本約束，加上避孕技術的發展，進入中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人口數量從中速向低速增長的轉型時期；工業化后期和后工業社會：由于單身人群規模增加、家庭結構小型化、結婚年齡推遲、人均壽命延長、撫養成本進一步加大、各類工業污染嚴重、職場競爭加劇等因素，人口增長進入了極低生育率、低死亡率、極低增長率，甚至是負增長率時期。

　　這其實是市場經濟運行下的一個自然降低的過程，是每個國家都會經歷的。但是，與其他人口自然增長的國家不同，中國在此時還進行了較為嚴厲的行政強制性干預，實行城鎮一胎和農村一胎半的計劃生育。

　　所以，在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動態過程中，如果假定中國與自然調節人口增長階段變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基礎因素一樣，而無視中國人口變動的差異，顯然會形成錯誤的結論。現代經濟增長學教科書中，找不到中國這樣特殊情況的理論闡述，可以用它的方法分析一般問題，但解釋不了中國經濟下行的特殊原因。

　　從“人口”這一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骨骼出發，研究人口生育管制和人口流動干預對經濟的影響，將對人口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理論提供一個新思路。雖然已有很多學者對于人口與經濟的關系進行過研究，除了馬爾薩斯、馬寅初、索維、梅多斯等人的人口爆炸、適度人口及人口需求與增長極限等需要國家干預和控制人口的理論外，也有貝克爾、熊彼特、舒爾茨等人從成本及機會成本、婦女受教育水平、人口流動、城市化、避孕技術等會抑制人口爆炸式增長，價格機制和技術進步會平衡和擴展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供給空間，得出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人口增長模式會自動轉型，不需要國家進行縮減性干預等一系列相反的學術成果。

　　但是，我們所做工作是，研究一個占全球近20%的人口大國——中國的特殊案例，有望在人口經濟、經濟發展等理論方面，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取得如下進展。

　　1.從經濟學的視角界定人口生育權和遷移權。人口生育和遷移的調節有市場和政府兩種不同影響方式，生育權和遷移權最終歸屬國家還是個人，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是不同的。一般來說，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中，人口生育數量和人口遷移由家庭和個人決定，政府最多起指導性作用。

　　這是因為如果國家的治理能力不特別強有力的情況下，人口生育多少由國家計劃時，會遭到個人和家族的反對，如當年想強力控制人口生育的甘地在印度碰到其政策設想流產的局面。而中國因為在其1978年后采取了政治上適度集中和經濟上向分散轉型的有利于經濟快速發展的組合模式，政府的控制和治理能力較強。因此，出于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資源和生態環境相協調這樣一種愿望的計劃生育和流動管制體制，能夠得以建立并能得到強有力的貫徹實施。

　　2.提供一個占全球20%左右人口的特殊實踐案例研究。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1949年到2013年間，中國人口再生產與物質生產在前30年和后30多年兩個階段中，決策權組合存在著“自主+計劃”和“計劃+市場”的扭曲。改革開放前30年間，中國經濟體制實行計劃經濟，人口生育和流動選擇權卻為自主；而國民經濟上向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轉變的過程中，即改革開放后30年多間，人口生育和遷移選擇權由家庭和個人收歸到了國家，并由政府進行強制管控。

　　當然，當年人們對計劃經濟導致的低效率等諸多問題感受深刻，而忽視了經濟計劃，人口卻由個人自主生育，則低效率的生產供給增長不能滿足自主生育的人口快速增長的需求這一尖銳矛盾。而且，當時還面臨著1000多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回城就業、國內糧食生產不足和需要進口，外匯極度短缺等困難。人口數量增長和人口流動，是交由社會自動平衡，還是由國家進行干預，中國長達幾十年的實踐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最好的研究案例。

　　3.提出一個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延期影響關系定理，即人口增長速度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存在一個20年的滯后期。在因戰爭、瘟疫、生育政策改變等影響人口增長不規律，人口增長率大起大落的國家，20年左右前的人口增長速度上行或者下行，會影響現在經濟增長速度的上行或者下行。我研究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長率與20年后1994年到2014年的人口增長率之間的關系，發現它們高度相關。

　　從經濟角度對這種滯后關系進行解釋：由于人口20歲左右進入勞動年齡，將擴大或者收縮國民經濟勞動力投入的規模；要租房購房，擴大或者減少對房屋的需求，導致房地產及相關產業的擴張和收縮；要結婚生子，就會擴大或者減少對日常生活、耐用消費品，包括家庭汽車等消費品的需求。因此，20歲左右的人口開始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力軍力量，這部分人口的增加和減少，對消費和投資需求及產業規模等決定經濟增速上行和下行的重要因素，有著重大影響。

　　4.從數理和實踐上證明人口結構變動影響經濟的排浪式興起和衰退。人口結構不規則變動，在長期的過程中，引致經濟產業排浪式繁榮或者衰退，推動經濟增長波浪式持續上行或者波浪式持續下行。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前中期的人口爆炸式及快速增長，實際是為后期長達數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推動從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發達國家轉型，積累人口推動力量。

　　在人口生育率長期穩定在均衡替代率水平(人口規模長期不變)，人口年齡結構均衡的狀況下，由于各年齡段減少的人口，逐級會有新增的人口進行相應地彌補，所以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與人口變動無關，而是由財政收入支出、對外貿易和投資逆順差引致，或者戰爭、饑荒等重大事件引起。

　　當人口生育率在人口均衡替代率水平上下波動較大時，人口結構柱會出現凹凸不平、底大上小，或底小上大等幾種形狀。長期過程中，便會導致宏觀經濟有以下四種變動情形：

　　一是人口結構柱凸的部分，表明這一時期生育率短中期間高于均衡替代率，出現嬰兒潮，導致從婦產醫院、托兒所、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勞動密集產業、房地產、耐用消費品、汽車、旅游、醫療健康、養老院、火葬場、墓地，各產業及其相關產業此起彼伏，形成一波排浪式繁榮；

　　二是相反的情況，即人口結構柱凹的部分，表明這一時期人口生育率短中期間低于均衡替代率，則形成一波各產業排浪式的衰退；

　　三是當人口生育率長期高于均衡替代率時，人口結構柱是一個下大上小的形狀，期間每年不斷增長的嬰兒人口，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帶來從婦產醫院到墓地各產業及其相關產業持續不斷的繁榮，也即經濟高增長的數十年階段；

　　四是當人口生育率長期低于均衡替代率，人口結構柱是一個下小上大的形狀，期間每年出生的新生兒都比上年減少，在一個相當長時間內，帶來從婦產醫院到墓地各產業及其相關產業持續不斷的衰退，也即進入中低增長，甚至是數十年的低增長甚至負增長時期。當然，也有人口生育上行或者下行過程中，嵌入嬰兒漲潮或者嬰兒退潮，也即在上小下大，或者上大下小的人口結構柱中，邊緣不是平滑的，而是凹凸狀的，形成混合型的人口增長變動引致的經濟增長波動過程。

　　因此，人口增長和結構變動在中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有影響。人口增速的放慢和加快，導致勞動力資源、消費需求等因素變動，最終帶來經濟增長速度的相應變動；從結構上看，當期勞動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減，會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和下降，也會造成產品養老金成本的增加和減少，在一個開放經濟中，還會影響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

　　5.提出人口前期快速增長與經濟中后期順利進入后工業社會，存在一個跨期平衡和推動的效應。一個國家如果前中期放任人口爆炸式及快速的增長，爆炸形成的人口積累，在30年后的一個階段中，助推該國快速完成工業化，進入發達的后工業社會；反之，一個國家前初期就開始嚴格控制人口增長速度，則可能人口儲備規模不夠，出現嚴重的經濟主力人口不足、少子化和老齡化現象，在工業化后期快要進入后工業社會的時候，失去足夠青壯年人口規模的助推力量。前期快速增長的人口儲備積累是發展中國家從現代化起步，未來幾十年內經濟從低增長到高增長，最后推動其進入工業化社會的重要爆發力；而人口進入低生育率，人口力量萎縮，是一些新興工業化和老牌發達國家，進入經濟低速度增長，甚至負增長時期的重要原因。

　　學界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是少子化和老齡化。我們在研究中提出的一個重要范疇是經濟主力人口，指20到45歲區間的人口。這部分人口在就業創業創新、投資和消費等方面，均是最富有能力的人口資源和人力資本。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者減少，也就意味著勞動力供給，住宅、耐用消費品、汽車、奢侈品購買和消費，創業投資，發明專利和技術產業化等方面的增加或者減少變化。因而，這部分人口規模的收縮或者擴張，對國民經濟繁榮和蕭條的影響較大。

　　韓國、臺灣和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階段，具有相同的組合發展模式，即政治上相對集中、經濟上市場化，同時還同屬東亞文化體系，前二者屬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后者屬于發展中國家。以它們為例，從工業化過程比較看，韓臺的經濟發展分別始于20世紀60年代和50年代，從GDP增長8%的速度跌下來的年份分別是1998和2003年，高增長了42到48年；而中國如果從人均GDP200美元的1978年后算起，8%速度以前經濟增長的時間為33年，[4]中國大陸與之相比高增長的發展時間分別短了9年和15年。在從8%的增速跌落的年份，中國大陸的人均GDP比韓臺少一半多，人口生育率低于韓臺，人口自然增長率低于臺灣，略高于韓國，人口老化程度高于臺灣和韓國。

　　6.定義計劃生育“人口坑”的概念，并對其造成的經濟后果進行詳細分析。當一個國家人口再生產實行政府計劃，而產業運行和發展則由市場機制自動調節時，人口生育和增長既受到政府管制的調節，又受到社會經濟內在自動調節機制的影響，不進行政府控制條件下的人口自然增長線與受雙重調節的人口增長線之間，形成一個人口坑。

　　如果政府管制較松，人口坑較淺，不影響一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過程，只是在滯后的一個遠期中，經濟增長可能陷入低迷，如日本；而如果人口坑過深，意味著一是坑的邊緣過陡，中短期內經濟增長速度快速下降，二是形成經濟發展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并陷入長遠期經濟持續低迷的境地。

　　由于中國人口坑減少的1到44歲人口(特別是其中22到44歲最具消費需求、勞動力供給、創業創新等能力)規模近2.17億人之多，使經濟發展在中等收入向發達經濟水平跨越時，經濟增長喪失了在人口增長和人口具有年輕活力時的動力，以人口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推動力受到損害，在工業化后期快要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關鍵階段發生了未富先老和未強先衰狀況，使中國經濟失去了可以高速增長10-15年的寶貴時間。

　　7.指出計劃生育的重大弊端，只能使總量有計劃，但是對人口結構不能通過計劃使其按比例平衡。與對產業運行和發展進行政府集中管理不同的是，對人口再生產實行政府計劃，即計劃生育，只能對新生人口實行計劃，而不能對已經出生各年齡人口進行計劃和再平衡，特別是不能計劃減少老年人口數量，使其與青少年人口數量相平衡。

　　其經濟后果是：勞動力的快速減少導致成本上升，特別是養老金在產品成本中的比例會越來越大，使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發生突然的轉折，并長期可能陷于不利位勢；由于不同年齡人口的邊際消費率不同，對消費增長和需求結構發生較強烈的影響(比如青年人多和老年人少會使房地產業繁榮，而青年人少而老年人多則會使房地產業蕭條——住宅需求增長緩慢甚至停止，因老年人死亡而住宅供應量增加)，以至于產業結構也進入快速的轉折期。

　　當然，對自然生育的政府干預，如果程度過高和時間太長，由于傳統文化對男女嬰兒家庭偏好的影響，并對不同的民族實行差別化的政策，還導致了人口男女結構的失衡，以及主體民族比例相對萎縮、規模化的少數民族比例快速擴張，造成一系列的文化、社會、政治等方面的負面后果。

　　8.人口總和生育率的警戒線為2.1。考慮提早病亡和意外死亡的情況，人口總和生育率2.1是一個民族長期不萎縮的最重要的平衡替代觀測和警示指標。如果生育率長期低于2.1，在現代市場經濟和后工業社會環境中，容易形成低生育文化，生育率慣性下行，對民族的人口安全形成巨大的萎縮風險。還有輔助的指標，如果人類未來平均壽命85歲，0到14歲的人口不能低于總人口的25%。

　　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等，特別是中國大陸，在人口生育率降低到2.1水平下，還在提倡少生，還在嚴格地控制人口的生育，這對于民族人口安全是非常危險的做法。許多發展中國家學者和國家管理者的一個錯覺是，人口為什么在對生育采取指導性計劃或者強制性管制后，還在高速增長，因此在人口生育率降低到2.1時，計劃生育仍然在進行。

　　他們所忽視的是，人口生育率降低到平衡替代率2.1時，由于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效應快于控制人口生育的效應，還是會使人口快速增長一個階段。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是，快速增長的是老年人口部分，以及如果在生育率2.1時，還采取嚴厲的控制，危險來自于過度老年化，以及人口和民族群的慣性萎縮。比如，韓國的生育率如果不能提高，新生人口不能平衡替代，人口規模持續收縮，幾百年后，大韓民族必定會自行消失。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一個民族生育是多妻制、不習慣避孕、反對墮胎、多人口等生育和家庭宗教習俗，生育行為受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大，受成本收益機制、教育水平、人口流動、城市化等因素影響小，它的人口生育率可能會持久地高于2.1替代率水平，其人口增長速度會不同程度地高于其他受文化因素影響小、受成本收益機制等因素影響大的民族。

　　從數十年和幾百年的遠期看，這將改變世界人口各民族的比例結構。多生育文化的民族將成為世界人數最多的主體民族，而生育率低于替代率的民族，從久遠期看，最后終將消亡。即發生由于生育習慣不同而形成西方基督、中亞北非伊斯蘭和東亞儒家等各大文明間的此起彼落和此長彼消。

　　人口數量和結構劇烈變動必定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到固定資產壽命和人口增長速度，是影響國民經濟周期變動的兩大變動因素，這是最基本的人口經濟學原理之一。但在中國經濟增長波動研究中，學術界卻對人口問題視而不見，難免對為什么中國自2008年起長達8年經濟下行原因解釋的乏力，因而也無法提出擺脫這一困境的思路和可行的治療方案。

　　9.提出人口流動不暢是引致中國經濟下行的另一大核心解釋變量。除了人口數量和結構等變動外，其流動與城市化過程，與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現代化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如人口流動與學習中的人力資本形成，城市化各階段與制造業和服務業產業擴張的相關性，城市的聚集經濟效應等等，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本書在這方面的工作只是討論了中國人口流動和城市化，與其他國家模式的特點。

　　要提醒的是，不能以表面的數據，如用中國常住6個月以上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與世界一般進入發達國家城市化、人均GDP等數據對比，來探討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流動和城市過程，其流動體制、流程和結果，若細致地與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模式相比較，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案例。

　　農村人口城市化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規律和社會發展趨勢，世界上還沒有這種案例，一個擁有很大比例農村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可以直接轉變成發達國家。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和集中是一個國家高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在城市化水平發展到65%左右時，基本完成工業化，85%左右時進入較成熟的后工業化國家。

　　從劉易斯和舒爾茨等人的二元結構和人力資本理論看，人口流動，特別是城市化，既是流動過程中通過學習形成人力資本的過程，也是剩余勞動力得到利用、收入提高和相關土地等資源重新配置，推動經濟強勁增長的階段。舒爾茨經過計算，發現美國20世紀初的經濟增長動力有1/4來自于人口流動。

　　中國與其他國家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的不同在于：由于戶籍限制、房地價格太高、無土地等財產收益基礎、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不公平，人口向城市的流程是“青出老回”和城鎮中漂泊；農民使用的耕地、宅地和林地等，由于所有權結構的復雜性，其到城市務工后，農村資源的再配置存在障礙，規模經濟和現代農業舉步維艱；政府強制征用和寡頭壟斷賣地的方式，盲目擴大城區和開發區，項目用地高算多報，使土地的再配置浪費很大；

　　城市中的資金不能通過交易和股份等長期共盈的方式，進入農場、林場和其他農村項目；大部分兒童、婦女和老人留守農村，包括進城農民工及其子女(由于不平等的歧視)在公共和準公共產品方面的消費水平也較低，對教育、醫療、健康和養老等服務的消費能力和支出有限。

　　國內有的經濟學家們往往簡單地將中國的人口流動和城市化水平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而忽視了中國在戶籍、流程、公共服務制度和土地體制上的巨大差異。城鄉戶籍不統一，教育等公共服務不平等，社會保障不公平，土地體制僵化等等，使得人口流動、消費和投資、農村土地等資源的再配置，這些其他國家可以強勁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因，在我國銳減一半。

　　從中國經濟運行、增長、發展和開放的情況看，經濟學的研究，關鍵的是需要理清分析的脈絡和流程。“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動→勞動力供給的變動→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變化→工資的變化→國民經濟養老成本的提高→國內市場和出口的競爭力”，“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消費增長速度的變化→消費結構的變化→老年人與青年人消費傾向的不同→增長的消費拉動力”，就是經濟景氣和增長與人口增速和結構有關的相互作用脈絡，順著這樣的邏輯線索才能認清經濟下行的原因之一。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