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馮明

　　如果說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這兩個維度的數據表現基本平穩、在預期之內、變化不大的話，那么金融領域系統性風險的積聚則超出了預期，亟需密切關注和防范，將成為下半年及未來一段時間政策和市場關注的焦點問題。

金融領域風險積聚已超預期

　　國家統計局于7月15日和16日發布了今年第二季度和上半年中國經濟的統計數字。整體來看，201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表現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一是，部分經濟結構指標持續改善；二是，經濟增長速度短期趨穩，但下行壓力猶存；三是，金融系統性風險積聚，亟需密切關注和防范。

　　經濟結構方面。首先，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繼續上升，今年上半年達到54.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8個百分點。其次，高新技術產業增速達到10.2%，占比提高到12.1%，新業態新增長點在孕育成長。再次，三大需求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高到73.4%，投資和凈出口的貢獻率分別為37%和-10.4%，表明在內外部條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的內生性在增強。

　　另外，采購經理指數（PMI）和分行業用電量等數據也支持經濟結構發生改善的結論。服務業PMI始終處于榮枯線之上。第三產業和居民生活電力消費量今年上半年的同比增速分別為9.2%和7.7%，遠高于第二產業用電量增速。三產用電和居民生活用電量對新增用電量的貢獻超過五分之四。

　　除此之外，有兩個方面的結構性指標較為負面。

　　一是，上半年居民收入同比實際增長6.5%，延續了一季度低于GDP實際增速的格局。特別是在氣象災害和外部市場的沖擊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在下半年仍將面臨較大壓力。要素分配結構是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基礎，居民收入增速應當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視。

　　二是，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的價格缺口持續拉大。由房價上漲和部分壟斷性服務業價格上升引起的“消極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會導致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同時也不利于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按照初步核算的結果，今年上半年GDP實際同比增長6.7%，與去年同期相比回落了0.3個百分點。工業增長輕微反彈至6.2%，生產者物價指數（PPI）降幅已經有所收窄，表明制造業領域通縮的情況在邊際好轉，去庫存初見成效。但在周期性因素的結構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壓力仍然存在。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根本原因在于投資回報率下降和投資機會缺乏，主要是周期性現象，應當客觀看待和對待，切忌“揠苗助長”。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投資應當及時補位，防止儲蓄資源、生產能力和勞動力資源浪費。

　　如果說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這兩個維度的數據表現基本平穩、在預期之內、變化不大的話，那么金融領域系統性風險的積聚則超出了預期，可能成為下半年及未來一段時間政策和市場關注的焦點問題。

　　去年以前，宏觀債務管理和“去杠桿”政策主要關注的是地方政府債務和非金融企業債務；而接下來，金融系統內部的債務將成為宏觀債務管理的重要對象，其背后是金融系統和債權債務關系的加速復雜化。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首先，金融市場波動加大，資金脫實向虛、“熱了金融、冷了實體”的現象突出。M1增速居高不下，企業持有大量現金和活期存款，伺機而動，助長了金融市場的快進快出和板塊輪動。

　　其二，在投資機會缺乏和金融科技創新的大環境下，大量散戶儲蓄資源流向P2P，違約、“跑路”案例時有發生。

　　其三，商業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為了解決資產負債方收益成本倒掛問題、并規避監管約束，大量通過應收賬款、理財、銀證、銀信、銀保、小貸公司等同業往來設計出復雜的金融結構，進行債權債務創造。于是，不僅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在增加，金融系統內部的債務也在快速積累。這類債務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傳統商業銀行貸款和債券市場融資的增速。

　　債權債務關系的復雜度增加了交易環節和交易成本，同時也是加杠桿的過程，并且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關聯度，增加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爆發的可能。對此，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是要主動加強金融監管，特別是要完善對依托于新技術的金融創新和機構間復雜結構產品的研究和管理，查風險，補漏洞。二是要做好被動防守工作，妥善處理去杠桿過程中的薄弱環節，防止個體性違約事件通過金融系統傳導造成大范圍的市場動蕩。

　　總而言之，“宏觀審慎”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第三政策支柱的作用越來越凸顯。宏觀審慎的目的就是要在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避免資金脫實向虛。金融本來是實體經濟的潤滑劑和加油站，說到底是為了給實體經濟服務的；千萬不能為了加油站自己燒得火熱，而冷了實體經濟。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方面，理論和政策界可以說已經形成了基本共識，過去兩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定位。要堅持更有力度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靈活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上，增支和結構性減稅雙管齊下；貨幣政策上，繼續推進利率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讓實際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這兩個全局性價格指標與國內外經濟基本面相適應，為結構性改革爭取時間和空間。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青年研究員。曾任哈佛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