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吳曉波

　　北京與紐約非常的相似，它們所有的榮耀都與摩天大樓和金錢有關，而它們的憂傷，或許也就是權勢和財富本身。

　　我跟劉強東站在“天眼”的邊上，你瞧我一眼，我瞧你一眼。

　　“天眼”在“大褲衩”的第三十七層，往下一望是一百三十米的地面，膽大的人在上面蹦蹦跳跳，有恐高癥的人靠近旁邊便會雙腿發軟。那天，去CCTV二套錄直播，時間還早，編導就領著我們四處亂逛。黃昏的天穹之下，北京的夜色被一層薄薄的霧霾遮掩，好像眼簾之前隔了一層不明真相的紗。

　　就在“大褲衩”的西南方向，一幢更高大的摩天大樓正拔地而起，雖然還沒有結頂，但已露出不可一世的霸氣。這座已經被定名為中國尊的大樓，建筑總高528米，業主為超級央企中信集團，預計總投資240億元，不出意外的話，它會在今年年底主體封頂，屆時將是北京城的第一高樓。

　　也就在最近這段時間，關于中國尊的高度突然發生了討論，原因是有人算了一下，它居然比紐約的新世貿中心矮了13米。

　　紐約是摩天大樓的標版城市。1931年建造的帝國大廈，以381米的高度，在很長時間里是世界最高樓。1976年，411米的世貿中心取而代之，25年后，它作為西方文明的標志遭到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攻擊。

　　到2015年，新世貿中心建成，原本設計的主樓高度為417米，為了超過芝加哥的兩棟大樓，繼續保持美國第一高樓的記錄，營造者硬生生地在樓頂樹了一根408英尺（約124米）高的桅桿，把大樓高度拉抬到541米。這種做法遭到芝加哥人的抗議，可是最后還是得到了美國高層建筑與城市住宅委員會的認定。

　　“紐約人會‘作弊’，我們北京人為什么那么傻。難道我們不能眾籌一根15米的桅桿嗎？”這個玩笑會不會成真，到今年年底就會揭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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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暗暗與紐約人斗氣，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7月初，有一家中介機構算了一筆賬，經歷這一輪地價和房價暴漲之后，中國前二十大城市的房屋總值之和，居然已經超過了美國國土面積上所有房屋的總值。其中，北京的房屋總值是紐約的五倍，西城區金融街的寫字樓租金也早已超過了著名的曼哈頓。

　　另外兩個趕超數據，是世界500強的總部數和超級富豪人數。

　　就在我與劉強東錄節目的一個月后，《財富》公布了2015年度的世界500強，京東作為唯一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入選，在這個榜單上，中國上榜企業共計110家再次刷新紀錄，總部位于北京的企業有58家，遠遠超過了紐約的25家。

　　趕來湊熱鬧的還有胡潤。

　　根據胡潤百富榜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居住在北京的、身價在10億美金之上的超級富豪人數大概有100位，而紐約只有95位。“我想這兩個數字會越拉越大。”已經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年的胡潤對我說，相比北京，他更喜歡上海，但他每年的百富榜都會在北京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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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天大樓和財富，也許能證明什么，也許什么也無法證明。

　　250年前，英國人亞當·斯密躲在家里寫《國富論》的時候，曾經比較過倫敦與紐約的房價和勞動工資，他發現，“最高的勞動工資，不是出現在最富的國家，而是出現在最興旺繁榮或者說致富最快的國家。英格蘭現今肯定是比北美地區更富的國家，可是，北美的勞動工資比英格蘭任何地區更高。”

　　據此，這位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得出的結論是，北美殖民地處于進步狀態，“引起勞動工資上升的，不是國民財富的實際大小，而是它的不斷增長。”

　　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北京無疑正處在進步狀態，哪怕是與公認的“世界都市之王”紐約相比。而這種進步到底意味著什么，卻會引起很大的爭議，甚至憤怒。

　　對于北京的出租車司機來說，這種進步好像與他并沒有太大的關系。

　　在1986年前后，北京是一座被“面的”統治的城市，混亂的交通，無序的胡同，在二環邊上偶爾還能看到驢車在奔蹄。一位出租車司機的月收入約為3000元，是一個相當體面和讓人驕傲的職業，在當時，西城區的房價大概在3500元/平方左右。

　　三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出租車司機的平均月收入為5000元，而西城區的房價沒有低于5萬元/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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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美國進入喧騰浮夸的肯尼迪時代，居住在紐約的簡·雅各布斯發表了《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她認為摩天大樓和超級城市模式破壞了紐約的多樣性，進而毀掉了整個城市。

　　從此以后，“紐約病”成了大城市病的代名詞。

　　雅各布斯在書中描述的所有景象，在北京幾乎全部找得到，甚至更加的嚴重和不堪。我的前同事王軍寫過一本《城記》，詳盡地記錄了老北京城“死亡”的過程。在1950年代后期，大量的明清城墻被拆毀，梁思成咬牙切齒地詛咒說，“今天，你們拆了舊的，明天你們會后悔，會再去建假的”。

　　今天的北京城里，不但有假的永定門城樓、假的西單牌樓、假的前門大街和五牌樓，同時更有奇裝異服般的大褲衩、水立方和鴨蛋一樣的國家大劇院，他們與南鑼鼓巷胡同等一起，不可逆轉地混搭成新北京的全部特征。

　　就如同當今的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一樣，北京充滿了一言難盡的泡沫化氣質，它絢麗、快速變化而顯得不太真實。它是成長最快的新巨人，卻在性格上有深刻的文化自卑和機制性的缺陷。

　　也許五十年后再來看今天的北京，會如同今天的紐約人看自己的城市。人類總是在兩難中創造一個不可思議的新物種，它也許很糟糕，但糟糕也是一種合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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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發明了“歷史的鐘擺”一詞，在當今的政經世界里，鐘擺在紐約響一下，又在北京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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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愛他，請送他去紐約，因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請送他去紐約，因為那里是地獄……”很多北京人記得這句臺詞。

　　1994年，一部名為《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連續劇熱播全中國，大提琴家王起明和妻子郭燕逃離北京，寧可從貧民窟的地下室重新開始他們的人生。在那里他們學習端盤子、開工廠、爾虞我詐和咀嚼金錢的甘苦，在故事的最后，扮演王起明的姜文用他的大舌頭狠命吼道——

　　“你說清楚誰是失敗者。我不是失敗者，我是厭倦，我討厭，我討厭他媽的紐約，我討厭他媽的美國，我討厭這的一切。”

　　其實，當王起明討厭這一切的時候，他已經成為了紐約的一部分。

　　就如同在今天的北京，三環之內的居民，絕大多數是近二十年間沖進來的新北京人，他們討厭北京的空氣，討厭北京的交通，討厭北京的勢利，討厭他媽的這一切，但是，他們就是北京的一部分。

　　在這一點上，北京與紐約非常的相似，它們所有的榮耀都與摩天大樓和金錢有關，而它們的憂傷，或許也就是權勢和財富本身。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