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雪珥

　　在此前的全球化進程中，美國無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及最重要的推動者。當然，全球化的紅利的確未能惠及所有美國人——“大鍋飯”式的雨露均沾，在任何一個現實社會中都還只是美好的夢而已。

　　第一焦點？經濟！

　　“習特會”舉行在即，中美關系再度引發全球矚目。我的確沒有想到，在當下似乎充滿各種不確定性的中美關系中，經濟依然是美國智庫精英最為關注的焦點，甚至超出了朝核危機及南海問題。

　　作為特朗普宣誓就職后到訪美國的首個中國智庫，我隨盤古智庫代表團走訪了16家美國主流智庫，會見了數十位頂尖研究專家。這些智庫及專家，大多數是研究安全、外交等政治領域，并非經濟，但幾乎每家智庫都至少用近半的會面時間，探討經濟問題。經濟，的確是最大的政治。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16家涵蓋了左中右各色立場的智庫，雖然在政治議題、尤其對特朗普的評價上分歧很大，甚至相互對立，但經濟議題上表現出驚人的一致：

　　一、均十分重視經濟在中美關系中的關鍵作用；

　　二、均看好特朗普對美國國內經濟的推動作用；至少認為，即便特朗普未必能直接拉動經濟，但其對既有格局的“破”，利于打破僵局，利于市場力量隨后發揮作用，拉動美經濟發展。用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話說：“混亂也是力量”。

　　三、均基本認可特朗普對中美經濟關系的看法，即美國吃虧了、甚至吃大虧了；

　　四、均基本贊同對中國進行某種程度的經濟反制，盡管普遍并不看好貿易戰的前景。

　　即便在對待朝核問題上，這些美國智庫都未表現得如此一致。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在當下的中美關系下，經濟依然是最大的關注點；在如何評價此前三十多年的中美關系、尤其經濟關系上，美國精英或許的確形成了某些共識。

　　全球化吃虧？偽命題！

　　不僅特朗普認為美國是全球化的吃虧者，我們所走訪的不少智庫也是這么認為的。

　　其實，這些智庫本身無一例外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一些智庫在華盛頓或者紐約擁有自己的辦公房產、甚至整幢樓。只要稍有歷史常識，就可明白：在此前的全球化進程中，美國無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及最重要的推動者。當然，全球化的紅利的確未能惠及所有美國人——“大鍋飯”式的雨露均沾，在任何一個現實社會中都還只是美好的夢而已。

　　此次出訪，我在費城晨跑走錯了路，在距離下榻的五星級酒店僅僅兩公里開外，發現了連綿的廢舊廠房，凋敝斑駁，荒草叢生，與不遠處輝煌的城市形成極大的反差，宛若兩個世界。這樣的景色，我本以為只有在所謂“鐵銹地帶”才能看到，而費城可是東部發達地區。貧富懸殊，不僅存在于每個國家，甚至存在于每個城市；不僅存在于全球化之前，更存在于全球化之后。美國如此，中國何嘗不是如此？這是兩國乃至更多國家需面對的共同問題。

　　其實，納入全球化體系的國家，哪些是受益者、哪些是吃虧者，這實在是個偽命題。每個國家內都有受益者與吃虧者。有實際意義的問題是：哪些人群是受益者、哪些人群是吃虧者？實現“帕累托最優”的難度，在每個國家的不同人群之間，要比在不同國家之間更為艱難。走訪的多家美國智庫都明確指出，特朗普所謂的那些全球化的吃虧者，僅僅是美國的某些產業，比如低端制造業。此類產業中的問題，尤其是就業問題，究竟是因中國競爭造成的，還是技術進步本身帶來的？在時間頗緊的交流中，美國的智庫同行們顯然回避了這個話題，而這個話題卻直接關系到當下美國對中美關系、尤其是對經貿關系的定位。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對內動員手法，頗有“階級斗爭”的烙印，乃至于他的就職演說，也是一篇充滿了“革命激情”的檄文。他的難題在于：用斗爭思維可以奪得江山，用斗爭思維還能治理天下嗎？

　　美資在華受歧視？自作多情！

　　美國的智庫同行們普遍關注的，是美資企業在華受到歧視。

　　各種現象歸結起來，“歧視”大約集中于：一、中國政策環境對美資企業變得更為“惡劣”；二、中國的一些行業、比如金融服務行業，依然沒有對美資開放。

　　中國的政策環境的確發生了變化，而美國智庫同行普遍忽略了：不少案例，究竟是“受歧視”，還是僅僅從之前的“超國民待遇”回歸到了“國民待遇”。畢竟，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給予外資讓利優惠的“超國民待遇”相當普遍，如今回歸“國民待遇”，不僅是市場和法制經濟的應有之意，也是中國進步的表現。當然，對于一些享受慣了特權的外資企業，的確有一個適應的過程，也有一個對投入產出比進行重新計算權衡的過程。

　　至于美資無法進入某些行業，既有中國尚需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繼續努力的客觀原因，也有中國基于經濟安全的主觀顧慮，后者即便在美國也并不罕見。

　　其實，在美國朋友們的抱怨中，有一個不自覺的誤讀：以為這些都是刻意針對美資的。在中國當下的“經濟新常態”（甚至是“L型”）及其伴生的“政治新生態”下，無論產業結構、還是產權結構，都在經歷幅度頗大的波動與調整。而美資當下在華所遭遇的幾乎所有困擾，并非美資“獨享”，而為所有非公企業“共享”，中國本土民營企業遠比美資更為艱難。將一個普遍的、共性的問題，看成是專門針對自己的特定行為，這實在是美國人過度“自我”，導致過度反應。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美國智庫指出，美國大企業、尤其跨國企業曾經一直是對華友好的主流，但如今因受到“歧視”也開始加入了對華強硬的行列。資本逐利，本是天性，所謂友好本是應有的手段，而非目的。從中國的角度，在如今的轉型期，自然無需刻意迎合跨國企業，但對于跨國企業在中美關系中的作用，確實值得兩國智庫進一步做實證研究。

　　美國智庫精英們對中國現狀基本面的狹隘認知，恰恰反映了美國當下進行自身改革的迫切性——美國還有不少人尚未看到自身的問題，相比之下，中國的共識及難點，早已不在是否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不過，美國的怨氣，對中國來說未必是壞事，大可大度待之，或可發揮“鯰魚效應”，倒逼中國改革。對此，中美教育基金會的張之香、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兩位女士，不約而同，都有卓見，令人感佩。

　　中國多元性？不可忽視！

　　將中國在“新常態”下出現的普遍問題，當作中國歧視美資的特殊問題，這種認知誤差不僅基于傲慢導致的自作多情，也基于偏見導致的盲點：忽略、漠視了中國自身的多元性。

　　在探討特朗普的政策時，不少美國智庫的同行甚至毫不掩飾地將特朗普描繪為“狂人”，并認真地提醒中國不要對“狂人”的言行“過度反應”。前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也鄭重建議，不必過分關注或過度回應特朗普的推特。

　　這些提醒，出發點固然是理性而善意的。但問題在于：面對一個慣于虛張聲勢、慣于使用假動作的“狂人”，什么才是“過度反應”？特朗普的假動作含有很多試探性，可算“心戰”，如果一概置之不理，是否反而會造成其誤判，在錯誤的方向愈行愈遠？

　　走訪中的各種細節顯示，美國智庫的不少人都容易忽略中國內部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在他們眼中，從外交部的發言人、到《環球時報》，再到社交媒體，似乎都是中國政府的代言人。不僅美國智庫，美媒乃至其它西方國家的主流媒體，也很容易將中國的一切人、一切事，乃至包括海外華人，都當作中國政府、中國軟實力的代表，甚至當作中國的“影響力特工”。

　　于是，在對話中我們只好不斷提醒美國朋友：

　　一、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其中當然也有特朗普式的“狂人”。美國既然有“狂人”樂于毫不收斂地刺激中國，兩國“狂人”之間自然會相互試探、相互刺激、相互激勵、相互驗證，在各自國家擠壓理性者的回旋空間。

　　二、多元言論在美國固然有足夠的表達空間與渠道，在如今的中國也有相當充分的表達空間與渠道。中國媒體、尤其社交媒體上，所謂“左派”、“右派”之爭、所謂“鷹派”、“鴿派”之爭，近年從未斷絕過，甚至令網絡成為輿論場的“上甘嶺”。

　　三、美國的媒體言論未必代表政府，但有時也未必就不“姓黨”；中國的媒體、甚至包括《環球時報》的言論同樣也未必時時代表政府，不必過度解讀。

　　有意思的是，每當我們點破這一基本常識，美國同行往往作恍然大悟狀。其實，常識就在身邊，很好理解，也很易忽略。

　　特朗普與他的前任們有很多區別，據說其中一個很大的區別是，他不喜歡大多數的所謂“智庫”，不大可能聽取他們的建議。這未必是件壞事。

　　倘或這是一個實干出身、對經驗主義頗為依賴的企業家總統，通過生活閱歷中所形成的觀感，那的確也從某個程度證明了偏見如何遮蔽了美國智庫的視線，以至于閹割了自己在新總統面前的利用價值。

　　盡力以專業主義消除偏見，不僅有助于美國智庫更好地找回自己在美國的定位，也有助于中美兩國更為清晰地對望。

　　(本文作者介紹：作家，專攻中國改革史，著有《國運1909》《辛亥計劃外革命》《天子腳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