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連平

　　未來五年，金融市場創新機制的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的健全、金融機構國際競爭力的培育、金融業規劃和統籌監管能力的提升以及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能力的增強，是中國金融面臨的重要任務。

連平：中國金融改革開放跨上新臺階

　　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體系改革開放持續推進，在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金融市場和資本金融賬戶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宏觀調控體系和金融風險防控機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

　　一、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突破

　　五年來，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邁出了新的關鍵步伐，銀行體系利率管制基本放開，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不斷建立健全，銀行利率市場化浮動基本實現；金融市場基準利率逐步培育，中央銀行利率調控體系逐步完善。

　　2012年6月，央行首次允許人民幣存款利率上浮，意味著我國利率市場化進入了實質性的攻堅階段。2013年7月，央行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由金融機構根據商業原則自主確定貸款利率水平，人民幣貸款利率開始市場化浮動。2015年10月，央行放開存款利率上限。至此，我國存貸利率管制基本放開，利率進入了市場化浮動的新階段，利率市場化改革邁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關鍵步驟。

　　取消利率浮動的行政管制并不意味著利率市場化已徹底完成。目前存貸款基準利率仍由貨幣當局確定并公布。未來可逐步簡化和歸并央行公布的商業銀行存貸款基準利率體系，并最終取消貨幣當局公布商業銀行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做法，由商業銀行根據政策利率來自主確定存貸款利率。貨幣當局的利率調控將更加倚重市場化的貨幣政策工具和傳導機制。下一步利率市場化改革核心任務是建立健全與市場相適應的利率形成和調控機制，提高央行調控市場利率的有效性。

　　2013年9月，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建立。其目的是在符合國家有關利率管理規定的前提下，對金融機構自主確定的貨幣市場、信貸市場等金融市場利率進行自律管理。該自律機制在促進金融機構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強化財務硬約束、提高自主定價能力，推動同業存單和大額存單發行交易，以及維護金融市場正當競爭秩序、促進市場規范健康發展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激勵約束作用。

　　2013年10月，貸款基礎利率集中報價和發布機制建立，對外發布貸款基礎利率報價平均利率，為金融機構信貸產品定價提供重要參考。貸款基礎利率集中報價和發布機制有利于推動金融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建設，促進定價基準由中央銀行確定向市場決定的平穩過渡；有利于提高金融機構信貸產品定價效率和透明度，增強自主定價能力；有利于完善中央銀行利率調控機制，為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創造條件。

　　二、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深入推進

　　近年來，我國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市場化改革，中間價形成機制不斷完善，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彈性不斷增強，雙向浮動的特征更加顯著。

　　2012年4月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擴大至1%，2014年3月進一步擴大至2%。穩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體現了匯率改革的市場化取向，有利于增強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進一步優化資金配置效率，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2015年8月，央行強調中間價報價要參考上日收盤價，以反映市場供求變化。2015年12月，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發布，強調要加大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遂形成了“參考上日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雙參考定價模式。2017年5月，中間價引入逆周期調節因子，以對沖市場情緒的順周期波動，緩解外匯市場上的羊群效應，有助于匯率充分反映基本面變化。

　　隨著中間價形成機制的不斷完善，中間價基準地位得以增強，境內外匯差明顯收窄，有效抑制了跨境套利活動。中間價更好地反映了宏觀經濟基本面，更加充分地反映市場供求的合理變化。之后，匯率市場預期趨于平穩，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既緩解了外匯儲備下降壓力，也有利于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自主性。與此同時，匯率政策的規則性和透明度不斷提高，外匯市場開放度穩步上升，為人民幣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創造了條件。

　　2017年上半年119個交易日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貶值交易日基本持平。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的增強，有助于推動市場預期分化，促進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近年來外匯市場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參與主體不斷豐富，外匯市場自律機制建設穩步推進。銀行間外匯市場直接交易貨幣對總數已達23個，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容。2016年，全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確立，有助于促進外匯市場的專業、公平、高效和穩健運行。外匯市場基礎設施的完善有助于進一步理順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為市場進一步開放和促進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提供良好的市場條件。

　　未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應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在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的同時，增強其匯率彈性，擴大波動幅度；引入多元主體，發展外匯市場，不斷創新外匯產品；深化外匯管理改革，有效合理地調節市場供求關系，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

　　三、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步伐加快

　　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提速，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 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擴容并進一步放開，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相繼開通實施，我國貨幣、股票、債券市場與國際市場聯系更加緊密，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成效顯著。長期來看，穩步擴大金融開放并最終使金融市場融入全球金融體系，有助于加快我國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

　　QFII、RQFII成為金融市場開放的重要突破點。自QFII和RQFII制度實施以來，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政策持續推進。2013年批準了QFII參與股指期貨。在2015年，批準有QFII、RQFII或人民幣清算資格的32家外資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允許獲準進入銀行間市場的清算行和參加行開展債券回購交易。截至2017年5月，已有473家境外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進入2016年，放寬單家機構投資額度上限、簡化審批管理、便利資金匯出入、放寬鎖定期限制，提高對RQFII和QFII外匯管理的一致性；不再對QFII和RQFII的股票投資比例進行具體限制，加大了債券市場開放。QFII和RQFII相關政策的持續推進，促進了市場主體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截至2017年9月底，QFII機構已達287家，額度為944億美元；RQFII機構已達191家，額度為5894億元。QFII、RQFII為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和資產配置效率提高發揮了重要作用。

　　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試點互聯互通。2014年11月，滬港之間正式啟動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互聯互通機制，試點總額度達到5500億元人民幣，作為我國資本市場走向世界的重要步驟，滬港通是中國資本市場新一輪雙向開放的升級版。2016年12月，在滬港通試點成功基礎上，推出了不再進行總額度管理的深港通。至此，滬深港三地證券市場成功實現聯通，標志著我國資本市場在市場化和國際化方面又邁出了重要步伐。

　　2017年7月，香港交易所啟動“債券通”，繼“滬港通”和“深港通”后，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再揭新篇章。“債券通”有助于進一步豐富境外投資者的投資渠道、增強投資者信心，有利于在開放環境下更好地促進國際收支平衡。通過與香港開展金融開放合作試點，可以為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打下堅實基礎，有利于促進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共同發展，鞏固上海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服務實體經濟。

　　五年來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取得的突破性進展，不僅意味著更多境外投資者將參與到中國金融市場之中，也意味著中國投資者將有更多機會參與全球市場。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的大步推進將有助于金融市場的改革深化和不斷完善，為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提供良好的市場基礎。未來應積極審慎地推進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進一步提升金融市場開放水平。

　　四、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進

　　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依然保持穩健步伐。2016年10月，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成果。截至2016年末約56個境外央行和貨幣當局在中國境內持有人民幣金融資產并納入其外匯儲備。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在國際支付中的使用占比保持在2%左右。截至2016年末，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的境內企業約達24萬家。

　　人民幣國際合作成效顯著。截至2016年末，央行已與36家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建立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協議總規模超過3.3萬億元，在便利雙邊貿易和投資、維護金融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已在2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覆蓋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地。境外人民幣清算安排的不斷擴大，進一步便利人民幣的跨境使用和跨境貿易，有力地支持了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2015年10月，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一期（CIPS）正式上線運營。截至2016年末，CIPS參與者包括28家直接參與者和512家間接參與者，覆蓋六大洲、80個國家和地區。 作為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結算的“高速公路”，CIPS系統有助于滿足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需求，進一步整合現有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渠道和資源，提高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效率。

　　隨著跨境使用的進一步擴大，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計價貨幣、儲備貨幣職能不斷發展。人民幣國際地位穩步提升，越多越多的國家和企業愿意持有和使用人民幣。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使用度和接受度不斷提高。人民幣國際化逐步從“經常項、負債型（即境外居民和機構持有人民幣資產）”為主向“經常與資本項并重、負債與資產型并重”轉變。人民幣國際化與利率匯率市場化、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協同推進，有助于降低企業的匯率風險，增強我國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國際競爭力，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五、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有序實施

　　2012年底以來，我國不斷簡化和改進貿易投資外匯管理，優化業務流程，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2012 年底，在北京、上海開展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試點，并于2014年推廣至全國范圍內。2013年資本項目信息系統在全國范圍內順利推廣上線，為逐步實現從事前審批向事后監測轉型和進一步簡政放權提供了手段。2015年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資本金意愿結匯政策推廣至全國。上海、天津等自貿區資本項目可兌換深入推進。銀行間債券市場和銀行間外匯市場對外開放度不斷提高，境外投資者進入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更加便利。跨境資金流動宏微觀審慎管理不斷完善，為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奠定了制度基礎。

　　從IMF資本和金融項目交易分類標準下的40個子項來看，目前中國達到可兌換和部分可兌換的項目已有37項。在資本和金融賬戶穩步開放下，不僅經常賬戶“失真”得以部分緩解，而且有助于增加資本流動的透明度，便利對資本流動進行規范管理。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的穩步推進，有助于推動人民幣投資交易貨幣和儲備貨幣職能的發展，有利于提高中國金融領域雙向開放水平，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發展奠定基礎。

　　鑒于我國經濟增速已趨勢性的放緩，經濟主體境外投資和資產配置需求持續增強，以及成本和資產價格仍在升高，未來資本和金融賬戶需要審慎推進，有序實施。未來可先基本開放直接投資，有必要限制非理性的對外直接投資；先基本放開外來資金對境內資本和金融市場的投資，逐步放開境內對外資本和金融市場的投資；先加快法人兌換外匯的開放，逐步提高自然人的可兌換水平；先基本放開長期借貸的貨幣兌換，逐步放開短期借貸的貨幣兌換。

　　六、宏觀金融調控體系不斷完善

　　在汲取次貸危機教訓以及發達國家危機后宏觀審慎調控經驗的基礎上，近年來我國宏觀金融調控體系完善也取得了長足進步。

　　2016年起，央行推出了覆蓋資本和杠桿、資產負債、流動性、信貸政策執行情況等七個方面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MPA側重綜合性地評估金融機構，指標更加系統化， 同時由“量”評估到“量價兼顧”。MPA體系中廣義信貸的應用彌補了僅關注表內信貸的不足，其較好的伸縮性和延展性適應了當前國內及未來一段時間金融業發展的趨勢。盡管未來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還將面臨信息與統計數據不足、金融監管協同性和政策工具創新發展滯后等挑戰，MPA的建立給宏觀金融調控由“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向“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轉變指明了方向。隨著MPA未來不斷健全和適應性的提高，這項工具將成為國內金融體系的一道風險屏障。

　　次貸危機后，美歐日央行進行了大量投放基礎貨幣創新，我國貨幣當局根據國內貨幣金融環境也進行了投放工具創新的一系列探索，流動性管理工具不斷豐富。在國內經歷2013年同業流動性緊張之后，央行分別先后推出了SLF、PSL和MLF等工具。作為公開市場逆回購工具的補充，這些工具既豐富了流動性調控工具的品種，也為流動性調控工具增加了引導資金流向結構性調整的屬性。尤其是央行分支機構常備借貸便利為中小金融機構提供了流動性供給渠道，大大降低了相對脆弱的中小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風險。2017年初臨時流動性便利推出，適應了時點性流動性集中需求，為保證銀行體系流動性和貨幣市場平穩提供了新的“武器”。在不斷創新豐富流動性管理工具的同時，央行于2016年2月起根據貨幣政策調控需要，每個工作日都開展公開市場操作，有利于針對市場變化適時適量對沖。經過幾年的摸索和運用，這一系列工具已在維持市場流動性穩定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未來隨著合格抵押品范圍的擴圍，更多金融機構將有更多機會獲得相關工具的流動性支持，工具的調控效果也將更為顯著。

　　定向降準逐漸成為傳統準備金率調整的重要補充。相對于公開市場操作和SLF等創新型調控工具而言，降準提供的資金期限長且成本低。當市場具有全面降準需求而貨幣當局又不宜全面降準的時點，定向降準可以說是在傳統準備金率調整和差別準備金率機制上的延伸、結合和創新。2014年4月以來，央行共實施7次定向降準（不含2018年落地實施的最近一次），定向降準的機構范圍不斷拓展，為提升銀行業金融機構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發展增添了持續的動力。尤其是在發揮結構引導作用的同時，定向降準政策在保持流動性總量適度方面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在當前穩健貨幣政策格局下，定向降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傳統準備金的替代工具。

　　七、金融風險防控機制顯著增強

　　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風險防范和化解機制不斷健全和完善，金融風險防控能力得到明顯增強。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與結構調整過程中，以往被經濟高速增長所掩蓋的一些風險隱患逐漸顯性化，我國金融系統通過改革創新，以科學研判和切實舉措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各種風險挑戰。

　　一是進一步完善金融風險監測、評估、預警和處置體系建設，全面排查風險隱患，強化對跨行業、跨市場風險及風險傳染的分析研判，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不斷加強。二是有效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填補監管空白，防止監管套利。從建立一行三會監管協調聯席會議一直到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持續增強金融監管協調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強化金融監管的專業性、統一性和穿透性。

　　三是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險制度，健全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法律體系，探索金融機構風險市場化處置機制。四是有效應對、妥善處理全社會債務水平上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持續反彈，房地產市場波動增大、地方政府性債務增長偏快，以及影子銀行、民間融資、部分金融機構創新業務和互聯網金融等新型金融業態的跨市場風險等領域的潛在風險，積極穩妥推進去杠桿，降低國企杠桿率，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過去的五年，是中國金融體系很不平凡的五年。一系列基礎性、結構性、內生性和系統性改革開放舉措穩步實施，推動中國金融體系的對外開放程度、市場化運作水平和國際金融體系參與度明顯跨上一個臺階，提高了金融業國際競爭力、宏觀調控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增強了中國金融體系的適應性、協調性和穩健性，為中國金融在下一個五年取得更大的進步，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堅實的基礎。未來五年，金融市場創新機制的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的健全、金融機構國際競爭力的培育、金融業規劃和統籌監管能力的提升以及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能力的增強，是中國金融面臨的重要任務。

　　(本文作者介紹：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和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