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中國要迅速轉型為創新驅動、提質增效、高效集約型的經濟，這不現實，但是，全社會從上到下應該有堅定的共識，就是別再為了面子違反規律了。我們該和“面子上的中國經濟”說再見了，增長不等于發展，好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河南農村“雙合”教訓

　　春節回河南老家過年，在不同場合多次聽人們說起前幾年河南農村搞“雙合”試驗和產業集聚區建設的一些教訓。

　　所謂“雙合”，就是對行政村合村、合地，將農村土地經營權統一進行流轉，搞工業園區或現代農業園區。農民把土地流轉后，每年可以得到幾百公斤小麥的承包費，然后到產業集聚區打工實現再就業；“雙合”后集中建設大型新農村社區，讓分散居住的農民集中居住，成為新市民。

　　我搜索當時的報道，可以說是一片贊歌，對未來前景也一致看好。2012年9月3日省委機關報報道了“雙合”試驗的典型——滑縣新型農村社區“錦和新城”，說“一年多前，這里還是一片破舊的村落”，現在“感受到的是現代化的城市氣息”；通過“雙合”試驗，“使全縣工業駛上了高速發展的快車道”，“現代農業示范園區正在建設之中?！瓐@區核心區建設已經啟動，預計兩年內可以建成”；“（錦和新城）共整合33個村，一期整合18個行政村，二期規劃整合15個行政村，已經開工建設，預計2013年7月可建成投用”。

　　幾年過去，目前的真實情況如何？

　　新華社“新華視點”去年10月發表文章，說記者在“錦和新城”二期看到，46棟10多層高的住宅樓拔地而起，排列整齊，走進小區，卻發現空空蕩蕩、雜草叢生，還有附近村民在空地上曬玉米、放羊。

　　類似這樣的新型農村社區在河南并非少數。有的樓蓋了一半就扔在那里，無人居住，荒草叢生，很多電表、變電器、電纜被盜，門鎖生銹，便池、水管也損壞不少；有的主體豎起來了卻沒有后續施工，大量墊資的施工隊拿不到工程款，又拖欠打工者的工資；有的老百姓抱怨“地不讓種了讓蓋樓，樓蓋好了卻沒人住，地也荒了”，有的說“村里好多要娶媳婦的也不讓蓋新房”，有的“原本家里存款10多萬元，準備做小生意。

　　買了樓房，還要買家具、裝修，都得花錢，反而欠了一屁股賬”，有的說“開發商和村干部聯合起來想方設法讓農民買樓”，甚至偶爾在村里放話，“原來的村莊要停水、斷電、關路燈”，也有的“縣領導在村里召開的大會上講，每人贈送30平方米，其余面積每平方米700元?，F在又改口說，領導提拔了，承諾不算了”……

　　據有關部門統計，2013年以來河南省有1366個新型農村社區停建，直接損失600多億元。不少地方貪大圖快，占用大量耕地，浪費巨額資金，百姓不堪重負。所以開始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降溫”、“減速”、“瘦身”，鄭州市提出“有規劃尚未建設的新型農村社區原則上不再建”。

　　“雙合”從方向上是值得探索的，但那么快就一刀切地鋪開，想當然地以為“搞了聚集區，項目自然來，農民就地轉化成工人”，根本不符合實事求是原則。但因為是“領導工程”，下面只能說好，只能堅決執行。

　　有的基層領導告訴我，貪大圖快出政績，這種發展觀在地方上還是很普遍。誰的GDP增速上不去，排名就靠后，領導就有很大壓力，只能硬上項目，甚至為了給上面報喜，把以前的招商引資項目重復包裝。而實際上，一個招商引資項目要真正落地、產生效益，往往需要一兩年甚至更長。

　　今年我的家鄉開封第一次春節禁放煙花爆竹，有在政府工作的朋友年三十還繃著弦督察，晚上泡方便面充饑。但風平浪靜，全城沒有鞭炮聲。移風易俗，看起來很難，但老百姓有意識有覺悟的時候，政府推動一下就水到渠成。相反，一些和拆遷有關的信訪問題，往往是政府一定要“倒計時”完成，就強拆或“放水”（放寬標準），引發不公平。等出了進京信訪的問題，地方又要想辦法去公關“銷號”。

　　在中國經濟中，政府更好發揮作用，一定要建立在符合客觀規律的基礎上。《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客觀規律，你要扭曲，一時是可以的，但客觀規律“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它總要顯效。而那些“功成事遂”的成就，往往都是因為符合人的本性，“百姓皆謂我自然”，而不是被強迫。

　　遼寧財政數字注水背后

　　有隱藏問題的地方，就有虛報成績的地方。春節前，遼寧省省長陳求發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遼寧省所轄市、縣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財政數據造假的問題，導致經濟數據被注入水分。

　　《人民日報》報道，遼寧省所轄市縣涉及的虛增約占同期財政收入的近20%，虛增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虛增比例高達23%。

　　新華網2014年9月就發表過調查，根據審計署對東北某鎮的審計，2013年全鎮實際財政收入156萬元，卻虛報為2690萬元，虛增16.24倍。虛增方式一是企業稅收先繳后返，二是通過空轉、反復入庫。該鎮以國有資產投資收益、行政事業性收費等名義把上級政府撥付給當地的資金反復入庫，形成財政收入空增長，以完成財政收入任務。該鎮位于飲用水源保護區，工業和規模養殖業受限，稅源流失多，根本談不上增長，通過虛增才能擺脫墊底的排名。

　　沈陽周邊的一個縣，2013年統計財政收入24億元，審計署審計后修正為不到11億元。

　　我和一位基層干部聊天，我說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廣東實行“財政大包干”時，珠江三角洲一些縣市每年底都互通信息，少報財政收入，藏富于地方?，F在是分稅制，比如增值稅中央要分享50%，地方報的越多，不是上繳越多嗎？哪有官員會這么“傻”？他說確實如此，報的越多，按比例上繳國家和省里的就越多，上面給的轉移支付也會減少，老百姓沒有好處。

　　但為什么還要報呢？一是“數字出官”的政績需要，為官是一任理事，不是常任理事，“擦屁股”的事可以留給后人；二是你不出數字別人也會出，那連你現在的位置可能也保不了。既然大家都出數字，只是多出少出的問題，就沒有什么歉疚感了。最后還有一點，就是虛報數字已成習慣，很難矯正。有的虛報本地受害，但東邊損失西邊補，有的虛報地方可以獲利，比如棚戶區改造新開工任務數等等。

　　遼寧和東北經濟今天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光折騰“數字政績”、“宣傳政績”而不把精力用于營造好的市場環境的結果。2015年“新華視點”曾梳理過東北一些城市因為長官意志多變、隔三差五就繪制藍圖的情形。大慶市從2006年起先后提出過23個重點發展的接續產業，有的城市規劃成百上千億規模的產業像“走馬燈”一樣說換就換，工作思路上的“12345”更是不斷翻新，最后的結果就是不斷“翻燒餅”，“狗熊掰苞米”，一事難成。

　　“數字注水”并不是遼寧的專利。遼寧因為王珉出了問題，很多問題的蓋子都揭開了，不遮不掩，暴露更充分了。但是假外資、假出口、假稅收、假增長、弄虛作假騙取補貼，只有遼寧才有嗎？很多產業的補貼政策剛出來，“騙補”產業鏈就形成了。這種現象帶有普遍性，并嚴重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真實質量。

　　銀行不良率操控之辨

　　還有一些相對專業的領域，也有很大的數字操控空間。比如銀行的不良貸款率。

　　沒有誰否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壓力，也沒有哪個銀行家否認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的黃金周期已結束。從常理上說，商業銀行不良率的上升會是自然的結果。這一趨勢在2014年形成。

　　銀監會官網還沒有公布2016年底商業銀行的不良率，但業內不少人估計這個數字會十分靠近1.80%，這樣，2016年商業銀行的四個季度的總體不良率會控制在1.75-1.80%之間，比一年前普遍預期的要好的多。（注：截至2016年9月末，國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升至1.76%，較2015年初上升37個基點，撥備覆蓋率下降近40個百分點，至175%。）

　　那么銀行的不良率上升趨勢和風險真的得到遏制了嗎？我請教了銀行業的資深人士，答案是：這可能是一種幻象。

　　不良貸款率指不良貸款占總貸款余額的比重。銀行評估貸款質量時，把貸款按風險基礎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后三類合稱為不良貸款。

　　有哪些空間可以操縱不良率呢？

　　首先，商業銀行可以通過展期、借新還舊、重新結構化等手段把不良貸款變為正?；蛘哧P注貸款；也有可能不報、遲報某些不良貸款；監管機構和地方政府可能出于對某些行業和企業的保護，對銀行進行干預，導致不良貸款認定的不一致；在經濟上行期采用嚴格的認定標準，在經濟下行期采用寬松的認定標準，也會導致不良貸款認定的不一致。

　　其次，不良資產的處置速度和方式對不良率的影響很大。不良資產的處置方法通常有直接清收、核銷以及出售（包括證券化形式的債權轉讓），這些處置措施都會直接影響不良率的大小，可是并不能化解實際風險。比如核銷實際上會降低清收的可能性，從而增加銀行損失；幾個銀行互相之間買賣轉讓不良貸款，會使他們的不良率都降低，而實際上不會降低銀行系統的風險；轉讓給資產管理公司，看似降低了銀行系統風險，但是風險并沒跑出金融系統。

　　實際上，商業銀行還可以犧牲利潤以美化不良率。看一下最近幾年商業銀行的資產利潤率就一目了然，在不良率上升的過程中，資產利潤率下滑。有趣的是，商業銀行資產利潤率每年第四季度都有明顯下降，說明商業銀行為了在年底得到好看的不良率，進行了更加“積極”的不良資產處置。這帶來盈利能力的下降，而盈利下降又影響銀行的資本補充，對持續長期發展起負作用，其實是更大的風險。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單單看不良率這個指標，可能會誤讀銀行體系的風險狀況。所以不能簡單以不良率的大小來衡量風險的大小，也不能簡單地用不良率來衡量不同銀行的健康狀況，因為不同的銀行有不同的客戶群體、不同的產品、不同的風險偏好，不良率并不能代表風險承受的大小。

　　銀行不良率這個例子，和河南的“雙合”實驗以及遼寧的“數字注水”，從性質上是不一樣的。我想說明的是，上面的很多指標要求，在下面的管理操縱后，其含義可能發生扭曲，需要慎重解讀。

　　從宏觀比較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依然在世界前列，內生動力和內部市場依然強大。但全世界像我們這樣付出的“努力”和“代價”也是罕見的：

　　2016年中國GDP總量突破70萬億元，而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接近60萬億；2015年底中國一般企業的杠桿率為170.8%，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6年全年人民幣貸款增加12.65萬億元，包括信托貸款在內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7.8萬億元，2016年底代表廣義流動性的M2余額155.01萬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155.99萬億元，所有這些“水量”指標都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最高記錄。（注：一般企業杠桿率數字，來源為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重構銀行資產負債表》一文，其余均為官方公布數據）

　　所有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還是來自于負債依賴型的投資驅動，龐大的投資可以保持當期增長，但無法改變企業投資回報率低下的現實。而且由于很多錯誤投資的存在，相當于分母加大了，而分子不變，這就進一步拉低了全社會的投資回報率。

　　中國要迅速轉型為創新驅動、提質增效、高效集約型的經濟，這不現實，但是，全社會從上到下應該有堅定的共識，就是別再為了面子違反規律了。我們該和“面子上的中國經濟”說再見了，增長不等于發展，好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