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高連奎

　　我們認為中國的財稅改革的正確方式是應該“有增有減”，特別是應該在不加重企業和居民負擔的情況下，科學改革，從總體上增加財政收入，以達到稅收的公平和整個社會的更加公平。

　　當下中國減稅雖然已經成為共識，但是中國目前并不存在大規模減稅的空間，目前中國每年的財政利息支出在5000多億，每年財政赤字超過2萬億，中國累計政府債務達到幾十萬億，如果繼續減稅，中國政府以后利債務利息的支付都將變的非常困難，如果因為財政債務利息支付而大幅擠壓了政府投資的空間的話，最終也得不償失。

　　比如中國修建京滬高鐵的總投資達2209億元，而目前中國每年的財政利息支出就可以修建超過兩條京滬高鐵，修建一艘航空母艦僅需要幾百億元，中國每年的財政利息支出就可以建造十艘以上的航空母艦，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到了壓縮債務的時候了。

　　我們認為中國的財稅改革的正確方式是應該“有增有減”，特別是應該在不加重企業和居民負擔的情況下，科學改革，從總體上增加財政收入，以達到稅收的公平和整個社會的更加公平，下面是我們根據“新財稅主義”經濟思想提出的財稅改革方案：

　　“六增六減”的財稅改革方案

　　1、 增加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須品稅收

　　中國應該根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產品制定不同的稅收標準，我建議將各種產品分為“生存必須品“，享樂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三類，應該提高享樂型產品和奢侈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須品稅收。

　　奢侈品稅收的征收應該改變現在按品類征收的方法，改為按品牌征收，主要做法是對各類商品進行品牌認定，一旦被列入奢侈品品牌目錄，則征收更高的稅收，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劃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馳、奧迪、寶馬等豪華汽車，蘋果手機以及一些名牌服飾、珠寶，化妝品等，這樣劃分之后增稅的空間非常大，既可以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也可以增加大量的稅收，而那些生存必須品可以實行普通的稅收，甚至適度減稅、免稅。

　　在經濟學上，奢侈品不符合價格曲線，增加稅收并不一定降低銷量，奢侈品認定對商家也有好處，等于是對商品品質和定位的背書，商家也不一定反對。

　　有人認為現在中國奢侈品的價格已經比國外更高，但這是商家的定價策略所致，而非稅收所致，而且現在這些產品雖然價格很高，但是人們消費熱情卻不降低，所以增加稅收也并無不可，至于海外購物也可以通過補繳稅收解決。而海外購物基本以小件商品為主，大件商品，人們還是本地化購買。

　　2、增加成熟工業品稅收，適當降低高科技產品稅收

　　筆者建議將工業品分為成熟工業產品和新型科技產品，對于成熟工業品則可以適當提高稅收，因為成熟工業品需要投入研發的費用非常少，只有生產費用，而新型科技產品則需要持續的研發投入，而且需要面臨全球技術競爭，可以降低稅收，鼓勵創新。

　　比如一個手機技術不成熟時可以賣一兩千，技術成熟后可以賣兩三百，比如一臺冰箱價格不過一兩千元，而一個小小的手機也一兩千元，這就是成熟技術產品與非成熟技術產品的差別。 成熟產品，價格極其低廉，可以適當多征收稅收，高科技新產品研發投入大可以減稅促進其技術成熟。

　　3、增加機器密集型產品稅收，降低勞動密集型產品稅收

　　對于產品，我們還可以分為機器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減稅，對于機器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增稅，因為根據經濟學規律，對于那些已經實現機械化大生產的產品，勞動生產率變的非常高，價格也變的非常便宜，即使適度提高征稅標準，價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臺電視機1000元，征稅50%，價格升高到1500元，人們照樣可以買的起。

　　而對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服裝、鞋則可以降低稅收，比如一雙女士皮靴的價格比一臺彩色電視機的價格還要高，其背后原因就是因為電視機是機器化生產，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勞動，因此對于服裝、鞋子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就可以減征稅收，比如中低端餐飲和理發等行業也可以降低稅收，比如服裝費用在現代人的生活開支中占比很大，很多白領人群極易成為“月光族”，就是因為服裝、餐飲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或服務在其生活中的開支占比過大。

　　4、 增加專項服務收費，降低企業增值稅和所得稅等公共稅收

　　筆者建議中國將稅收分為公共稅收和專項稅收兩大類，應該增加專項稅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稅收的負擔，能用專項稅費解決的問題就不要再用公共稅收，政府提供的專項服務可以適當收費以與公務員的工資支出進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領域的專項建設也可以通過專項稅收加以平衡，這樣就可以降低公共稅收的負擔，從而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收負擔。 城市建設、公共服務有關的項目，可以適當增加費用，另比如可以通過增加燃油稅以支持城市道路建設，而企業繳納的增值稅和所得稅等公共稅收可以適當降低，以保護企業生產的積極性。

　　5、個人所得稅地方化，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增加納稅群體，成為支撐地方財政的重要稅種

　　在中國，土地財政日益枯竭，不能再支撐地方政府的財政，我認為應該用個人所得稅來代替土地財政，中國個人所得稅還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在美國個人所得稅也是第一大稅種，中國現在個人所得稅之所以征收有限，主要就是由于全國實行統一的標準，導致對大城市白領人群不公平，遭到這些人的反對。

　　中國個人所得稅不應該再一刀切，應該地方化，因為中國各地經濟發展狀況不同，工資水平不同，物價水平不同，大城市工資高，但是消費也高，小城市工資低，但消費也低，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由地方人大確定，將個人所得稅變成一個支撐地方財政收入，服務地方建設的一個重要稅種，這樣就可以彌補地方土地財政枯竭后的政府支出問題。

　　6、降低能源、資源稅，開征“超額資源稅”

　　資源、能源的價格關系到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關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在資源稅和能源稅上可以降低征收，但是我們可以開征“超額資源稅”，對于那些占用社會資源遠超社會平均水平的群體進行額外征稅，當然在實際征稅中可以根據行業不同，采取不同的稅收名稱，比如在房地產行業我們就可以稱為“超額房產稅”，中國的房產稅一直有征收的必要，但是一直沒有落地，就是因為房地產稅這個名稱本身就容易遭到抵制，如果采用“超額房產稅”則可以非常容易的取得民意的支持，也更加科學。

　　新財稅改革措施的創新之處與落地方案

　　以上財稅改革措施是基于新財稅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新財稅主義的創新之處在于對不同產品進行了科學分類，并在現有的增值稅、所得稅體系之外開辟了一種新的稅收思想及征收路徑，不同的產品類別實行不同的差異化征收，而且不影響企業家的利潤，這種差異化的稅收靠現在最核心的增值稅和所得稅體系是無法實現的。如果針對不同的企業征收不同的增值稅和所得稅損害的將是企業家的利潤，對企業家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們建議在普遍降低增值稅和所得稅兩個點的基礎上開始征收“產品銷售稅”。銷售稅的征收方式可以借鑒現在中國煙酒等行業消費稅的征收方式，由經銷商繳納，廠家代為征收，在這方面，中國有著非常完整的稅收實踐，可以很快的落地實行。

　　中國進行財稅改革的迫切性

　　1、赤字財政難以長期持續

　　中國正處于從農業社會向全面城市社會轉型的時期，政府在城市建設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只會增加，很難減少，2016年中國財政赤字已經高達2.6萬億，并且今后財政赤字只會增加，很難減少，改革財稅體制迫在眉睫。

　　2、土地財政難以持續

　　中國本來就是低稅收國家，只是靠政府出售土地，財政才得以維持，2013年4月，IMF世界經濟展望發布了IMF成員國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數據，中國在188個IMF成員國排名第146位，屬于低稅國家，但由于中國以前有土地出讓金彌補政府財政不足，所以低稅問題沒有暴露，但隨著土地出讓金的減少，稅收不足問題將暴露的越來越嚴重。

　　3、分稅改紅利已經吃完，中國需要“新稅改”

　　中國上一次大的財稅改革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中央連年財政赤字，國家財政運行狀況極其困難。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镕基曾主持了中國的“分稅制”改革，中國靠這一改革，一段時間內滿足了政府財政支出的需求，但隨著經濟水平的進一步提高，這一改革的紅利已經結束，中國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對財稅體制進行大的改革，目前急需要進行第二輪的財稅改革，才能適應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然中國稅收不足的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

　　5、要建成世界最先進的中國模式，就必須建設世界上最先進的財稅體系

　　世界競爭從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競爭，是國家治理模式的競爭，國家治理模式在經濟方面最核心的就是財稅模式，包括社會保障模式、經濟調控模式等都是財稅體制的衍生物，因此一個國家能否引領世界發展，能否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爭先效仿的對象，關鍵就是看這個國家能否創造出一套適應時代發展的最先進，最科學，能夠解決時代問題的財稅模式。世界經濟危機已經過去八年，人類目前還沒有找到解決這一危機的根本辦法，這是因為大家沒有看清這次危機的本質，也就不會提出有針對性的主張。

　　新財稅改革的實踐建議

　　1、中國應該啟動財稅側的改革

　　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工作已經完成，中國在進行供給側改革更多注重的是產業層面，可操作空間也非常有限，況且如果沒有政府財政支持做基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主張的產業結構升級也無法實現，因此我們建議將下一步改革的焦點轉到“財稅側”改革上，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2、對新財稅主義改革措施進行前期論證

　　現在中國需要對品牌進行認定，可以提前對那些比較公認的奢侈品牌增加稅收，業可以對行業進行分類，對一些成熟工業品和機器密集型產品進行稅收增加的探討與試驗。

　　3、可以建立地方試點，摸索可行性方案

　　可以在一個地方進行理論實踐，在實踐中摸索可行性與實踐方案，理論只有用到實踐中才可以檢驗其真正的價值。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治理研究項目負責人，中國新財稅主義三十人論壇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