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蔡昉

　　我國就業形勢總體穩定。但是，伴隨著我國就業矛盾從總量問題轉變為結構性問題，在推進轉方式、調結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當前推進去產能和處置“僵尸企業”的過程中，隱含著結構性就業風險。

警惕我國就業中的結構性風險

　　由于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仍然處于潛在增長率區間內，因此，按照定義不會出現明顯的周期性失業現象，新增城鎮就業、求人倍率、城鎮登記失業率和城鎮調查失業率等勞動力市場指標具有一致性，均顯示出我國就業形勢總體穩定。但是，伴隨著我國就業矛盾從總量問題轉變為結構性問題，在推進轉方式、調結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當前推進去產能和處置“僵尸企業”的過程中，隱含著結構性就業風險，既需要未雨綢繆和妥善應對，也需要著眼未來和防患未然。

　　一、應對勞動力供給減少的負面影響

　　繼2011年以來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時代，預計15-59歲經濟活動人口(考慮到勞動參與率后的更準確勞動力概念)在2018年達到8億人的峰值后，也將進入負增長，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壓力更加嚴峻化，將對我國經濟產生一些不利影響。

　　首先，持續的勞動力短缺助長工資過快上漲。在統計上，構成企業勞動力成本負擔的關鍵指標是“單位勞動成本”，系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比。因此，一旦工資上漲速度超過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單位勞動成本就會提高，我國制造業相對于發達的制造業國家而言，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就會下降。計算表明，在2004-2013年期間，我國單位勞動成本相當于德國、韓國、日本和美國的百分比，分別提高了10-15個百分點。勞動力成本已經成為困擾企業成本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造成民營經濟投資下降的原因之一。

　　其次，單位勞動成本過快上升長期將不利于就業的擴大。勞動力短缺推動企業加快了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一方面直接影響對勞動力的吸納，另一方面資本勞動比提高造成資本回報率下降，企業投資收縮伴隨著就業擴張速度的減慢。這將不利于為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的勞動力市場條件。

　　第三，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下降將制約農民收入提高速度。農村16-19歲人口大體對應于每年從初中和高中畢業的群體，也是外出農民工的主體。這個人群從2015年開始已經為負增長，導致外出農民工的年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從2005-2010年期間的4.0%和2010-2013年期間的2.7%，降低到2014年的1.3%和2015年的0.4%。這個趨勢可能會通過減少農戶的外出就業及至工資性收入增長速度，進而影響農民收入的整體提高速度。

　　二、防止摩擦性失業轉化為結構性失業

　　我國就業矛盾從總量性問題為主轉變為結構性問題為主有兩種表現，即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條件下，在與特定人群如大學畢業生相關的傳統結構性就業矛盾依然存在的同時，又出現了與調結構、轉方式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關的新型結構性風險，應對不及時不到位的話，容易演化為勞動力市場沖擊，影響民生改善和社會穩定。

　　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一部分傳統產能會被淘汰，相應地一部分職工也需要轉崗，在找到新的崗位之前，則會處于摩擦性失業狀態。根據去產能的任務要求，未來3-5年需要縮減煤炭產能5億噸，減量重組煤炭產能5億噸，未來5年縮減粗鋼產能1-1.5億噸。根據全國經濟普查數據計算，每萬噸煤炭產能對應就業15.4人，每萬噸粗鋼產能對應就業39.7人。據此，國家發展改革委測算的煤炭和鋼鐵兩個行業，去產能將分別影響就業總量130萬人和50萬人。從總量來看，去產能的就業沖擊從總量上看并不突出。例如，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在宏觀經濟低迷情況下進行的企業減員增效改革，導致約2800萬城鎮職工下崗或失業，約占1996年城鎮就業的14.05%。而這次去產能涉及的職工(180萬)，僅占2014年城鎮就業的0.46%。可見，總體而言我國城鎮就業仍會處于比較充分的狀態。

　　但是，在結構調整和去產能等結構性改革中，一個勞動者處在失業狀態的持續時間，取決于他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齡等人口特征。那些相對而言受教育程度高且年紀輕的勞動者，容易掌握新的技能，可以很快實現轉崗；而受教育程度較低和年齡偏大的人群，則容易成為轉崗過程中的困難人群。處于摩擦性失業的時間持續過久，受到人力資本等因素制約不能實現再就業的情況下，就會轉變為更難應對的結構性失業。因此，在推動結構調整和實施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應該特別關注這些重點人群。

　　因此，我們需要對涉及人群進行細致的分析，以便分別施策。首先，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中40歲及以上人員所占比重，已經從2011年的38.3%提高到2015年的44.8%。這些人遇到結構性調整時，返鄉的可能性比較大。其次，在煤炭和鋼鐵行業職工中，年齡在40歲及以上的比例分別為48.9%和41.4%，僅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比重分別為69.4%和55.9%。由此粗略判斷，這兩個行業去產能涉及的總數為180萬面臨轉崗的職工中，至少有一半將會在或長或短時間內遭遇再就業困難，甚至轉化為結構性失業者。

　　三、化解和應對就業風險的政策建議

　　首先，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量減少的情況下，擴大勞動力供給的主要途徑是提高勞動參與率。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巨大，2015年為9.2億，因此，勞動參與率提高1個百分點就對應著920萬經濟活動人口。對我國而言，目前有三個提高勞動參與率的途徑。第一，漸進式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由于50歲以上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較低，因此，延遲退休需要與培訓良好配合，切實做到循序漸進。第二，創造更好的就業環境，提高實際退休年齡，盡可能在法定退休年齡之前保持較高勞動參與率。第三，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提高勞動力的非農產業參與率。

　　其次，通過改善教育激勵和培訓效率，保持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增強勞動者應對就業沖擊的能力和適應未來產業結構的技能。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一個必然結果，也是勞動者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就是資本(機器)對勞動的替代，導致資本勞動比的提高。估算表明，我國制造業的資本勞動比每提高10%，要求職工受教育年限增加約3個月、職工中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占比提高3.3個百分點，以及職工中擁有高中及以上學歷者占比提高3.8個百分點。

　　第三，維護就業制度改革成果，堅持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原則。為了確保結構性改革取得成效，應該堅持保護勞動者而不是保護崗位的原則。這就是說，應該通過提供公共就業服務、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政策，并且靈活運用失業保險結余資金，為轉崗職工生活托底并幫助他們盡快實現再就業，而避免采用隱性失業、買斷工齡等傳統手段把矛盾留給以后。

　　最后，創造更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條件推動大眾創業，保持就業崗位的不斷增加。在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的過程中，創業環境好或不好，決定著“創造性破壞”這一過程中的正面效應(崗位創造)和負面效應(崗位破壞)的相對大小，因而決定了增長和改革的共享程度。根據經濟普查數據計算，在1998-2008年期間，我國制造業年均凈增就業崗位為2.64%，全部來自當年新成長企業的貢獻。主要依靠創業支撐就業增長，可以保持與調結構、轉方式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向的一致性。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