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任澤平

　　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代表了不同的執政理念及政策導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政黨更替會影響經濟周期。民主黨政府喜歡加強政府干預、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等；而共和黨政府喜歡放松市場管制、減稅等。

　　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代表了不同的執政理念及政策導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政黨更替會影響經濟周期。民主黨政府喜歡加強政府干預、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等；而共和黨政府喜歡放松市場管制、減稅等。

　　1 美國的政治周期輪動

　　1.1 美國的政治周期

　　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周期是美國總統選舉。美國總統掌握最高行政權力，選舉四年一次，實行選舉人團制度。在選舉年11月份的首個星期一的次日，選民在直接投票總統候選人的同時，基本按照“贏者通吃”原則投票選出50個州和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538名選舉人；在當年12月第二個星期三之后的第一個星期一，538名選舉人投票，獲270張選票以上的候選人將當選總統，并于次年1月20日宣誓就職。

　　美國實行兩黨制。從建國早期的聯邦黨與民主共和黨輪流執政，到民主黨(1828年成立)與輝格黨(1834年成立)輪流執政，再到民主黨與共和黨(1854年成立)輪流執政，美國兩黨制逐漸形成并發展至今。一般而言，民主黨在經濟上強調政府干預、在社會事務上提倡多元價值，被稱為“自由派”或“自由主義”；共和黨在經濟上提倡小政府，在社會事務上偏保守，被稱為“保守派”或“保守主義”。

　　美國國會是美國政治結構的另一重要元素，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它掌握最高立法權、財政預算審批權、涉外條約及重要官員的審批權等。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直接向參議院直接負責，美聯儲委員由總統提名、參議院任命。

　　1.2 美國黨派周期的輪換

　　美國的政治周期由于不同黨派的總統上臺周而循環。從1857年以來，可分為6個階段。1)1857-1932年(第18-36屆)，共和黨主導。在19屆總統中，共和黨人占據14屆，民主黨人只有5屆，且民主黨人只連任過1次(第32-第33屆)。2)1933-1952年(第37-41屆)，民主黨主導。5屆總統均為民主黨人，其中羅斯福因戰爭原因連任四屆。3)1953-1968年(第42-45屆)，在4屆總統中，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各連任兩屆。4)1969-1992年(第46-51屆)，共和黨主導。6屆總統有5屆由共和黨人擔任；如果不是因為尼克松時期的“水門事件”，該時期6屆總統很可能由共和黨人全部包攬。5)1993-2016年(第52-57屆)，6屆總統有4屆由民主黨人擔任，有2屆為共和黨人。其中，共和黨人小布什在2000年以選舉人票的微弱多數贏得選舉(但普選票數低于競爭對手)，后因“911”事件等連任。6)2016年11月，共和黨人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將在2017-2020年主政美國。

　　美國總統的政治周期對美國經濟社會乃至全球產生了顯著而深遠的影響。在民主黨主導的時期，公共利益大行其道，比如，在1933年民主黨人羅斯福上臺后，實行“新政”，加強政府干預，頒布《社會保障法》；1961-1968年民主黨人肯尼迪-約翰遜執政時期，大幅提高社會福利，提出“向貧困宣戰”等。而1981-1988年共和黨人里根時期，大規模減稅、放開市場管制；2001-2008年共和黨人小布什執政期間，推出規模超萬億美元的10年減稅法案。

　　在國會，1)1857-1932年(第35-72屆)，參眾兩院由共和黨主導(31屆、26屆)，民主黨只分別主導了7屆、12屆；2)1933-1994年(第73-103屆)，參眾兩院由民主黨主導(26屆、29屆)，共和黨只分別主導了5屆、2屆；3)1995-2018年(第104-115屆)，參眾兩院由共和黨主導(9屆、10屆)，民主黨只主導了3屆、2屆。

　　2 二戰以后共和黨和民主黨執政理念的比較

　　2.1 歷屆總統的施政背景、主要政策以及效果

　　2.1.1 艾森豪威爾(1953-60年，共和黨)：削減軍事開支，減稅和拉基建

　　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共和黨確立了現代共和黨主義的八條原則。核心的意思是“私人能完成的事情政府不要插手，發展經濟盡量依靠私企的力量而不是壓抑其發展”。艾森豪威爾政府追求的是有限國家干預下的自由經濟。他實行補償性財政政策，平衡預算，一方面削減財政開支，尤其軍費開支；另一方面減稅和建設州際公路系統。

　　主要背景：軍人背景的艾森豪威爾上臺結束了民主黨執政長達20年的局面。當時美國陷入朝鮮戰爭泥潭，軍費開支巨大。1952年美國軍費開支為1946年以來最高，占聯邦政府支出的68%以及GDP的12.9%。

　　主要財政和貨幣政策：1953年7月簽訂朝鮮停戰協定；削減財政開支，尤其軍費開支；修訂《美國聯邦稅法典》(1954)，追求周期性預算平衡。控制通貨膨脹，保持貨幣供給增長與產品及貿易的實際經濟增長一致。通過《聯邦資助公路法案》(1956)，建設州際公路系統。

　　施政效果：1)任期GDP年均增長3.0%，明顯低于日本和西歐；2)發生三次經濟危機(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

　　2.1.2 肯尼迪和約翰遜(1961-68年，民主黨)：全面介入越戰、大幅擴大社會福利、減稅、財政赤字嚴重、后期經濟滯脹

　　主要背景：50年代經濟增長緩慢，1960-1961經濟危機，失業嚴重、貧困問題突出；1960年末第一次美元危機爆發；1961年全面介入越南戰爭。

　　主要財政和貨幣政策：在“新邊疆”綱領、建設“偉大社會”、“向貧困宣戰”等綱領下，提出經濟復興與增長計劃，增加失業津貼和社會保險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教育、衛生等社會福利支出；大幅削減稅率，通過減稅法案(1964)。貨幣政策初期寬松，以刺激經濟恢復、增加就業；后緊縮貨幣應對通貨膨脹。

　　施政效果：1)任期內GDP年均增長4.9%；2)聯邦財政赤字突出，1968年占GDP比重達2.8%，為1949年以來最高水平；3)通貨膨脹突出， 1968年末，CPI增至4.2%，聯邦基準利率增至6.50%，由此帶來了70年代的滯脹問題。

　　2.1.3 尼克松和福特(1969-76年，共和黨)：退出越戰泥潭、停止和削減“偉大社會”政策、寬松貨幣、經濟滯脹

　　主要背景：社會福利支出、越戰等造成財政赤字嚴重，經濟從1969年末開始陷入滯脹，后因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沖擊加劇；西歐和日本崛起，美國于1971年開始出現貿易赤字，美元危機嚴重；反戰運動興起。

　　主要財政和貨幣政策：尼克松先以削減聯邦開支、緊縮貨幣和信貸應對通脹，后以“新經濟政策”應對經濟衰退和失業(包括赤字財政、寬松貨幣、管制工資和價格、停止美元兌換黃金、美元貶值)。福特先以稅收結構調整政策、赤字財政與中性貨幣政策應對通脹；后在1974-75年經濟衰退時提出減稅。在外交和軍事上，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3年達成越南停戰協議。

　　施政效果：1)任期內GDP年均增長2.7%；2)財政赤字1976年達737億美元，占GDP的4.1%；3)失業率在1975年5月高達9.0%，1976年為7.8%；4)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

　　2.1.4 卡特(1977-80年，民主黨)：限制工資漲幅、減稅等政策以解決滯脹，但失敗

　　主要背景：失業問題尖銳；1978年底爆發第二次石油危機使得美國CPI在1979-1980年超過11%。

　　主要財政和貨幣政策：限制工資漲幅在7%以下；從減稅、興辦公共服務事業應對失業，到財政和貨幣雙緊縮應對通貨膨脹，再到擴張財政政策、緊縮貨幣應對衰退。

　　施政效果：1)任期內GDP年均增長3.3%；2)1980年宣布反通脹計劃失敗。

　　2.1.5 里根(1981-88年，共和黨)：減稅、放松管制、收緊貨幣、鼓勵創新、廣場協議、軍備競賽

　　主要背景：經濟十年滯脹、失業率高。

　　主要財政和貨幣政策：兩次大規模減稅，通過《1981經濟復蘇稅法》、修訂《聯邦稅法典》(1986)；放松汽車、金融等多行業管制，放松石油、勞動力等價格管制，鼓勵創新。1985年與日德法英簽訂廣場協議，以美元貶值改善貿易赤字。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緊縮貨幣，逐步把利率提高至20%以上，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后隨著通脹控制而逐步下調利率水平。推出“星球大戰”計劃，主動與蘇聯開展軍備競賽。

　　施政效果：1)幫助美國擺脫滯脹陰影，任期內GDP年均增長3.5%；2)政府債務繼續攀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在1985年達5.9%；3)軍備競賽使包括互聯網在內的高新技術快速發展，并對拖垮蘇聯產生重要作用。

　　2.1.6 老布什(1989-92年，共和黨)：介入海灣戰爭、增稅、增加財政支出、適度寬松貨幣

　　主要背景：高赤字、高債務；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主要財政和貨幣政策：計劃削減軍費開支等削減財政赤字，但因經濟衰退、介入海灣戰爭、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壓力等違背競選承諾增稅，增加擴張性財政支出，并適度寬松貨幣。介入海灣戰爭(1991)。

　　施政效果：1)任期內GDP年均增長2.3%；2)財政赤字和債務居高不下。

　　2.1.7 克林頓(1993-2000年，民主黨)：先增稅壓軍費、提高社會福利以及寬貨幣，再減稅以及緊貨幣、實施信息高速公路戰略

　　主要背景：高赤字、高債務。

　　主要財政和貨幣政策：第一個任期，增稅節支配合以寬貨幣。通過1993年《綜合預算法案》，壓縮軍費支出和行政支出，對富人、大企業及能源業增稅，優化并增加教育健康等基本公共支出。提出《國家信息基礎建設計劃》，建立全國性信息網絡。第二個任期，在財政收支明細改善后，減稅配合以緊貨幣。推出《平衡預算法案》，強調對低收人家庭和教育支出實行更多的稅收減免。1999年帶領北約空襲南聯盟。

　　施政效果：1)任期內GDP年均增長3.9%；2)1999年美國聯邦財政收支自1970年以來首次出現盈余；3)貿易赤字大幅擴大。

　　2.1.8 小布什(2001-08年，共和黨)：減稅擴支、財政重回赤字，貨幣由寬到緊再到寬

　　主要背景：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2001年“911”事件發生。

　　主要財政和貨幣政策：推出十年減稅法案，規模達1.35萬億美元；大幅增加軍費開支，以“反恐”為名發動阿富汗戰爭(2001)和伊拉克戰爭(2003)。貨幣政策在前期寬松，后隨著經濟好轉轉為緊縮，到本輪危機爆發后降低利率，并在2008年末實行第一輪量化寬松。

　　施政效果：1)任期內GDP年均增長2.1%；2)財政收支從2003年再次轉為赤字，貿易赤字持續增加；3)爆發次貸危機并引發全球金融危機。

　　2.1.9 奧巴馬(2009-16年，民主黨)：財政貨幣雙寬、金融監管、新醫改

　　主要背景：2007年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2009年歐債危機；財政赤字、政府債務、貿易赤字三高。

　　主要財政和貨幣政策：量化寬松達6年，直至2014年10月。大幅擴大政府開支，推出規模7870億美元的《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主要包括新能源、基建、通信、制造業等。力圖重振制造業，先后推出制造業促進法案(2010)、美國制造業復興計劃(2012)等。加強貿易保護，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等。2009年通過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2010年推出新醫改法案，計劃將第一次把全美合法居民的醫療保險計劃覆蓋率提高到95%。

　　施政效果：1)任期內GDP年均增長1.4%，美國經濟緩慢復蘇；2)財政赤字占GDP比重2010年達9.8%，2015年降至2.5%；3)貿易赤字明顯減少；4)政府債務持續增加。

　　2.2 共和黨和民主黨執政的財政貨幣政策以及效果差異

　　總體而言，上任初期，共和黨總統偏好通過放松監管和減稅等措施調整民主黨經濟政策的“扭曲”。1953年美國歷史上大規模的減稅有三次：民主黨肯尼迪-約翰遜時期，共和黨里根時期，共和黨小布什時期。里根時期通過《1981經濟復蘇稅法》、修訂《聯邦稅法典》(1986)，兩次大規模減稅；小布什時期則推出十年減稅法案，規模達1.35萬億美元。而民主黨總統更喜歡給富人增稅以及提高教育、健康、醫療、就業保障等社會福利。1953-2015年，美國健康和醫療支出占聯邦財政支出的比重從0.4%增至27.9%。其中，增加最快的有三次，分別為1867-1968年，民主黨約翰遜時期，增加3.2個百分點)、1990-1997年(共和黨老布什時期1990-1992年，增加3.4個百分點；民主黨克林頓時期1993-1997年，增加4.5個百分點)；2010-2015年(民主黨奧巴馬時期，增加6.2個百分點)。

　　由于兩黨經濟政策重心的不同，導致了聯邦政府赤字的變化趨勢明顯不同。共和黨執政時期財政赤字先走高后降低，民主黨執政時期財政赤字則先降低后微微抬升。共和黨執政前期擴張財政導致赤字逐漸擴大，為應對赤字后期開始緊縮財政。四年任期中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分別平均為1.5%、1.9%、2.9%、2.6%；財政赤字在第三年達頂點，第四年些許回落。而民主黨執政前期通過加稅減少赤字，在后期赤字重新上升；四年任期中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分別平均為3.1%、2.5%、2.2%、2.1%。如果扣除奧巴馬時期，四年任期中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分別平均為1.5%、1.3%、0.9%、1.1%。

　　從經驗看，共和黨執政期間貨幣政策先松后緊，民主黨執政期間貨幣政策則先緊后松。二戰后大部分共和黨總統(除了艾森豪威爾)執政前期主要以寬貨幣為主，后期則收緊貨幣。共和黨八年任期中每年聯邦基金利率均值分別為7.7%，6.0%，4.5%，4.5%，5.8%，6.0%，5.2%和4.4%。而民主黨(除了奧巴馬)似乎在任期前期主要收緊貨幣，在后期有所放松；八年任期中聯邦基準利率分別平均為2.7%、3.8%、5.1%、5.6%、3.2%、3.5%、3.1%和4.1%。如果扣除卡特時期(滯漲)，聯邦基準利率均值分別為1.7%、2.4%、3.0%、3.0%、3.2%、3.5%、3.1%和4.1%。

　　從統計上看兩黨總統的執政效果，民主黨執政時期GDP平均增速高于共和黨執政時期的GDP平均增速。1953-2016年，7屆民主黨總統執政28年，9屆共和黨總統執政36年。總的來看，民主黨執政時期GDP平均增速為3.7%，明顯高于共和黨執政時期的GDP平均增速2.7%。從總統四年任期分年看，民主黨執政時，第二年的GDP增速最高，平均為4.5%；而共和黨執政時，第二年GDP增速明顯較低，平均為0.7%，第四年經濟增長速度相對較高，平均為3.8%。

　　總體來看，美國的政治周期影響經濟周期。共和黨上臺后大幅削減民主黨的公共福利政策但同時又降低稅率保持經濟活力，總體來看，赤字上升，因此，后期為應對赤字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從外交上看，除了布什家族的兩位總統，共和黨總統的態度總體偏保守，傾向于收縮海外軍事開支，例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是在共和黨任內終結。由于赤字上升，需要發新債彌補預算赤字。因此，共和黨總統前期需要降低資金利率，從而前期需要實行寬貨幣；而民主黨的政策正好相反。

　　3 共和黨框架下的特朗普經濟政策展望

　　3.1 特朗普新政的主要背景

　　中產階級萎縮，失業問題依然突出。雖然美國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普通美國民眾并未享受到經濟復蘇帶來的實惠，中產階級萎縮，財富繼續向富裕階層集中，且真實失業問題仍然不小。2009-2014年，美國全部住戶收入中位數只增長了6.7%，明顯低于全部住戶收入平均數的增幅10.7%。統計上的失業率從最高的10.0%(2009年10月)降至2016年10月的4.9%，但勞動參與率從2008年末的65.8%降至2016年10月的62.8%。

　　社會福利負擔沉重。由于新醫保法案實施，美國醫保覆蓋率從2008年末的85.1%增至2015年末的90.9%；其中，政府醫保覆蓋率從29.1%增至37.1%，私人醫保覆蓋率保持不變。美國健康和醫療支出占聯邦財政支出的比重從22.5%增至27.9%，提高了5.4個百分點。加上收入保障和社會保障支出，四項支出合計占美國聯邦財政支出比重從2008年末的57.7%增至65.7%，提高了8.1個百分點。

　　債務規模攀升，財政赤字面臨上限。2008-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從9.4萬億美元增至17.6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比重從64.0%增至97.8%，聯邦政府資產負債率從228.7%增至326.3%。美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在2010年達9.8%，2016年預計為3.3%。

　　3.2 共和黨執政思路下的特朗普政策展望

　　從特朗普競選以來發布的政策看，結合共和黨傳統及當前美國經濟社會背景，特朗普經濟學的核心很可能是如下四個方面：

　　以稅收優惠吸引民間投融資運作基建。基建很可能是特朗普新政的必選項目，原因有三：首先，美國基礎設施嚴重老化，迫切需要更新；其次，拉動基礎設施重建能夠創造大量新增就業，符合特朗普對廣大選民的承諾；最后，特朗普本人為地產大亨，且他的競選資金主要來源于地產商和制造業工廠主，更新基礎設施對其利益集團有利。根據特朗普“百日新政”的提議，未來基建試圖通過稅收優惠吸引私人貸款參與重建。這種思路亦符合共和黨“小政府”的政策思路，“私人能完成的事情政府不要插手，發展經濟盡量依靠私企的力量而不是壓抑其發展”。

　　減稅與削減福利開支并舉。特朗普在競選時提出減稅和廢除奧巴馬政府的新醫改法案，這既符合共和黨執政傳統，也符合當前美國經濟背景。其一，減稅對富人和大企業更為有利，而共和黨背后則多為大企業，以能源和美國的傳統制造業為主。其二，減稅仍有空間，并且如果只減稅、而不削減福利開支，特朗普時期的財政赤字壓力將會很大。雖然已公布的初步治國政策框架并沒有公布具體的減稅方案，但是明確說明新稅收方案的稅率更低，更簡化、更公平以及更能促進增長。根據2015年美國的數據，個稅加上企業所得稅占聯邦財政收入的58%，約1.88萬億美元，按照10%的保守減稅幅度，赤字擴大約1880億美元，這意味著如果特朗普削減開支少于這個幅度，赤字規模必將擴大。

　　放開市場管制。放松市場管制亦為共和黨傳統，以1980年代里根時期最為突出。特朗普在競選綱領、初步治國政策框架(11月11日)和百日新政“短視頻”(11月22日)中均強調了放松市場管制，內容主要涉及：取消美國能源生產限制；規定制定一條新法規，須廢除兩條舊法規；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放松金融監管。

　　加息頻度或提高但不會超過經濟承受力。特朗普曾多次抨擊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認為低利率對經濟造成了扭曲，并曾揚言換掉鴿派主席耶倫。

　　3.3 特朗普新政的效果預判

　　特朗普的“基建+減稅+加息+放松管制”經濟政策方案有助于再通脹和經濟復蘇，利空債市，利好股市和商品。首先，特朗普的財政刺激政策會同時拉高通脹水平和財政赤字率。債務水平的上升推升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特朗普上臺以及相應的刺激計劃引發投資者對通脹的重估，通脹預期上升導致全球債市齊步下行。其次，再通脹和財政刺激使得美國股市基本面得到改善，利好周期性行業。減稅刺激消費也有利于消費行業。在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的預期下，股市的風險偏好修復，市場投資者情緒上升。第三，如果美國財政刺激加碼，經濟將持續復蘇，那么大宗商品需求將迎來邊際增長。

　　(本文作者介紹：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