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王文

　　弗蘭西斯·福山曾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代表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人》一書中狂妄地寫道：“人類接近千禧年的終點，體制的競爭將只剩下一個人，那就是自由民主”，而這最后一“人”指的就是美國。

美國真的有所謂體制優勢嗎？

　　美國大選特朗普“爆冷”獲勝，令全世界開始深思美國政治體制。事實上，冷戰結束以后，許多人誤以為，美國崛起尤其是在美蘇冷戰中最終勝出的根本原因，在于體制優勢，即以自由民主理念在全球各類體制競爭中勝出。弗蘭西斯·福山曾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代表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人》一書中狂妄地寫道：“人類接近千禧年的終點，體制的競爭將只剩下一個人，那就是自由民主”，而這最后一“人”指的就是美國。這股思潮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整整一代人，以至于在中國輿論中充斥著對本國“體制問題”的批判，有的甚至把所有中國問題都歸究為“體制”。

　　理論誤解如此之深，使新一代中國學人必須要從美國崛起的歷史源頭去厘清“政治體制與國家崛起”的關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筆者每年至少要去一次美國，走訪了10多個州、數十個縣鎮，與數百位美國人進行了交談，并匯集成冊《美國的焦慮：一位智庫學者對美國的調研手記》，這個問題一直是糾纏在腦海中的思考主線。

　　美國崛起的真實邏輯

　　所謂“體制優勢”，是對美國崛起相當簡單的認識，在思維慣性中貌似解釋了18世紀末《獨立宣言》發表至20世紀末冷戰結束之間美國從偏隅小國至全球大國的崛起史，但面對近20多年來的美國國力相對衰弱的事實，該邏輯卻變得啞然：為何同樣的政治體制，在美國獲得空前國際優勢的背景下，卻不能保證美國實力的持續走強呢？

　　民主體制在美國的確立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經過了漫長的演化過程。據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托馬斯·戴伊的統計，1787年參與修改《聯邦憲法》的55位美國建國先賢中，至少有45人持有國家債券，14人從事土地投機活動，24人放貸和投資，11人從事貿易和制造業，35人是奴隸主，還有15人占有大量的種植園。而當時美國的400萬公民，絕大多數都是小農、負債者、小商販、邊遠地區農民、服務業者甚至奴隸。在戴伊看來，美國從來就只是由一小部分人而不是廣大民眾掌控。

　　此后，美國憲法共經歷了27次修正案，對建國先賢們最早確定自由民主規則進行的縫縫補補，延續了體制的生命力，也塑造了體制的吸引力。但這27個有效修正案，最初10個修正案是一次性通過的，其他17個修正案則經歷了艱難博弈，有的修正案討論甚至歷時200多年。一方面，這個過程伴隨著精英力量以外人群的權利受到尊重，從1861年美國廢除農奴制，直到上世紀60年代馬丁·路德·金為領袖的黑人解放運動，黑人才逐漸得到享受民主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美國憲法的修正也充滿著斗爭與血腥。這個國家經歷內戰1次、總統遭暗殺4次、周期性的經濟金融危機數十次、種族沖突數百次，最終美國在19世紀90年代工業生產總值、GDP逐步超過老牌全球霸權國英國，漸漸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由此看，美國國力的壯大，伴隨著一部政治體制的改革史，是社會平等與種族抗爭史。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美國崛起，而崛起的美國又不斷提升其政治體制的國際吸引力。從這個角度看，所謂“先有體制，后有崛起”是一種簡單和教條式的誤導。

　　當然，有了體制變革，并不必然會有國家崛起。18世紀以來的法國經歷數輪制度變革，共經歷過5個共和國體制、兩次帝國體制，卻始終未能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原因在于，法國在幾次大國競爭中均沒有很好地把握戰略機遇，而美國崛起卻是一個例外。

　　從國際視角看，美國崛起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實力漸長期。19世紀初推出的“門羅主義”，奠定了美國獨占美洲的根基，迫使歐洲列強爭霸遠離北美。美國得以偏安一隅，休養生息，雖有19世紀60年代的內戰，但整體上卻享受到了歐洲大國爭霸的“孤立主義紅利”以及初期全球化的“國際貿易紅利”。19世紀，歐洲大陸共經歷了至少8場大戰，幾乎每一組列強之間都曾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而美國的工業化卻是在和平的環境下進行。

　　二是取巧超越期。上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變相抬升了美國的地位。一戰歐洲諸強的自相殘殺，使美國最終得利，1922年2月，《美英法意日五國關于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即《五國海軍條約》簽字，使英國正式承認了美英海軍力量的對等原則，標志著英國海上優勢的終結，美國成為在軍事上與英國平起平坐者。接著，英鎊領銜的“金本位”制逐漸瓦解。二戰中，蘇聯死亡2000多萬人，德國300多萬，英國450多萬，意大利400多萬，其他小國家加起來超過4000多萬，歐洲幾乎變成廢墟。1941年后，美國像一戰后期那樣，中途再次取巧介入，“拯救”了世界。二戰后，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重建世界秩序，一舉奠定霸權。當時，美國GDP、工業生產總值、黃金儲備都一度占全球60%以上，所有國際體系的設計主體思想均源于美國國家利益的訴求。

　　三是霸權護持期。秦亞青教授在《霸權體系與國際沖突》一書中曾充分論述過，美國在戰后國際體系中的根本國家利益，就是維持霸權國與國際體系中其他國家尤其是主要挑戰國家或潛在挑戰國家相對優勢的權力地位，即護持霸權地位。簡而言之，在二戰后，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曾遇到德國、日本和蘇聯的挑戰，但后三者最后均功虧一簣。上世紀90年代后，世界最終呈現“一超獨霸”的局面。

　　中國可從美國崛起邏輯中汲取營養

　　美國著名歷史學教授韓德(Michael H.Hunt)在《美利堅獨步天下》一書中，曾解釋了為何美國能夠成就霸業的原因，即財富的積累、國民的信仰或使命感以及一個強大、現代化的政府。有此基礎條件，順著時局的變遷，美國歷任領導人把國家愿望與物質資源結合起來，穩步地使美國走上了在世界上具有統治力的國際地位。在近400頁的書籍中，韓德幾乎一句未提中國國內輿論所關注的“政治體制優勢”，而是把國家崛起更多地歸功于“體制”相對面：“人”以及與之相關的運籌力。韓德教授的總結與我多年對美國調研的體會是一致的。正如這本《美國的焦慮》中用許多的親歷故事所顯示的，許多時候，我覺察到的，不是所謂的美國體制優勢，反而是他們所謂“體制設計”的吊詭與兩難。

　　比如，中國人最熟悉的美國領導人選拔體制。經過三屆總統選舉的調研，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美國體制選拔的領導人，首先不是取決于候選人是否具備領導這個國家能力，或者是否有充分的執政經驗，而往往是候選人的游說、演說與籌款能力，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信息化時代的美國歷屆總統，第一素質要求竟是“演”！所選出的總統要么是演員，如里根；要么是善于演講者，如克林頓、奧巴馬。2016年大選，無論是希拉里，還是特朗普，“演”的特點更甚。

　　正是這種“體制悖論”——一方面，體制的改革不斷需要民眾賦權的平等化，即人人需要有平等的選票，決定國家領導人最后歸屬；另一方面，被選擇對象需要迎合大眾的導向，導致那些真正的政治大師、戰略大師或者有偉大政治家潛力的人物很難脫穎而出——最終使整個美國陷入了無窮的焦慮與迷惘，國家與社會分裂化趨向越來越明顯，國家的衰落也成為必然。

　　在我看來，造就美國崛起的三大重要原因正在消逝：美國天然的地緣政治優勢正在消逝。19世紀通過購買、欺騙、占領等各種手段，美國造就了“東西是大洋、南北是弱國”的全球最優質大國地緣戰略位置。但21世紀信息化、互聯網化、超音速化的時代趨勢，使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零距離化”，這使得美國再像上世紀上半葉那樣“偏安一隅”，甚至在諸強大打出手時“撿便宜”式的勝出可能性越來越小。事實上，奧巴馬執政期，美國有一股“孤立主義”外交思潮在升騰，但美國做不到孤立于全世界之外，也無法把原本自己介入而導致惡化的各個區域難題甩手不管，也無法在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盛行的世界獨善其身。正如美國學者戴維·梅森在《美國世紀的終結》一書中所述：過度擴張大大耗費了美國的老本。漸漸地，艾森豪威爾的美國預言正在顯現：“我們將在尋找絕對安全的徒然折騰中自我毀滅”。當然，這里的“毀滅”指的是美國不再那么強大。

　　美國捕捉歷史機遇的能力正在消逝。每一次歷史機遇的到來，無論是美國內戰，還是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很善于抓住其中的縫隙。在可能出現戰略錯誤的關口，避免犯錯，沒有讓稍縱即逝的機遇流失。二戰結束以后，德國、日本、蘇聯紛紛犯下的國內政治、經濟等戰略錯誤，美國的戰略家與決策抓住了競爭對手的破綻，進行了有力的戰略回擊，成功維系了美國的霸權。然而，冷戰結束以后，美國這種天賦似乎還給了上帝，急得美國大戰略家布熱津斯基2008年在其《第二次機遇》一書中直接用“戰略悟性的缺失和世界領導力的蹩腳表現”來形容克林頓和老布什、小布什三位總統。可惜的是，奧巴馬也沒有抓住布氏所說的“第二次機遇”，面對全球的“政治覺醒”，美國的領導力真的是“災難性”的。

　　三是美國網羅與培養人才的絕對優勢正在消逝。盡管美國仍然在人才吸引上領世界之先，但根據美國學者戴維·梅森的大量數據顯示，日益衰敗的教育正在成為美國競爭力和國際威望下降的重要原因。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的火爆、“社會主義者”桑德斯長期與希拉里并駕，背后的原因是民粹主義的崛起。而民粹的基礎則是美國人受教育程度和讀寫能力的日益下降，進而產生的理性主義的群體缺失。有諸多證據顯示，上世紀美國的務實精神、企業家精神、效率、科技創新、科研投入相對于其他強國的領跑度在后退，有的單項指標甚至落后于印度、中國等新興國家。筆者在韓國調研時得知，2014年韓國年輕人留學中國的人數第一次超過了留學美國的人數，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美國教育的衰敗。

　　看美國，要堅持中國本位

　　由這些消逝的“崛起動力”，就能真實地評估體制對美國發展的作用。發表“歷史終結論”20年后，福山再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全面反思與修正先前的理論，而這更折射了此前一些國人對美國勾勒的所謂“體制優越論”，更像是“歷史終結論”推至極致而出現的理論自夸、自詡和自負。

　　200多年的美國政治史，其實就是體制發展史。這其中包括有18世紀末的體制爭論，19世紀中葉的農奴制大討論，上世紀初的進步主義運動，上世紀末的民主自負，還有21世紀初的民主大反思。要真實評估美國體制的地位，不是為了否定美國的民主，而在于重新思考政治體制對國家崛起的意義。

　　超越“體制決定論”，是一種否定式的思考邏輯，進而透析支撐美國長期保持優勢的動力消逝。這不僅能夠提升中國社會的信心，還能為持續推動與保持中國崛起能量提供新的借鑒。簡而言之，中國相比于美國的地緣劣勢不再那么明顯，依靠“一帶一路”所打造的新亞歐地緣政治，正在成為中國發展的新動力；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對外把握機遇，對內培養人才，崛起勢頭仍然將長期保持。

　　由此再看美國人、美國社會的焦慮感，不只是一種觀察美國國內政治變遷與外交政策變動的重要角度，更重要的是，推己及人，聯想自身，從美國的焦慮，尋找到支撐本國持續發展的秘訣。這也正是把本書的主題定為“美國的焦慮”的出發點。

　　從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來華架構起太平洋兩岸最古老的國家與最年輕的國家關系開始，如何處理好這兩個國家的關系，始終是亞太地位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然而，對中國而言，“到底該怎么看美國”，始終是一個很難校準的靶子。這其中尤其要盡可能摒棄“美化”和“迥異”這兩類思考維度。

　　所謂“美化”，是由美利堅合眾國的中文翻譯名開始的。中國對美國的譯名曾有過60多種，如米國、美利加、米里干等，最后選擇用“美麗的國家”來定義，多少反映了當年中國人對美國的迷戀心態。迷戀的結果是失望。民國初年，中國一度曾采取過類似于美國三權分立制度，但很快就失敗了；五四運動時，威爾遜總統曾經是中國青年學生的希望，但巴黎和會讓中國人醒悟；1945年中國人認為美國會真正調停，但最終是“別了，司徒雷登”。從歷史經驗看，中國一定要“去美化”“去美國化”地看美國，才有可能得出較為客觀的結果。

　　所謂“迥異”，是指將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完全迥異起來看待，把中國與美國當成截然不同的兩個文明體系。這導致中國人看美國的“極化”，一是向美國靠攏，甚至主張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徹底變成像美國那樣的國家；二是要保持相對于美國的獨立性、獨特性，以至于逢美即反、逢美即防。這使得美國常常在中國人世界觀的數軸兩端徘徊，圓點卻找不到。

　　過去30多年，中國發展實際上走的相對“去美國化”同時又汲取美國經驗的改革之路。在廣泛征求民意、公示制等基礎上，中國推行基層選舉、異地任職、公務員晉升制、集體領導制，逐漸形成了本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改革之路。

　　美國仍然是全球第一強國，但并不意味著中國仍完全落后于美國。相較于美國，中國每一個領域的位置并不一樣，有的已超過美國，比如工業總產量、貿易量等。正如本書中所說，中美差距，經濟實力最少；教育科技實力次之，追趕之勢非常明顯；差距最大的是軍事與金融的實力。但超越美國不是目的，從美國的角度找到中國發展的要旨，才是學人所謂真正使命。

　　從這點看，更需要套用那句老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近著有《大國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記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