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宋曉梧

　　政府對于中長期的產業發展，應該借鑒國內外的經驗，有指導性的規劃。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場的創新，確實是企業在市場的第一線，到底什么產品能夠促銷，哪些符合市場的需求，處在一線的企業最清楚。

產業政策規劃應委托給市場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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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我國結構調整，我認為最核心的一個問題，也是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關鍵問題。下面我就此問題談幾點意見。

　　不能把GDP增長目標當成一個底線

　　目前，政府的首要任務是保增長。而市場結構是客觀存在的，一二三產業也好，外貿、投資、消費結構也好，這都是市場本身的結構問題，怎么調整。在保增長和調結構的關系上如何更好的處理？我認為，從政府的角度來說，保增長不是保短期的一年兩年的增長，而是要保證中長期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中國這些年改革的發展速度很快，但是積累的問題也很多。現在面臨著各種矛盾，需要靜下心好好的把扭曲的結構調一調，調整結構不是降速度，而是為了中長期更好的增長。因此，調結構和保增長是一致的。但短期來看，可能和當年的保6.5、保7、保8當年的經濟增速有矛盾。所以，應該是保增長服從調結構。

　　從我個人來說，我不贊成對保增長提出底線和下限，底線和下線都是GDP指標，按照全國人大通過的“十二五”、“十三五”規劃也好，是一個預期性的指標，不是約束性的指標，如果變成底線，到了各地就變成指令性指標，這樣就沒有給調結構留出充分的空間。因此，我認為，當前經過了經濟高速發展之后，把調結構放在重要的位置。

　　產業政策應委托給行業協會或社會組織

　　再就是產業政策。有人說政府搞產業政策基本沒有成功的。比如蘋果、微軟都不是產業政策規劃出來的，在中國也是一樣。但是，我覺得政府對于中長期的產業發展，應該借鑒國內外的經驗，有指導性的規劃。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場的創新，確實是企業在市場的第一線，到底什么產品能夠促銷，哪些符合市場的需求，處在一線的企業最清楚。

　　所以，市場的創新、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市場自主發展的過程，當然，在這里脫離不了政府給他制造的宏觀市場環境。我想強調的是，政府的產業規劃應該更多的委托給行業協會、社會組織。根據國際上的經驗來看，如鋼鐵協會、汽車協會等各種產業協會，對于行業的發展應該比政府更敏感。另外，它都是市場的主體，就是行業企業自己組織，應該更有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怎么處理好？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地方政府公司化。例如，市縣到省都是以完成GDP、投資指標為當年最主要的任務，這樣就造成了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短期的GDP增長，搞投資、搞招商引資等種種行為。地方政府公司化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認為在“十三五”時期應該把它加以解決。

　　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還要解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權關系。我們說政府的時候，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不是要地方政府沖到經濟的一線，作為推動經濟的主要組織者，如果是這樣就有問題。我們長時間形成了這樣的路徑依賴，如果前一階段對促進GDP的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現在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轉變的時候。另外，政府直接搞經濟，容易滋生腐敗。

　　中國資本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是必然趨勢

　　在市場方面，企業是市場主體，勞動者也是市場主體。要處理好資本收益與勞動報酬的關系。從長期來看，中國很長時間實行的是低勞動成本競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到了今天這個關節點，也應該需要改變了。

　　有人提到，中國的資本會轉移到更低的勞動力成本的國家，比如說越南、柬埔寨、老撾這些國家。我認為，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中國經濟總量已經到了世界第二，怎么要求自己的普通勞動力的價格壓在柬埔寨、越南、老撾這樣的國家水平上呢？

　　當年日本的豐田到中國制造，人家也沒有說有多大的問題呀。現在已經發展到中國資本輸出的階段了。如果我們把中國勞動力的價格壓低在老撾、柬埔寨、越南這樣的水平，請問國內的勞資矛盾得有多尖銳，收入差距得有多大？

　　這些年來，經濟發展的成果是不是合理分享了？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事，當然，最近這些年勞動力成本提高比較快，有勞動力供求總量的變化，也有對前些年制度的反彈。改革開放30年間，人均GDP增長了20倍，城鎮居民收入只增長了13倍。在這37年中，有30年城鎮居民收入低于人均GDP增長。

　　看看這30多年的變化，現在工資占GDP的比重、勞動收入或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在全世界是低的，還沒有恢復到八十年代初的時候，這個欠帳該還的時候還是要還。對于這個問題，政府要創造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不要既做裁判員，又做市場競爭的運動員。對于企業的主體來說，應該嚴格的遵紀守法，這兩件事是相輔相成的。

　　我國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不夠

　　最近爭論比較大的還是關于工資增長的問題，勞動力成本怎么看？我認為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不夠。美國的經濟增長與工資增長擬合度比較好，中國經濟增長和工資增長的擬合度比較差，這說明我們的工資增長還沒有和經濟的增長同步，沒有反映市場靈活的配置。

　　如果提高靈活性，企業會根據經濟增長的情況，可以調整自己用工的人數和用工數量。揭示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去產能也好，去杠桿、去庫存的工作也好，不要養僵尸企業，寧可把失業人員用失業保險、社會保障養起來，也不要在企業內部待業，美國能夠做到這樣，就是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比較強。2008年，失業率從4%、5%提高到11%。我們的失業率始終是4%、5%，不能反映市場的波動，這是應該注意的問題。

　　另外，不要只看到近年來工資提高對企業經營造成的壓力，也要看到工資水平提高的積極作用。其實，前一階段中國過低的勞動力成本掩蓋了企業其他成本，比如說土地成本、物流成本、各種交易成本。在勞動力成本過低時，企業有錢可賺，那些成本不在乎?，F在勞動力成本要回歸了，那些問題就暴露出來了。

　　因此，勞動力成本的合理提高，也有利于政府重新審視并改善企業的總體經營環境。當前企業經營困難，主要是產能大量過剩，這不是勞動力成本過高惹的禍，反而是前階段各地為招商引資過分壓低勞動力成本的惡果。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工資水平的提高會倒逼企業改變，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從而推動全要素勞動生產率提高。這已被工業化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史所證明。

　　在現階段，經濟下行時期，政府可以通過控制最低工資的調整加以一定的約束。但是，市場本身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是造成勞動力成本快速增加的原因，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而且對于新階段經濟發展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因此，對于政府和市場這兩者的關系，需要再深入一步研究，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把企業和職工等多項因素放進去分析，也許有助于我們把一些問題看得更清楚。

　?。ㄗ髡咴?016新興經濟體智庫研討會上的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