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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科技創新為啥不太行

2016年09月02日07:50    作者:周其仁  (0)+1

  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周其仁

  美國科技創新力量大,原因在于它已經形成了一個生態。房子是同樣的,校區是同樣的,大學名字都叫大學,但人家里頭的活動卻很不一樣,差別很大。對我們大學在整個社會當中的連接方式,真要重新反省。

看硅谷,公司、投資機構老師、同學、實驗室密密麻麻地堆積在一起。看硅谷,公司、投資機構老師、同學、實驗室密密麻麻地堆積在一起。

  此次積木式創新游學,除了洛杉磯外,我們主要去了美國兩個城市:舊金山和波士頓。兩個城市面積可以忽略不計,占美國國土面積的百分之零點幾。硅谷不是一個行政區劃,是一個俗稱,它的面積就跟北京中關村一樣難以說清。雖然這是個非常小的地方,但可看的東西很多。

  聚集是人類歷史上屢屢發生的現象

  我們現在看硅谷,公司、投資機構、中介組織、老師、同學、實驗室,在不大的空間內密密麻麻地堆積在一起,這是一個特征。它的內核就是一所大學,它早期不被人看重。而現在,斯坦福大學如日中天,經過一個多世紀成為世界頂級名校,硅谷就是以這個大學為中心而衍生出來的。

  現在這個地區有大大小小公司一萬家以上,創造了很多銷售額、GDP和就業崗位。我在考察中發現,硅谷公司的密度很大。但與之相比,中國的高校有多少專利?高校周邊有多少企業?能不能跟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大學一樣,畫出一幅高校與企業高度集聚的地圖來?這是值得探討的好題目。

  再看東岸,有一個基金會做了6年的研究,發現麻省理工大學校友所創辦的公司有兩萬多家,每年創辦的速度在遞增,創業者的年齡在下降,創造的銷售額達2500億美元。這個現象給了我很強的沖擊,為什么呢?

  因為這樣的現象多次出現過。以色列本身不大,在這個不大的國家里,就只有靠地中海沿岸的那幾個地方,密集地分布著高科技公司。順著這個思路,再把這個現象往前推,發現聚集是人類歷史上屢屢發生的現象。

  我們講希臘文明,幾何學、邏輯學都是希臘人的學問。希臘人的學問最早就是柏拉圖創辦的學院,這個學院成為了一個凝聚優秀學者、學生討論的地方,對整個人類影響非常大。

  我國與之類似的是山東。公元前300年,古代齊國首都臨淄(今天的淄博),有當時最有名的學院——稷下學宮。150年里,上千人在里面,百家爭鳴。在那么久遠的時候,臨淄也是一個空間上不大的地方,但很多厲害的人湊在一起。

  然后就是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但丁等人都出現在不大的地方,就是佛羅倫薩周圍的幾個村鎮。

  再往后是科學革命,英國的劍橋就在倫敦不遠的小鎮上,但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想法和思想都產生在這個不大的地方。這種聚集的現象一再出現。

  兩千年來,有一群人在一起打磨,這是所有科學、思想產生的重要條件。不是單個的厲害的頭腦所能實現的。厲害的頭腦湊到一起,你說東他說西,互相激發。所有影響人類的重大發現,空間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極其不均衡:就是極少數的人,在極少數的幾個地方改變世界。

  中美大學,科技創新的差距何在?

  我前一段在研究城市,城市就是密度,就是聚集。這次去的時候發現,科學創新比一般城市還要高密度。這次我們走進擁有創新公司的幾個地方,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我們要看哪些東西我們有,哪些東西我們沒有,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硅谷核心就是斯坦福大學,波士頓走廊核心就是麻省理工大學。這些有綱領、有精神、有校訓。但北大和清華也有校訓,有傳統。

  對校園的大規模投資,在中國已經能做到了。我看過很多五千畝的校園,車在里面開半天,很多大學城大到進去以后出不來。

  美國大學的房子里有一堆牛人,我們中國這里也有。

  區別在于,像麻省理工大學這樣的學校比我們對人的投資更多。他們每年研發預算很多,其中部分是企業捐的,而我們國家大學每年的研發資金卻差很多。在美國好的大學里,師生互動頻率很高。同時,老師帶著博士生全世界走,哪個地方有意思,只要報上名字帶著就去了,博士生領著碩士生走,碩士生領著本科生走。

  有人說中國有雄厚的資本,但其實往人身上投錢卻差的很遠,培養人的“厚度”遠遠不夠。很多事情看一看、現場聽一聽就不一樣,但中國有多少學生有這個條件?

  中國大學與美國大學相比,有老師、有學生、有研發、有支持研發的人和機構、有國家投入、有校友捐贈或公司捐贈,這些環節是一樣的,但后面一個環節就不同了。研究出來以后怎么辦?再下一步就是要用專利,可以依靠專利排他性地實現發明創造的收益。

  麻省理工大學在1960年代就做了很多在大學層面的嘗試,得出了一些把這一塊資源激活的經驗。這些經驗最后反映到議員那里去,最后有了《拜杜法案》(《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門享有聯邦資助科研成果的專利權成為可能)。由于這個法案的推行,最后大概6900家公司放在馬薩諸塞州,成為了整個馬薩諸塞州經濟的發動機。

  此后,出現了新的角色,叫專利轉換辦公室。這些辦公室的人整天在大學里面轉來轉去。他們也不是科學家,也不完全是商人,而是負責幫助科學家申請專利和推動專利商業化的專家。專利帶來的利益,有三分之一歸專利轉換辦公室,他們拿到錢再去申請專利,拿到更多的錢,整個技術轉換的格局就不一樣了。我們大學里面有這樣的人嗎?所以,我們缺的是制度,而沒有制度的原因是沒有人把制度做出來。

  在參觀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專利墻”,而專利背后是一套關于專利保護的法律。你用五年或者八年來研發,只要干出頭來,任何人都要給你付費。沒有這個信念,誰會把五年、八年的時間往里放?風險資本怎么敢往里投?有了核心大學給企業的專利,圍繞這個專利可以再開發更多專利。

  光有專利還不行,產業界怎么判斷?市場怎么判斷?這是另外一個環節。不是所有專利都能賺錢,要有人掂量、評估、檢驗、嘗試。我們在游學過程中就看到有企業聯合會,駐扎在麻省理工大學,從市場產業生產的角度評估哪些專利更有機會變成產品,但我們這里好像就沒有這樣的組織。

  美國科技創新力量大,原因在于它已經形成了一個生態。房子是同樣的,校區是同樣的,大學名字都叫大學,但人家里頭的活動卻很不一樣,差別很大。對我們大學在整個社會當中的連接方式,真要重新反省。

  科技創新就要有高濃度、高密度的“場”

  什么叫科創?運用一個新的原理解決有市場前景的問題,就叫科技創新。在我看來:第一,要有原創性的想法,原理就是一個想法,就是關于因果聯系的猜測,有了原理能不能用,后面要有一組支撐性的技術。

  我們最受觸動的科研項目是盲人的眼鏡。這個項目背后的科學原理就是:人看東西不是靠眼睛看的,而在腦子里成像,這個科學原理曾有多少人摸索、猜測。有了這個原理,不一定能馬上變成產品,應用原理要有一系列的技術支撐。

  科學家、工匠都不能少,工藝的可行性很重要。為什么麻省理工大學強調手腦并重?不動手解決不了關鍵的技術困難。科學家、教育家、發明家、工匠、企業家、投資家、商人,一個都不能少。

  另外,不能指望科學創新遍布整個國家,所有這些元素只能在空間上集中到非常小的地方來,高密度、高濃度,要形成一個場。不光是每個元素很優秀,而且要每個元素進入到這個場里互相作用。

  我們這次游學,互相折磨,互相較勁,發現所有人的體能都是可以的。這次實驗發現:場是比單個元素重要的力量,這個場一定不能太大。反應堆、熔爐、高壓、高溫要湊到一起,要高頻互動。溫度非常重要,如果不在一個群里面集聚起來、湊到一起,好多潛在的力量是發揮不出來的。這里頭最重要的生產力不是單個人多聰明、多厲害,而是形成的那個氛圍。

  中國古人講:“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什么叫創新?就是“無中生有”。無中生有的條件是什么?想法再往前走一步,最后怎么變成產品?這里有大量的道理值得研究。把想做事的人聚在一起,形成氛圍,就可以發展,這是知識驅動、知識外溢的經濟發展。

  一個適合人才發展的地方是怎么形成的?研究城市,研究到最后就是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到底能做些什么?這需要大家共同研究!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責任編輯:賈韻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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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關鍵詞: 周其仁 硅谷 麻省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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