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滕泰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也在不斷擴大和發展。但是從整體來看，即使按照較低的標準，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所占比重也僅有30%左右。而在1980年代的社會調查中，在美國就有66.7%的居民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在瑞典這一比例是75%。

　　近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再次提到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問題，并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必須強化人力資本，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力度；必須發揮好企業家作用，保障各種要素投入獲得回報；必須加強產權保護，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增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感。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只有按照要素貢獻和邊際報酬進行分配，才是真正公平的分配制度；針對目前中國收入分配領域的扭曲現象，只有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場，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才能真正擴大內需，保證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

　　橄欖型分配格局，有利于經濟轉型和可持續增長

　　如果一個國家中等收入群體占得比重最大，那么社會將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如果中等收入群體占的比重較小，則分配格局將呈現為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如果高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規模依次增大，則社會的分配格局將呈現為金字塔型。中等收入群體占人口的60%—70%時，形成了橄欖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對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民福利的提高都是最有利的。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利于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有利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也有利于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中國經濟目前面臨著由過去主要依賴外部市場，向依靠內需轉變的任務。如果中國呈現出啞鈴型或者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對于培育持續穩定增長的國內市場都是不利的。高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普遍較低，也就是說由于其生活條件普遍較好，在每個單位的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費的部分一般較低，對于整體經濟的拉動有限；而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盡管較高，但是整體收入水平限制了其消費能力，而且其消費結構一般集中于生活必需品，對于整體經濟的升級換代也缺乏帶動力。同時，啞鈴型或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結構，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啞鈴型分配格局下，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容易向激化的方向發展；而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結構容易導致階層固化，社會缺少流動性，往往陷入僵化停滯的局面。

　　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相對較高，保證了其穩定的支付能力；同時中等收入群體表現出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可以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向消費型增長轉變。同時，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結構也更傾向于新型消費品，對于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的接受能力普遍較高，也更有利于配合中國經濟向高端內生性經濟轉型升級。中等收入群體占據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也最有利于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在這樣的格局下，低收入群體通過一定的奮斗，有可能上升至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也可以通過努力，進入高收入群體，階層之間有著良好的流動性。

　　因此，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推動社會向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轉變，既有利于經濟發展和轉型升級，又有利于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增長，因此也是提高國民福利的必然要求。

　　抑制中等收入群體壯大的因素有哪些？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也在不斷擴大和發展。但是從整體來看，即使按照較低的標準，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所占比重也僅有30%左右。而在1980年代的社會調查中，在美國就有66.7%的居民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在瑞典這一比例是75%，而在總人口不過1.2億左右的日本，長期以來有“一億中流”的說法，即一億人自認屬于中產階級。由此可見，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明顯滯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任務非常急迫。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認為，房價上漲過快、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比過高、要素占有公平性較差、行政權力參與財富分配等原因，是抑制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和快速壯大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大中城市中，房價上漲過快成為抑制新生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重要原因。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大學以上學歷的年輕人是新生中產階級的主要后備力量。他們在畢業后憑借自己的學識和能力，很快在大城市獲得穩定工作，進入白領階層，或者成為專業人士、企業管理者，中產階級群體由此得以不斷擴大。但是過去幾年，遠遠高于收入漲幅的房價增速（圖1），使得居住成本占據了年輕人收入的相當大部分，擠占了本應用于改善生活和提供發展的其他支出。

　　房價上漲過快，也是分配機制扭曲的重要表現。其本質一方面是人為制造的土地要素稀缺，導致能夠獲取土地資源的房地產開發商獲取了過高的回報；另一方面是住宅的投資品屬性被過度放大，扭曲了其消費屬性，掌握資金要素的部分群體可以利用其資金優勢和金融杠桿擴大財產性收入，進一步擠壓了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就必須改變土地要素、資金要素在分配中占據過高份額的局面。一方面恢復住宅的消費品屬性，降低投資性、投機性買房需求，盡快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另一方面通過“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為核心的房價管控政策，將房地產庫存轉化為有效供給，滿足居民的剛性需求，改變土地要素收入擠占勞動、技術、管理應得份額的狀況。

　　財政收入占比過大、增長過快也是抑制中等收入群體增長的原因之一。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的宏觀稅負為37%，高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與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不同，中國在低福利水平征收高稅負，對居民收入的影響更大。從增速來看，財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國民收入增速（圖2），而直接影響企業和居民所得的所得稅增速一直高于整體財政收入增速。

　　企業所得稅主要影響企業的稅后利潤，直接影響到企業主的紅利收入。調查顯示，目前小微企業、中小企業的稅負普遍偏重，從納稅額占營業收入比重來看，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承擔的比重甚至超過了上市公司。個人所得稅盡管在政府整體稅收中所占的比重不高，但是它卻廣泛影響到工薪收入群體。在西方發達國家，工薪階層人數占比將近50%，但只承擔了個稅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擔了60%，1%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30%。2014年，中國的工薪所得稅在個人所得稅中的比重已經占到65%，有人認為個人所得稅實際上已經成為“工薪稅”。過重的稅負不僅減少了企業和居民的當期收入，而且長期影響勞動者、技術人員、管理者的可支配收入，不利于經濟發展和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因此，減稅的總體指導思想要有利于鼓勵勞動、技術、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獲得更合理的要素回報，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長期以來，一些行業和企業憑借其在要素占有上的有利地位，長期收入分配中占比過高，擠占了其他方面的收入。例如，在中國2000多家上市公司中，銀行的利潤一直占據了一半以上的份額，這就意味著其他行業的企業很大程度上是在“給銀行打工”。例如，對比發現，比較扣除各種稅費后的“裸價”，中國的汽油價格要比美國高出30%左右，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壟斷造成的財富重新分配。在電力、電信等領域，也廣泛存在資源壟斷或行政壟斷，導致部分企業長期依靠壟斷獲取財富，擠占了其他行業和企業的收入分配份額。

　　同時，一些個人利用改革過程中的制度不完善，占據公有資源為個人謀利，對于其他社會群體形成了明顯的不公平。例如，在農村和城鄉結合地帶，部分集體所有的的土地被個人非法占據，搭建違章建筑，在拆遷中以社會穩定為要挾索要高額補償，這已經成為各地的普遍現象。例如，在深圳福田區的崗廈村，在房屋拆遷的一夜之間，500多人在一夜之間通過拆遷獲得數千萬甚至上億的收入。在深圳，還有不少原本是農民的“包租公”，坐擁一層、幾層甚至一棟“握手樓”（指“城中村”里面相距很近的“農民房”，樓與樓之間相距很近，兩樓里的人打開窗戶即可握手），每年獲取的房租收入堪稱暴利。

　　這兩種現象都可以歸結為要素占有的公平性較差，它使得收入分配從起點上就偏離公平；同時這種現象使得收入分配與要素貢獻無關，導致收入分配結果進一步扭曲。因此，反壟斷、放松管制，促進市場自由化、產權民營化，不僅是“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公平收入分配的必然選擇。同時，也應當盡快消除各種產權模糊地帶，如對農村土地實現盡快確權，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

　　行政權力直接或間接參與收入分配，是收入分配機制扭曲的重要原因。長期以來，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財政等方式，直接參與財富分配，不僅造成了地方財政風險的累積，而且也形成了大量的灰色分配，對于其他要素的正常財富創造和分配都起到了抑制作用。行政權力在資源分配中具備強制性，如果行政權力直接參與財富分配，不僅是腐敗的源泉，也會影響到其他要素創造財富的積極性。行政權力必須回歸服務社會的本質，直接或間接參與財富分配的做法必須遏制。

　　“軟財富”是中等收入群體新的增長動力

　　“大蕭條”和二戰以后，西方國家逐步發展了一整套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收入調節收入分配的機制，它對于改善分配結果、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也逐步建立了轉移支付的制度，并通過社保、扶貧等具體方式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也的確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的方式調節收入分配，對于改善低收入群體的狀況有一定的作用，但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則效用有限，過分擴大財稅規模甚至會降低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帶來新的障礙。

　　在2013年出版的《民富論——新供給主義百年強國路》一書中，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創立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就提出了以“供給要素貢獻和邊際報酬”為核心的收入分配六個核心主張：（1）遏制公共權力直接或間接參與財富分配。（2）減少壟斷對財富的瓜分。（3）控制利用公共資源過度獲取個體收入的現象。（4）對于創業企業或雇員人數、銷售收入較小的小微企業應大范圍免稅。（5）政府可以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但調節的重點應該是嚴重偏離要素邊際報酬的收入，比如房產持有和遺產繼承等等。（6）無論是公共投資還是轉移支付，長期來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應該盡量減少公共支出和轉移支付。

　　目前，以“供給要素貢獻和邊際報酬”的收入分配機制亟待明確和建立健全，中國的收入分配體制中的扭曲現象也迫切需要改革。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三年前提出的分配六大核心主張對于當下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仍然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按要素貢獻分配，是公平分配的基礎原則，人口和勞動、土地和資源、資本和金融、技術和創新、制度和管理這五大要素都是財富的源泉，在財富創造的過程中，各要素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如果在分配過程中，各要素都能夠得到自己所創造的份額，那么這樣的分配就是公平的，誰創造的財富多，誰獲取的報酬就多。而按邊際報酬分配是公平分配的數量化原則，只有按照邊際報酬，也就是最后一單位要素在財富創造中所做的貢獻，來衡量這一要素的貢獻量，才能有利于生產要素的更有效率配置。完善收入分配體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根本，就在于落實“按要素貢獻和邊際報酬分配”的原則，保障各種要素投入獲得回報。

　　按照要素貢獻分配，首先就要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破除消除各種不合理的壟斷現象，放開市場準入，消除各種要素產權的模糊地帶，保證收入分配從起點的公平性。

　　按照邊際報酬分配，就必須完善要素市場，勞動、土地、資金、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充分市場化，讓競爭的市場給要素定價，放松各種供給約束，解除各種供給抑制，讓市場在要素供給和收入分配中充分發揮作用。

　　目前，中國經濟正逐漸由工業硬財富時代向以知識產業、信息產業、文化產業、金融產業和其他服務業為代表的軟財富時代過渡。技術、管理、創意等軟財富的創造能力將取代傳統的土地、資本而成為稀缺的要素。根據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原理，“稀缺要素將在分配中占主導地位”，掌握這些軟財富創造能力的群體，也將在分配中獲得逐步增加的份額，這就是未來中國中產社會形成的根基，這個群體也就是中國中等收入人群的基礎。

　　中等收入人群，是新供給創造能力最強的人群，也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和財富創造的最重要主體。如果能夠落實“按要素貢獻和邊際報酬分配”的原則，保障各種要素投入獲得回報，中等收入群體將會不斷壯大，橄欖型社會早日形成，中國經濟才能更加穩定持續增長，中國社會也會更加和諧。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