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吳敬璉

　　我認為政府來決定給誰減稅容易扭曲價格，破壞平等競爭，所以建議實施普惠性的減負。現在我們的企業家缺乏信心、缺乏積極性，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光減點稅當然還不夠，但是總有些好處。

　　我們當前情況下應對挑戰的方略是什么？就是在穩住大局，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立志推進改革，依靠具有活力的體制機制提高供給側的效率。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現在風險已經積累了，小的風險不可避免，但我們要盡一切可能防止爆發系統性的風險，要為改革爭取時間。但是改革不能馬上見效，需要用這個辦法穩住它，給改革留出時間來，然后通過推進改革，使得整個方向調過來，逐漸進入良性的循環。

　　分開來說，一是在現在風險積累到相當高度的時候，如何穩住大局。我想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要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風險。風險已經存在了，要想辦法控制住它，而不要發生連鎖反應擴散開來，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一下子倒下去一大片。另一方面是要想辦法化解現有的風險，比如說不要病急亂投醫，大量投資于沒有回報或者是回報很低的建設項目。要妥善地處理地方政府的債務，要動用國有資本去償還資本的隱性負債，最大一筆的隱性負債就是社保的缺口。

　　三中全會做出決議，要調撥國有資產去補充社保基金。這有兩個作用：一是把缺口補上，否則爆發出來的時候應付不了；另外一個，目前統籌繳費太高，用這筆資金去補充后，可以降低繳費率，減輕企業過重的負擔。要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停止“剛性兌付”，對于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或者是重整，就是說把小震震了，把風險釋放了，不要積累大震。還有一條很難做：我們有大量的死資產。一是有些城市有大片的住宅賣不掉，有的城市過去用的辦法是讓縣里的人進入，上省會的戶口。但是這個潛力有限，而且把地級市、縣級市的資源都吸干了。另外一個是有些地方有大量開發區，基礎建設都做了，但是沒有企業進入。總而言之要想出辦法和措施來化解風險。

　　另一方面，凱恩斯主義式的短期政策有時候還是應該用，但要講究怎么用。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兩類，一是財政政策，一是貨幣政策。有一位美國經濟學家，也是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寫了一本講資產負債表危機的書，里面講了一個觀點我覺得值得注意：當前出現了資產負債表的危機，比如泡沫破滅了，金融償債困難。因為現金為王，所以人們要保持錢的流動性。在這種情況之下，貨幣政策沒什么用。

　　人們不會將錢投到實業里去，而是一定會找那種流動性強的、容易撤離的地方，比如說股市。所以他認為在發生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況之下，要用宏觀經濟政策，即主要用財政政策。我同意這個觀點。

　　所以要提高財政赤字的力度。所謂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實就是赤字政策。下一步擴大赤字、也就是提高財政政策的力度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增加支出，一個辦法是減少收入。中國的官員都喜歡增加支出。中國人說“手中沒有一把米，呼雞也不來”，如果你手中有一把米，呼雞就會相應了，能夠得到選票。但是政府付錢，不管是投資也好，補貼也好，一般說來效果都并不好。我認為主要的方法不應當是增加支出，而是減少收入，現在的口號是“結構性減稅”。我認為政府來決定給誰減稅容易扭曲價格，破壞平等競爭，所以建議實施普惠性的減負。現在我們的企業家缺乏信心、缺乏積極性，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光減點稅當然還不夠，但是總有些好處。

　　從這兩個方面下手，我覺得能夠保持一段時間里不爆發大的危機，帶病延年，爭取時間以進行改革。這樣就可以逐漸地轉入良性循環。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早點動手，延遲得太久了也會有問題。去年在討論新常態的時候提出了一些控制和化解風險的措施，有一些已經在實行了。

　　成敗的關鍵在于能否把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

　　要通過改革建立起一個好的體制。好的體制，總的來說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說的兩句話：“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但是現在好象有一種理解，三中全會說了兩方面都要發揮作用，半斤八兩，都要加強。我覺得要搞清楚兩者的作用范圍是不一樣的，各自的職能是不一樣的。在資源配置中，應該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市場的基本功能在我們經濟學上說是兩個，第一個是有效配置資源，第二個是形成一個兼容性的激勵機制，能夠激發企業家和一般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的重點任務，就要“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三去一降一補”就是市場針對的問題，“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用經濟學語言說，就是實現資源的有效再配置，通過市場競爭，使得有限的資源從效益低的、供過于求的企業和部門流出來，流到效益比較高的供不應求的部門去。市場來做這件事是最有效的，但是現在很多地方還是熱衷于政府做：用下指標的方法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也是由政府機構決定，要發展哪些產業，用什么技術路線，政府給補貼、給扶植、給貸款。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去做的結果是怎么樣的。

　　去年在北京在“電動車百人會”，有人說政府扶助電動車發展去年以前已經花了1千個億。最后總結，有些錢花得不好，所以沒有效果，譬如說有一個中央發動的“十城千輛計劃”，選擇十個城市，每個城市給1千輛大巴，大巴的補貼強度很高，希望十城千輛，有1萬輛的規模，可能接近最低的所謂經濟規模，最低的經濟規模達到以后，就能夠自己轉起來了。

　　但這里補的方法錯了，本來是應該補需方，在市場中需要補的，是補消費者、補購買者，我們用的方法是補供方，補給生產廠商，于是各地紛紛要求“我也參加”，最后是25個城市，一個城市1千輛，就是2.5萬輛的大車，這應該說到了最低的有效經濟規模了，但因為是補供方，肥水不流外人田，規模也就是1千輛，結果錢完全無效。去年改成主要補需方，但是法制上好象有問題，出來了一個假需方，左手賣右手，勾結起來。供方賣給需方，需方拿到補貼后把這個錢還給供方，再買一次，兩方把這個補貼分了。現在正在查這種騙補。所以說，政府在市場里面起作用的時候要非常注意。

　　另外一個是降成本，或者還有去杠桿，許多地方也主要用行政命令下指標的辦法。有一個移動通訊供應商的副總說：“我們的日子真難過，有的部門給我們下指標，要提網速、降資費。另外一個部門又給我們下指標，要我們增加盈利上交。政府夠累，我們也很累。”

　　后來他說了一句話：“其實這個行業如果放開競爭，我們自己都會努力去做。”目前這個行業競爭是很差的，三代移動通訊，工信部發了三個牌，一個牌是上午發的，兩個牌是下午發的。為什么他批準三個執照要分兩次發呢？第一個叫做“自主的技術”。我們要表現出我們支持自主技術，實際上這個技術在三代的時候不太成功，所以負責推廣這個技術的運營商并不喜歡，運營的效果確實也很不好。其實這些事情都應該由市場通過獎優罰劣、優勝劣汰去做，市場可以做得很有效率。

　　政府要做什么呢？三中全會說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這個“更好”是跟誰比呢？是跟過去的做法比。習總書記在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里說，核心的問題是在資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跨界了，做了一些不該他做的事。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去直接干預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

　　所以政府起作用的時候要有所不為有所為，有些事情不能干，不能直接組織融資，直接操辦項目，不應該去指定技術路線。我常常看到一些部門的領導同志，或者是地方上的領導同志，到企業去就告訴人家“這個技術好，你們搞這個技術”。

　　他怎么能知道哪個技術好？不要說官員不知道，企業家其實也不知道。這都應由市場決定，由市場判斷。政府不要違法設定行政許可，不要違法地設定市場準入。反過來說就是要趕快推行負面清單制度，不要干預司法，實行地方保護，不要對個別企業實行政策傾斜，破壞競爭的環境。政府給高新技術企業很強的政策傾斜與扶助，好象看起來很好，但扶助了他的，打擊了千千萬萬其他產業。

　　深圳從來都是扶助力度很大，但是因為資源是有稀缺性的，就是說是有限的，扶助一些企業意味著損害和打擊其他企業。比如對電動汽車的扶助力度很大，中國有一個聲望最高的院士告訴我，他的學生的技術可能是世界先進水平了，想要20多畝地，就是不能批準。最后找了好多的領導，也很幫忙，過了幾年還是批不下來。原因是我們的制度就是這樣的，他不在重點扶持名單里，要“走程序”，這一走程序幾年批不了。這種事情相當多。

　　政府應該要做一些事情，應該“有所為”，問題是在哪些方面有所為？政府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比如說好的制度，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基本的社會保障，還有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教育和科研，特別是一些基礎性的教育和基礎性的科研是有外部性的、引領性的，企業很難去做，這是政府的責任，也應該去做。在市場發育程度比較低的情況下，有一些微觀的事情可能也需要政府介入，但要講究方法。

　　現在很熱門的話題是PPP，PPP主要是針對所謂“準公共品”，第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日本。原來半導體集成電路很落后，處于技術追趕階段時，就用了PPP的辦法，找了8家半導體公司出資，政府對應出資，組成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開發后，把所有的專利、所有的專有技術都向社會有償提供，做得很成功。后來很多國家都用了這種辦法，或者是PPP，或者是政府牽頭組織產業聯盟，來開發這種共用性的技術。但是一定要注意，這種開發是競爭前。競爭前開發可以補貼，到了進入市場競爭的時候就不能補貼了，你補貼一個企業，就打擊其他所有的企業，這是破壞競爭。

　　對于那種外部效益好的企業可以進行補貼，來消除外部性的影響。但這種時候一定要講究方法。關于電動汽車減排，美國加州用的辦法最好，他們不是用補貼，用的是排放額度交易。特斯拉拿到很多錢，不是從政府拿到的，是賣排放，因為它是零排放，有些做汽油燃氣汽車的則要買排放指標。通過這樣一個辦法，不用出錢，就把限制排放的成本分攤在生產燃油車的企業身上。當然，這需要比較好的社會誠信、比較好的法制。所以改革是一個全面改革。

　　還有一個是規劃。規劃要提供一種預測性的信息，不是計劃的規劃。既然成敗的關鍵就在于推進改革，現在有一個問題一定要防止。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最先提出，就財政部的情況來看，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落實三中全會的改革規劃存在一種趨向，就是文件發得太多，落實不夠。他叫“冰上開車，空轉”，第一個文件還沒有學完第二個文件又來了，沒有時間消化和落實。我覺得他指出的這種現象必須要改。中央領導在最近好幾次深改小組的會議上反復講“要擰緊螺絲”，把改革的主體責任落實到位，讓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的各項改革決定落地生根。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