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無冕財經 作者 張五常（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家和現代知識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

　　不管怎樣說，2008年初推出的新勞動法一定要取締，中國的經濟才有可為。一些朋友認為這勞動法今天已經織進了中國的體制之內，無從取締。我沒有他們那么悲觀，因為有英國發明的“合約退出”的方法北京可以采用。重要的是給勞動者與雇主有選擇。

　　目前談到經濟，一定要說到中國經濟的困難，同時要說怎么處理。怎么處理呢？可以處理！但是我的話你們要聽才行——1980、1990年代，我寫的那些文章、講的那些話，依稀覺得有點效果，但是最近十年八年以來，我的話都沒有人聽，影響絕對是零。

　　三十多年前，我43歲，開始跟進中國問題的研究，政府派了助手來幫助我，從那時起到現在，只要我需要，任何文件、資料都可以拿得到。我今年80歲了，雖然我體力疲累得很快，不能像以前那樣到處跑了，但我的智力基本還是一樣，想象力跟以前也差不多，所以，關于中國的問題，包括地方發展問題，我還還有魄力去應付的，雖然是很難應付。

　　為了準備這次的報告，我寫了兩天，準備講三方面，目前中國的問題很嚴峻，三方面都有大問題。

　　關于勞動力市場，薩伊定律沒有錯

　　幾年前我的太太在英文網上見到“史提芬張的需求曲線”一詞。需求曲線可不是我的發明，怎會帶到我這邊來呢？追查一下，知道他們提到的是1971年我發明的一幅幾何圖表，被兩位當年的同事放進他們出版的課本上，跟著傳了開來。這圖表我在自己的中語文章中有提及，數十年來只是夢里依稀。這次見該圖在西方成為經典，自己好奇地再畫出來。那大概是四年前的事了。

　　是很簡單的一幅圖表，顯示著有甲、乙二人，各有各的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記得1971年提出該圖表時，我說甲的需求曲線對著鏡子看就是他的供應（內地稱供給）曲線。當年我可沒有把這供應曲線畫出來，可能因為過于明顯，懶得畫。三年前為了再向一些同學解釋，我索性把那對著鏡子看的供應曲線放進那甲、乙二人的需求曲線的圖表中。今天的同學可在最新的《經濟解釋》卷一第九章與卷四第八章見到該圖表。

　　這里我要順便教同學們一件重要的瑣事。搞思想創作，有時多走一小步會有重要的突破！當年我懶得畫那對著鏡子看的供應曲線，這次畫了出來，多了一些均衡點在眼前跳動，我立刻意識到：一個人——任何人——供應任何物品，其目的只是為了需求其他物品，不供應則沒有條件需求。我跟著想到：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薩伊定律”嗎？為什么薩伊說供應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呢？

　　我立刻掛個電話給才子張滔，問他何謂薩伊定律（關于前人的理論我歷來喜歡問他，因為他是一本會走動的百科全書）。他說薩伊定律有四個不同版本，問我要聽哪一個。我叫他從最簡單的說起。他于是先說多年前他的老師Lionel Robbins在倫敦經濟學院教他的那個，只說了兩句我叫他不要再說，因為我不要再聽其他的！我歷來敬仰Robbins的經濟學水平，而只聽兩句他的薩伊版本也是說供應是為了需求。天下的經濟學者中蠢才無數，我不要受到其他的干擾。

　　薩伊定律（Say‘s Law of Market），得名自19世紀的法國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其核心思想是“供給創造其自身的需求”，包含三個要點：

　　（1）產品生產本身能創造自己的需求；

　　（2）由于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不可能產生遍及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普遍性生產過剩，而只能在國民經濟的個別部門出現供求失衡的現象，而且即使這樣也是暫時的；

　　（3）貨幣僅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買和賣不會脫節。根據薩伊定律，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由于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會的總需求始終等于總供給。

　　有了Robbins的支持，我繼續想自己的薩伊定律，靈機數轉，我得到兩個重要的突破。其一不用多想：我的需求曲線是用上斯密提出的用值理念，不用邊沁提出的功用或效用這些自欺欺人的無聊玩意。一個人的需求曲線代表著的是這個人對某物品的最高邊際用值，對著鏡子看就變作這個人的最高邊際代價曲線了。代價是成本，這邊際成本曲線就是他的供應曲線！

　　第二個突破更重要，想得出需要有點真功夫。那是如果牽涉到生產活動，而這些活動又牽涉到一些復雜無比的多人合作的情況，我一律從件工合約的角度看問題。這是說，任何人的任何產出活動，不管怎樣復雜，原則上可以化為一小點一小點的產出貢獻算價，所以有產出的活動，不管用上怎么樣的合約安排，皆可以通過件工而簡化為物品換物品（或甲的時間換乙的物品）的角度看。

　　通過上述的兩項闡釋，薩伊定律永遠對：一個人供應是為了需求——沒有供應的需求只能靠外人施舍了。

　　這就帶到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傳統上，薩伊定律被認為是錯的主要原因，是市民可以有貯藏（hoarding）的行為。賺取到的錢藏而不用，等于供應之后不需求，豈不是把薩伊的定律廢了？這一要點，我認為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下，凱恩斯學派否決了薩伊定律的原因。但薩伊真的是錯了嗎？還是凱恩斯錯呢？

　　早在1962年，作研究生時我跟同學與老師有爭議：當年讀凱恩斯的《通論》我讀不懂，認為在邏輯上凱大師一定有錯，但同學與老師卻認為凱氏只是過于湛深。我要到1968年才與科斯達到如下的共識：盡管我們的智力不超凡，但我們連讀也讀不懂的，不管是何方神圣，一定有錯！

　　當年讀《通論》，我認為凱氏對經濟理論的基礎掌握得不到家，而更大的困擾是凱氏的《通論》與費雪的《利息理論》在一個重要的概念上有著一個很大的分離，老師們怎樣解釋我也不同意。費雪之見，是投資與儲蓄永遠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凱恩斯之見，是投資是注入，儲蓄是漏失，從“意圖”的角度看二者只在均衡點上相等。明顯地，在凱氏的理論構思下，薩伊的定律，遇上貯藏的行為，是嚴重的漏失，所以該定律被認為是錯。

　　我要到若干年后下筆寫《經濟解釋》時，才拿起刀來，痛快地把凱恩斯學派斬了一刀。我問：天下何來貯藏而不用的行為了？我把一箱鈔票放在床下底，因而睡得安心一點，不是用著這些鈔票嗎？昔日二戰逃難時，好些父母喜歡把一些小金塊扎在孩子的腰上，作為保命的不時之需，那不是用著那些金塊嗎？購買土地但不耕不建，購買收藏品貯藏而不看，等等，當然是投資，也是儲蓄，怎可以說是漏失了？

　　經濟學者的一般困難是他們的觀察力弱，加上想象力乏善足陳，以致對人類行為的闡釋頻頻失誤。好些投資活動是不事生產的。社會經濟有什么風吹草動，市民的投資選擇會變。投資者雇用人手的或多或少會看著時勢作取舍。

　　無可置疑，人類進入了工商業時代，同樣金額的投資，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可以有很大的差距。那些所謂宏觀模式一律胡說八道。讓我們回到斯密寫《國富論》時用上的智慧來看中國今天遇上的困難吧。大家記得，《國富論》以一家制針工廠起筆，指出多人一起分工合作的產量，會比同樣的人數各自為戰的產量增加幾百倍。我曾作補充：分工合作，從而增產數千倍的例子多得很。很可惜，非常可惜，斯密的嚴重忽略，是他當時沒有注意到那制針工廠內的分工合作用上的合約安排。這忽略是傳統經濟學中的一個嚴重缺環，而從《佃農理論》起我花了數十年的工夫把這缺環填補了。

　　經濟學者中真的蠢才無數。我們不要管那么多的胡說八道的經濟增長理論，也不要管那些對真實世界一無所知的數學模式。我們要知道的是農業經濟需要的分工合作遠沒有工、商業那樣夸張，而從廣義的交易費用看經濟，農業的交易費用遠比工、商業的小。這樣看，基本上，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發展，是通過合約的安排，讓生產的主要動力從農業轉到工商業去，而又因為有自由的合約選擇，減低了工商業的交易費用，分工合作的安排激增，經濟奇跡就出現了。

　　說到這里同學們應該開始明白，作為一個地少人多，但先天智慧與文化傳統皆得天獨厚的國家，要搞起經濟，面對科技發達的今天，中國別無選擇，要盡量放寛合約的自由選擇，允許通過競爭來減低交易費用，讓人力資源轉到工商業與科技發展——或一切可以大幅增加分工合作而獲利多倍這些方面去。事實上，這些方面的取向轉變，從1994到2007這十三個年頭，中國的發展是人類歷史從來沒有見過的那種好。可惜跟著就未富先驕，這發展止于2008年。

　　是的，當2007年十月一位北京朋友寄給我那新《勞動合同法》的版本，說要在2008年初推出的，我一看內里的九十八條就知道如果真的執行中國經改的大限必至！明顯地，該勞動法是從西方這里那里抄襲過來，如果真的執行會全面地否決分工合作的合約安排，或大幅地提升分工合作的交易費用。是的，從上文提到的通過件工合約看薩伊定律，那新勞動法的執行是禁止著以件工推理，合約安排的選擇因而要推到交易費用急升的層面去。

　　從2007年十二月起我一連發表了十一篇文章，解釋為什么該勞動法一定會打垮中國的經濟發展，可惜皆如石沉大海，半點效果也沒有。跟著北京在東莞嚴厲執行該法，悲劇有目共睹。再跟著是不執行了——好些地方干部招商時說明不執行——但該法仍在，投資設廠的人會怎樣想呢？跟著的發展是雖然地方政府不主動地執行，但打起官司法庭不可以漠視該法！到今天，該法明顯地闖了大禍，但不改，顯示著今天的利益團體的存在，是遠超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

　　作為一個深知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老人，我對近八年來國家的發展有很大的感慨。人類文化歷史五千年，其中四千八百年中國的經濟雄視天下，而在這期間我們沒有聽過中國有什么最低工資或社會保險等西方發明的玩意。同學或者可以說，從農業轉到工商業去惹來馬克思發明的資本家剝削勞力，所以要管，但香港的工商業發展得最好的半個世紀，從來沒有聽過最低工資或社保這些事。有的只是給老人家一些“生果金”。

　　幾年前香港推出最低工資，適逢內地推出自由行，救了一救，商店的租金上升足以抵消工資的法定提升而有余；但今天開始自由慢行，加上一些無聊的政治游戲，識者紛紛說該市的大勢已去。

　　1988年的秋天我帶弗里德曼夫婦到深圳一行，見到不少高樓正在興建，但弗老認為要超越香港是永遠不可能的事。然而，今天看，我認為在國民收入上深圳超越香港大約只要兩年，而如果深圳取消進口關稅只要兩個月。這類推斷老人家歷來準確，問題是這些日子人民幣的發展不妥，很不妥，對深圳前海的前景非常不利。這就是困難：如果人民幣在國際上永遠不成氣候，深圳能否超越香港的推斷我要用另一個水晶球看。

　　我歷來認為，沒有做過工廠的人不應該參與勞工法例的制定。做廠是難度極高的投資，碰彩的機會甚微，不像房地產那樣只要時勢適合就可以賺錢。一百年前我的父親一手搞起香港的電鍍行業，我因而從小對工業的運作有認識，而在今天，為了保持父親發明的拋光臘不要在我有生之年在地球上消失，那家年年虧蝕的拋光臘廠今天還在昆山運作。這里提出，是因為年年虧蝕還可以繼續，主要是靠那塊工廠土地多建了廠房，租給他家有收入。我認識不少在內地做廠的朋友的命運也這樣：要靠買下的土地賺錢，救一救。但這只是因為在時間上有點運情。

　　1969年起我開始跑廠作實證研究，先跑香港后跑內地，時疏時密，基本上沒有中斷過，因而對那新勞動法的禍害——尤其是在提升交易費用導致的工業合約轉變——知之頗詳。但自己老了，不能再作深入的研究。我感到失望的是見不到一個后起的經濟學者對這項非常重要的實證研究有興趣，還是在操作那些跟真實世界扯不上關系的數學模式。這種模式游戲作研究生時我每試必列前茅，后來放棄，因為知道不走假說驗證的路經濟學沒有前途。

　　回頭說上文提出的薩伊定律的新闡釋——那從件工合約與交易費用的角度看分工合作的新闡釋——實在是一個難得而又重要的好理論。這樣夸獎自己，因為經驗說這理論將會成為經典而傳世：非常簡單、明顯地對、解釋力強，是滿足著所有傳世需要的條件了。可惜有薩伊這個人走在前頭，功勞要算在他的頭上。

　　一小撮壓力團體的利益，可以導致整個國家出現很大的浪費。今天國家推出的新勞動法、最低工資、社會保險等項目，無疑對工廠或商業老板增加很大的負荷，但我就是看不到對受薪的員工有什么好處。幾年前在重慶，黃奇帆帶我去參觀那里的電子工廠，規模可觀，一排一排的生產線極具威勢。但當我見到幾間洗手間也列在生產線之旁，就知道工人這樣操作會變得終生如是！

　　我個人認為，也可以肯定，一個青年入廠工作應該主要是為了學習，選擇得好比進入大學更有前途。當年我的父親及叔伯等在香港入廠作學徒等粗活，沒有工資，但很多方面可以學，到后來大家都做了自己生意的老板。

　　幾年前中國的新勞動法推行了，我問幾位在東莞設廠的朋友是否多設生產線，他們一致說是。這里的問題，是在重慶見到的電子廠生產線，有沒有勞動法例他們也要擺設。但其他工廠不一定，只是見到聘請工人的成本增加，老板為了生存要迫使工人多產出，工人的學習機會于是減少了。老板要生存，被迫增加你的工資，他會懂得怎樣調校你的工作。

　　無可置疑，任何人作任何生產活動的投資，他是期望著在邊際上的回報率要與他面對的利息率打平。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是競爭的市場規律。有政府保護的壟斷可能是例外，但在市場的競爭下，在邊際的回報上，有壟斷性的研發專利也要遵守邊際回報與市場競爭的規律。馬云、馬化騰等人的財富只不過是源于他們的天賦與勤奮給他們帶來的租值，讓他們成為鄧麗君那類的壟斷者。我曾經說過，在中國經改那段史無前例的發展中，一個重要的轉變是從禁止鄧麗君的演唱到把她捧到天上去——含意著的是一個鼓勵個人爭取壟斷的故事。

　　市場的競爭永遠是那樣無情。在美國，最低工資的提升導致餐館的侍應操作不停，而一般的觀察是，侍應的工作會導致永遠是侍應的收場。可以蠶食老板投資所獲的租值嗎？有機會，但一般需要工會的幕后操作才可以。工會的頭頭可以獲取高收入是事實，但他們被行刺的消息時有所聞。那是西方，在政治上中國的取向不同。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我的一位朋友拉弗提出他的拉弗曲線（其實是一位芝大元老1946年首先提出），成了名。這個美國的供給學派紅了好一陣。該派的幕后掌門人是我的好友蒙代爾，雖然作為薩繆爾森的首席入室弟子，蒙兄有好些觀點也屬凱恩斯學派。不知就里的同學可能有點糊涂了。

　　以拉弗為首的供給學派當然是走反凱恩斯的路，主要是主張政府減稅。我在這里闡釋的薩伊定律當然也屬供給學派，經過我提出的件工合約闡釋其主張變得豁然開朗：放寬合約選擇的自由，從而減低分工合作的交易費用。幾年前這個重要的薩伊改進版，提出政府要鼓勵供應或供給那邊，不要管需求，因為供應是為了需求，讀者的回應是一律拍掌。

　　不久前習近平先生提出他的“供給側”，我還沒有機會跟進。應該是英雄所見略同吧，因為鼓勵供給，不管怎樣鼓勵，一定有增加需求的效果。然而，同學們又告訴我，李克強先生說要鼓勵需求。這我也還沒有機會跟進，但鼓勵需求歷來是凱恩斯學派的思維，通過增加稅收或赤字財政，然后由政府花錢刺激經濟2008年底溫家寶先生推出的“四萬億”是經典的實例，其效果怎樣今天眾說紛紜。

　　不管怎樣說，2008年初推出的新勞動法北京一定要取締，中國的經濟才有可為。一些朋友認為這勞動法今天已經織進了中國的體制之內，無從取締。我沒有他們那么悲觀，因為有英國發明的“合約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北京可以采用。這是說，政府干預市場搞得一團糟時，政府可以釜底抽薪，立法說人與人之間可以通過私訂合約，另議條件，替代政府指定的條件。不需要取消現有的勞動合同法例，雖然其內文要修改一下。重要是給勞動者與雇主有選擇：雇主與被雇之間如果有大家同意的合約簽定，有效，勞動法管不著，沒有這私訂合約還存在的勞動法有效。重點是政府再不要左右雇主與被雇之間的合約是什么。

　　今天回顧，當2008年有關當局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時，一個大事宣傳的理由是工業的發展需要騰籠換鳥，即是要把低科技的工業改為高科技。今天的東莞，籠是明顯地“騰”了，但只見鳥去籠空，高科技的鳥沒有飛進去。蠢到死，不要告訴我位于深圳的華為與大疆是騰籠騰出來的。人類歷史從來沒有見過成功的工業轉型需要政府插手！

　　從1979年起我跟進中國的經濟改革，一直到今天沒有中斷過。有這么的一個奇怪發現：凡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新處理方法，皆不俗；凡是從西方抄回來的，皆災難！先前我的想法，是炎黃子孫以為鬼子佬比他們聰明。今天我的想法，是引進西方的蠢法對某些利益團體有助。

　　我們不要忘記，美國一家平民農戶擁有的農地約二百五十華畝，中國的只擁有約兩畝。資源的局限不同，中國要走自己的路。歷史明顯地說，炎黃子孫因為生得聰明，吃得苦，才可以養活那么多的人。（編者注：第一部分關于勞動力市場的內容來自于張五常博客1月20日博文，張教授為這一部分準備了文稿，文稿較網上流傳的聽記筆錄版本更為詳盡準確。張五常支持薩伊定律，2008年時就提出“鼓勵內供遠勝鼓勵內需”的觀點，主張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他認為新《勞動合同法》增加了工商業的交易費用，應該取消。）

　　關于貨幣政策，從金本位到一攬子物品

　　我現在講人民幣，看報紙就知道，這一方面比較敏感。我不想說目前該怎么救市，我只是想講幾點重要的問題。

　　一個國家能夠把它的貨幣推向世界，假如成功是很好的。一元的人民幣推向世界，就可以擁有一億的人民幣，我們可以接受。等到人家推翻你時，你已經賺了利息，這是很好的生意。

　　英國當年是日不落國，靠的主要就是英鎊，加拿大、歐洲、紐西蘭都是用英鎊，但是后來國際通行貨幣變成了美元。歐元原來想打出去，但是（沒能）打得出去；現在日元也想出去，但是出不去。

　　現在人民幣要打出去，應該要出去，條件相當好——第一，我們人民幣現在有面目；第二，前幾年人民幣是強勢；第三，全世界中國人很多。

　　現在形勢變得很快。一方面，怎么把人民幣推出去、怎么把人民幣變成強幣，這是個不是很容易的大問題。我個人的感受是，（外國人）到中國來搞南海的問題，會令人覺得很反感；假如（外國人）打垮了人民幣，這是很普通的，因為這完全是商業行為——我們做生意的，要推倒你沒有什么不妥。

　　另一方面，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人民幣要么不要打出去，要么打出去的時候，就要有一點好的產品給人家才行。但是假如產品不好，不僅外面可以把人民幣搞得一塌糊涂，還會把中國經濟的問題也搞得不安定。

　　所以，經濟增長理論就是這么簡單，麻省理工、哈佛大學的經濟理論都是廢物。我看他們那些人的時候，覺得很尷尬。

　　現在，問題處理是很簡單的——

　　第一，國家要取消貨幣政策。用貨幣政策調控經濟這一點不應該，因為貨幣的目的是協助貿易。美國用它來調控經濟，不好用，真的不行。我的朋友弗里德曼在這方面很厲害，他研究貨幣前無古人，從1982年開始做（指其對通貨膨脹的推測），一直做到他死為止；格林斯潘，你們都記得，聯儲局的任何人，格林斯潘都批評，最后格林斯潘也是搞壞了。我們不懂貨幣，又要學人家，說利率要浮動，是要浮動，自由浮動怎么自由呢？沒有得浮動的。現在又說與一攬子貨幣掛鉤，很復雜的。

　　第二，我個人的建議，以人民幣現在的情況，不要急著出去。十年八年前人民幣強的時候，可以借大勢把它推出去，當時沒有推，到了現在，我認為要做好功夫了再推。

　　要怎么做好這個功夫呢？

　　很多年前，我建議要穩定一個“錨”（見注釋），不要跟任何貨幣掛鉤。我寫了很多文章解釋，很多朋友看過都說好，但是北京從來不接受，我知道，黃奇帆也喜歡我的說法，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奇跡出現。

　　我解釋給你們聽——“金本位”是用黃金做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是最好的經濟制度，但其中有兩個問題：第一，不夠金子供應的時候怎么辦？第二，金價變動的時候怎么辦？

　　我的建議就是，第一，你選一攬子物品，期貨、石油等等都可以，把這些物品組合，成為一攬子物品，加起來有一攬子整個的價格，然后用貨幣去鉤住就可以了。你不需要真的有實物在手，比如1萬人民幣大概可以買這一攬子，只要政府擔保。我建議，“金本位”變成物品不需要急。當一攬子物品夠大的時候，就不受貨幣價格的影響，也不需要有貨艙。這不是很新的方法。

　　貨幣錨（Monetary anchor）：國際儲備貨幣實際上要有個“錨”，就是一個基礎。這就是貨幣錨，是一個很形象的概念。比如此前美元的“錨”是黃金，但如果沒有一個單一主權國家來確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就等于找不到“錨”，比如一攬子貨幣就等于要有一攬子“錨”，是很困難的。為了實現物價穩定的目標，一般有三種名義錨的貨幣政策：貨幣指標制、通貨膨脹指標制、帶有隱性名義錨的政策。

　　現在深圳搞前海自貿區，人民幣在國際上還不成氣候，這樣怎么搞？還有一點，把人民幣推出去的時候，不要搞什么離岸中心之類的，一推就推出，一下就做出來。兩年前我在前海說這句話，外國回來的教授還批評我。我不是亂說的，德國式的經驗、香港式的經驗就是這樣子的。搞好了一攬子，市場自然會調整，會有辦法自愈的。但如果先搞離岸中心，利益集團就得益了，會造成很多麻煩。

　　我個人估計，以中國外匯儲備的情況來看，目前還可以推行這個制度，可以維護得了。十年八年前推出這個貨幣政策的話，那時人民幣強，推出去有人要，那就不得了了，現在再來做的話，就會麻煩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做的話，幾樣東西一定要跟著做，《勞動法》也要一起改。當需要增加人民幣競爭力、人民幣又夠得緊的時候，貨幣政策是可以調整的，每年的物品升2%、3%沒有問題。（編者注：以美國的經驗為例，張五常不贊成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但他支持人民幣“走出去”，前提是做好功課，其一，“貨幣錨”要由“金本位”改為“一攬子物品”；其二，要推就一下子推出去，而不是搞會讓利益集團得益大的自貿區。）

　　　關于肅貪，問題是要找到替代制度

　　你們都聽說過，現在醫院不準收紅包，香港的醫院也不收紅包。但是不收紅包，護士、醫生的工資怎么調整？他們靠收紅包的，現在不準收紅包，不會醫死人嗎？收紅包是他們制度的一部分，我不是說這個是好制度，它是在競爭之下出現的，現在不準收，你就要給他其他的好處，不能只說不準收紅包就算了。

　　最近又打擊地下錢莊。不要誤會，我不是為地下錢莊說話，關于地下錢莊，大家知道很久了，并不是今天才知道的，你知、我知、大家知，他們只是幫助做小生意的，突然間報紙登出來說，關閉了很多家地下錢莊。

　　我沒有見過任何經濟體發展這么快，中國經濟絕對是人類的奇跡。前面那些年，干部有許多額外收入，問題是主要靠有地。每個投資者都說，我有關系，送禮、吃飯，招呼很周到，有什么問題馬上解決，所以奇跡就出現了。

　　問題是這種制度，地方干部跟投資人變成了合伙的關系。

　　地方政府這么成功，縣制制度這么成功，現在到處跑去招商，并不是紅包這么簡單。干部們拼命去招商，是縣與縣之間的競爭，你說是貪污，怎么貪污呢？你要去投資，你跟他說水電的問題，他們說馬上幫你搞好，很少見他們這么服務周到的。有時候吃吃飯、送送禮，這是生意行為，是合伙的生意，這是經過增值稅的，是分賬的。

　　我不是說地區政府沒有貪污的行為，我不是說某些貪污行為不該管，而是說，你不能在一個制度里去掉一部分，就不管整體。你說不準送禮，但你要想另外的方法來運作。香港沒有什么送禮，現在香港高級司長20萬一個月。假如只是看效果，中國的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但那些算不算貪污呢？很難說，他們只是合伙人的關系。

　　大概十年前，即使不是廣州、上海這么貴的地方，偏僻地方的一畝地大概需要投資12萬元。地方干部把它送給投資者后，這塊地每年有12%的回報率。但是投資者要建工廠，要把錢放在銀行里。錢放進銀行里，馬上就被分了，獎金占百分之幾，而且這些還寫在了合約里。

　　制度就是這個樣子，你可以不喜歡。我當年調查這些制度的時候，也覺得很多地方不對勁，但是我深入研究的時候，發現他們有承包制出來，層層承包，從地區一直到縣。

　　我研究時段是2004年-2007年那幾年，后來（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溫家寶提出4萬億計劃，地方政府花了二三十萬億，鼓勵去搞基礎建設投資。政府鼓勵搞基礎設施建設，干部是很熱情的，速度也是快得厲害。他馬上去做，是有些回扣的。那些回扣是不是算貪污呢？也算的。

　　基礎設施一下子花十幾萬億，被拿走10%的傭金，不是太離譜吧？這算不算貪污？有些地區干部拿紅包、吃飯、送禮，這算是貪污呢，還是應該屬于制度的一部分？我認為是制度的一部分，你不喜歡這些制度，可以去改，但是不能說是貪污。

　　現在這方面都放緩了。有時候我看到這些問題，也不知道罵好還是笑好。工程做得好，發現貪污時，一定是做完的。所以困難方面，我不是說不要肅貪，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我是有問號的。（編者注：此部分演講口語刪減較多。張五常不是說不應該肅貪，而是他研究后發現，經濟高速發展伴隨的貪腐，讓地方干部與投資者成了合伙人的關系，甚至成了制度的一部分。肅貪之后，經濟放緩，替代的制度又在哪里？）

　　（本文整理自張五常2016年1月16日在廣州白云國際會議中心嶺南廳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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