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江濡山

　　“十三五”時期，不僅考驗執政團隊國家治理的智慧，也將檢驗廣大民眾對強化和深化改革的綜合承受能力如何。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即將出臺的“十三五規劃”到底如何擔當起國家安危及民族復興的使命，至關重要。

“十三五”到底多重要？

　　《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即將登臺亮相，在此強調“十三五”很重要，不僅是在闡明，中央及地方政府編制“十三五發展規劃”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未來的這個“十三五”時期，對于中國執政黨、對于中國政府、對于中國民眾的發展命運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是因為：在即將到來的2016-2020這五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到自1921年建黨以來、自1949年年建國以來、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自2013年新一屆執政團隊履新以來，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問題和矛盾已經被“深深地觸及但尚未得以化解”，社會各個層面面臨的改革發展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而且對改革壓力的承受性日趨脆弱。

　　因此，“十三五”時期，不僅考驗執政團隊國家治理的智慧，也將檢驗廣大民眾對強化和深化改革的綜合承受能力如何。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即將出臺的“十三五規劃”到底如何體現“頂層設計的智慧”、如何擔當起國家安危及民族復興的使命、能否續寫中國改革開放更加壯麗的新篇章，至關重要。對于參與規劃制定者及規劃的實施者而言，有以下幾方面的問題顯得“至關重要”。

　　1、“新常態”思維應當與十三五規劃一脈相承

　　現在，人們都在說，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既不是一個政治名詞，更不是一個空洞的發展口號，而是一種與發展規律相一致的思維邏輯。“新常態”意味著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從結構要素到增長方式及增長速度，已經進入不完全以行政意志為轉移的、更加重視市場規律內在訴求的新的發展階段。

　　也就是說，在一些發展領域，“政府失靈”的現象會越來越明顯、市場內在的能量越來越強大。因此，如果說“十三五規劃”與以往的五年發展規劃要有什么不同的話，最大的區別是：自從中國經濟發展被打上“新常態”標簽后，編制“十三五規劃”并推動經濟發展的邏輯及規律產生了質的變化，特別是在資源要素配置、優化經濟結構和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等方面，尊重市場規律并順勢而為，顯得特別重要。

　　2、生產力水平比生產關系更重要

　　現在很多國人時不時沉浸在這樣一種自豪感當中：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久的將來，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可是，我們是否想過：中國日益龐大的經濟體量的背后是哪些支撐力呢？

　　簡單地說，支撐“中國制造”遍布全球的兩大支撐要素是：勞動者的血汗和生存環境的透支。一個國家及民族的強大，一個企業的壯大、一個家族的興旺，最有效的實力是建立在其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而不是脫離生產力水平而過分強調、甚至扭曲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有與之對應的增長方式和運行狀態。

　　比如：進入21世紀以來，全國很多地方，在產業項目布局和城市建設規劃中，思維方式受制于地方長官意志而嚴重脫離本地生產力水準，結果導致：巨大的投資規模換來的是運營成本極大而運營效率極低的項目，最終演變為半死不活的夾生飯。

　　正因如此，一直以來國家及地方的五年規劃，在很大程度上難以實現，成為流于形式的裝飾品，核心原因在于：領導機關及領導者思維，取代了市場規律和民眾思維，脫離生產力水平的發展構想，熱衷于玩名詞喊口號，忽視科學的資源配置、忽視可操作性、忽視地方民眾最現實的訴求。

　　中國稍有理性思維的國民都明白：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財力積累的速度大大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區域經濟發展極大的不平衡、民眾收入相對差距日益擴大、腐敗現象全面滲透到各個層面的權力機關，諸多現象的背后，有一個核心病灶：從發展規劃、到發展策略，再到資源要素的配置，大大脫離了生產力水平和法治約束。所有這一切，都需要在未來的“十三五時期”，從國家總體布局到各個地區的發展謀劃，建立在本地域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

　　3、“中等收入陷阱”不可怕

　　最近幾年，經常會聽到從學者到官員，關于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熱議，其中不乏恐懼情緒。盡管自戰后以來，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贏得獨立后，經濟進入較快發展階段，其中一些國家很快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真正實現現代化、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沒有幾個，多數國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學家普遍認可的一個現象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入到3000至10000美元之間的某個階段，國家經濟發展就會陷入滯漲狀態，整個國家發展就會進入到“多事之秋”。而中國在2012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6100美元，2014年達到7200多美元，很多人士開始擔憂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甚至國家政府一些中高級別的官員及權威經濟學家也或多或少流露出這樣的情緒：的確有些進退兩難，一方面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喪失，在低端市場上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自身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的不足，難以在中高端市場上與高收入國家抗衡，經濟停滯不前，發展失去動力，與之伴生的可能是貧富分化、腐敗多發、民主亂象和社會動蕩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實，這是一種憂人自擾的思維方式。

　　因為，中國特殊的國情及國家治理模式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國家財富積累與分配模式，幾乎與所有國家不一樣，中國經濟運行更多地是依賴于“國際意志和行政力量”而非市場規律，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促成的，“去化”人為因素，釋放市場潛能，就會正本清源。

　　綜合各種因素判定：中國經濟增速無疑會越來越低，但增長潛力和動力仍然很強大，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運行會很健康，即使中國不會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也可能更大程度上陷入“國際體制陷阱”---這顯然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但若策略得當，治理難度相對會更好一些。

　　習近平在2014年曾經很自信地說：“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我們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和運籌，“十三五”期間應當確定這樣一個基本的發展理念：深層推動體制改革，讓制度創新和市場規律釋放最大改革潛能，以此推動國家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無疑是十三五規劃期內，一個重大的使命。

　　4、有所不為而后有所為

　　很顯然，“十三五”期間，無論中央還是地方，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會越來越多，改革壓力及困難也越來越大。在這種日趨嚴峻的情勢下，雖然需要謀劃運籌和努力實施的事情很多，但是最大的忌諱是：盲目亂抓、亂了方寸。

　　應當信奉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思路：有所不為有所為。即首先明確哪些事情是暫時不值當、不需要去做的，然后再確定哪些事情是必須做而且要做到位的。大致看來，有以下幾方面需要嚴肅正視并努力做好。

　　1、速度與結構。最近，很多人圍繞7%的增長速度，爭論得和熱烈。雖然大家都很明白：優化經濟增長的結構比經濟增速更重要，但是，面對已經夾生的、慣性很大的舊的經濟增長形態，到底如何才能優化好不同地域的經濟結構？尚缺乏有效的舉措，特別是缺乏基于不同地域資源結構的發展謀劃。

　　對于國家和地方而言，優化經濟結構是編制和落實“十三五規劃”面臨的核心任務之一，也是一項中長期策略，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情況下，如何破解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是一大難題，如何創新經濟發展形態也是重大機遇和挑戰。

　　比如：“互聯網+”是不可或缺的，但也不是萬能的。從根本上講，優化經濟結構應具備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思維邏輯：尊重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優化資源配置結構---調整投資結構---逐步形成良好的產業結構及就業結構。

　　2、中央與地方。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急切地等待中央發布《十三五發展規劃》，一個重要目的是，參照中央政府的規劃，修編地方規劃。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參照效仿“國家規劃”確定的原則、提法和口號。

　　從過去多年的情況來看，長期以來國家和地方的“五年規劃”操作性不強的主要原因在于兩點：一是原則和口號太多，舉措及實施細節明顯不足；二是用一個國家大規劃“覆蓋”全國各地情況，而各地資源結構、生產力水平差異性很大。從這個角度來審視，地方的《十三五發展規劃》應當比中央的更重要。

　　因為各地、特別是縣(市)區一級政府，只有遵循中央規劃原則、切合本地實際研究制定規劃，務實謀劃今后發展，在舉措和落實細節上發力，才能夠實實在在的引導和指導本地未來五年的經濟社會發展。

　　3、存量與增量。從現階段情形來看，國民經濟循環中，相對不好的“存量”規模，比相對好的“增量”規模要大很多。但是，如果增量規模短期內無法較快增長，國民經濟運行對社會發展承載力就日顯脆弱。因此，漸進地去存量、積極地促增量，是十三五期間的一個重要策略。現在，很多人高喊“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但是具體該如何打造？具體的策略如何謀劃、資源配置如何適合生產力水平和市場規律等等，則需要做扎實深入的研究。

　　4、國有與非國有。一直以來，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在資源配置和發展機會兩個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博弈。這個博弈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國有既得利益集團與民營企業家的較量。

　　從支撐國民經濟運行及社會進步承載力的角度來看，民營企業的貢獻明顯大于國有企業，只是由于體制慣性和歷史性原因，非國有經濟才一直處于劣勢位置。十三五期間，必須加速改變這種不健康的狀況。并不是說，要從資源配置和發展空間上向非國有傾斜，而是要盡可能做到一視同仁。

　　5、投資與效率。高層已經就“十三五”期間的發展原則定調為：調結構、轉方式、促創新。而落實這個發展原則的投資邏輯是：由粗放型投資轉化為有針對性的集中發力，大大改善投資效率。從發展趨勢來判定，從中央到地方，行政力量可支配的財力和資源，越來越少越弱，這是形成健康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向好條件。(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是指“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這是衡量單位總投入的總產量的生產率指標。)

　　歷史地看，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建立在相對健康的全要素生產率基礎上。據有關資料：日本在1950年－1973年期間，整體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長率為5.1%，臺灣地區1970年－1990年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增長率為4.5%，而中國在1992年－2010年期間，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增長率只有1.2%，日本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改善的速度幾乎是中國的4倍。因此，十三五規劃期內，如何改善投資方式、提高投資收效，成為最具挑戰發展舉措之一。

　　(本文作者介紹：香港環球經濟電訊社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訪問學者、高級研究員，政府及財團大型投資項目顧問，產業項目風險及可行性評估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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