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微博]光華[微博]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厲以寧

　　2014年以來，中國GDP增速持續下降，至今情況仍未好轉。經濟下行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稅源減少，財政收入減少。由于經濟下行，導致部分企業減產，稅收減少。過去超高速增長帶來的后遺癥，其中最明顯的是產能過剩，現在面臨去產能壓力。

解決就業難問題主要靠創業。

　　2014年以來，中國GDP增速持續下降，至今情況仍未好轉。目前，經濟下行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稅源減少，財政收入減少。由于經濟下行，導致部分企業減產，稅收減少。沒有稅收，政府如何兌現改善民生的承諾？地方政府如何運行？可見，這股經濟下行壓力的影響非同一般，不可低估。

　　經濟下行壓力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過去超高速增長帶來的后遺癥，其中最明顯的是產能過剩，現在面臨去產能壓力；其次，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結構調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個調整的過程；第三，國際經濟已經處于不景氣的狀態，例如，歐洲正在面臨難民與就業問題。

　　從經濟下行的原因分析中，我們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結構比經濟總量更重要。過去，我們只注重經濟增長而不注重經濟結構，在成就“非常態”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弊病，例如資源消耗過快、生態惡化、效率低下、產能過剩。如今，中國處于“新常態”，要適應中高速增長，就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調整經濟結構。經濟結構不調整，提質增效就無從談起，更會成為未來發展的“大包袱”。

　　調整經濟結構，一方面要振興制造業，提高經濟效率；另一方面要提高服務業的質量。目前，中國現代服務業剛剛發展起來，傳統服務業比重依然很大。這就需要我們既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同時又要兼顧傳統服務業。其實，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都要讓產品更加個性化，讓服務業更加人性化，把品牌打到國外，把消費留在國內。

　　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對于企業而言，就要自己找市場、推新品，讓市場充分發揮資源配置作用。對于政府而言，就要簡政放權，明確政府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

　　就業減壓看創業

　　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中國也正在面臨嚴重的就業問題。那么，應該采取何種途徑解決這一難題呢？我們先來看一下國際上的經驗。

　　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發生經濟危機之際，失業問題空前嚴重。面臨如此困境，瑞典學派主張通過公費醫療、公費教育和便宜的房租來緩解就業壓力；新古典學派則主張通過宏觀調控來解決，即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節總需求，以減少失業、消除危機。對于新古典學派的這種主張，更形象一點表達，就是一方挖馬路，一方填馬路，解決兩方就業。經過討論，瑞典學派的主張得到普遍認可。新古典學派敗在其認為增加就業必須靠社會總需求擴大。

　　然而，瑞典學派的主張也并非完美。一些國家采納瑞典學派的福利主張主要是保持社會安定，但這一主張也會帶來一些后遺癥。福利一旦給了，就不能取消，這是福利剛性。希臘近期的困境，就是這個問題。可見，緩解就業壓力，福利要量力而行。

　　結合中國目前的情況，上述兩種途徑恐怕都不適合，要另謀他路。那么，今日中國究竟該如何解決就業這一難題呢？有一種觀點認為，高就業必須高投資，但是現在并非如此。有些企業投資近百億實現自動化生產，原有工人不得不下崗或者進行再就業。這樣一來，不僅沒有緩解就業壓力，反而使其更加嚴重了。可見，實現高就業，不能單純依靠國家投資。

　　因此，解決中國就業問題主要靠創業，靠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但是，大學生創業能不能吸引人，這還是一個問題。今后的就業情況或許將呈現出這樣一番景象：由于專業分工越來越細，企業將走向小型化，就業方式也將越來越靈活。就業方式在變化，這就需要我們要不斷更新觀念以適應這一趨勢，例如未來是否還需要這么多寫字樓。

　　產品創新促內需

　　擴大消費需求成為“老大難”，癥結有三方面。首要問題在于社會保障不完善，老百姓有后顧之憂。房價、教育、養老、醫療衛生等各種剛性支出占比過大，又沒有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兜底，自然沒有“任性”消費的底氣。其次，老百姓收入低，缺乏消費實力。最后，缺乏有吸引力的產品。

　　據資料顯示，2014年中國境外旅游的消費突破2萬億人民幣。除去1萬億的酒店、機票，購物消費達1萬億。為何國內消費拉不動，而境外消費如此火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產品原因。

　　因此，讓流失在國外的國人購買力回歸國內，關鍵在于產品創新。為產品延伸出新功能，滿足消費者的新需求，解決供給問題，從而擴大民間消費。

　　凱恩斯有個重要觀點，即如果經濟中已實現了充分就業，而社會總需求仍過度增長，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因此，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即是調節總需求。然而，當美國70年代出現“滯漲”現象時，面對失業和通貨膨脹并存的困境，凱恩斯的觀點顯然有點“力不從心”。

　　當時經濟中出現了工會和跨國公司這兩種壟斷力量，工資和價格都只能升不能降。可是，尼克松政府卻采取了“工資凍結、物價管制”的新經濟政策，導致市場一度混亂，政策也隨之破產。其實，“滯漲”之所以盛行，在于缺乏新產品，沒有創新。里根上臺后，美國加大技術創新，通過減稅等扶持新興產業，逐步在80年代后期解決“滯漲”現象。

　　通貨膨脹未必由總需求造成，高利率也未必能抑制通貨膨脹。我國的工資成本在上升，若要降低成本，就需要在技術、管理以及營銷等全方面創新，適用新經濟增長。

　　三方調節不可少

　　在經濟活動中，有兩種常見的調節手段，一是市場調節，二是政府調節。市場的出現是幾千年前的事情，當時原始部落瓦解，部落間開始交換，便產生了最初的市場；政府則出現的較晚一些。在漫長的經濟歷史中，除了上述兩種調節，是否還存在第三種調節呢？答案是肯定的，這第三種調節便是道德調節。從時間上看，道德調節的出現還要早于市場調節。

　　在市場經濟進程中，切不可忽略道德調節。效率有兩個基礎：一個是效率的物質基礎，另一個是效率的道德基礎。物質效率基礎只能產生常規效益，而道德效率基礎則可以產生超常規效益。像深圳這樣的移民社會效率之所以高，在一定程度上，是效率的道德基礎起了作用。

　　市場調節是一只無形的手，政府調節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調節調節介于二者之間的。我們要建立真正富強的國家，三者缺一不可。

　　(本文原載于中國城市報)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泰斗。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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