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趙鷂

　　大家都期待有著美好初心的金融科技能夠實現美好的未來愿景，市場與政府都期待金融科技能夠不同于令人失望的“傳統金融”，能夠有新的故事。金融科技緩解了金融危機嗎？金融科技降低了單位成本嗎？監管科技緩解了金融監管強度嗎？

　　時間行進到2017年底，猶記得，在去年互聯網金融發展得如火如荼的4月份，筆者以“潑冷水”的口吻寫了一篇文章《互聯網金融的本質是金融嗎》，指出中國特色的互聯網金融應該回到金融科技（FinTech）的發展軌道：

　　“互聯網跨界金融的發展方向應該是金融科技（Fintech），而非金融。筆者近期在美國觀察并解并到，Fintech是蓬勃發展于歐美的新興互聯網產業，特別是美國的硅谷、布魯克林等互聯網創業集中的地方，眾多創業型互聯網公司利用先進算法、大數據、移動通訊等新技術改造支付轉賬、小額融資、消費信貸等各方面的金融產品及服務，集群式地提升了金融機構產品及服務的安全、質量與效率。”

　　不知是巧合還是事物發展的慣性，文章發表數月內，互聯網金融專家們搖身變為金融科技專家了，支付、P2P、眾籌、數字貨幣等互聯網金融企業換身為金融科技企業了---各方人馬“換馬甲”不亦樂乎！

　　期間，筆者又在財新網連續發表了《什么是金融科技（一）-（四）》，首次系統論述了筆者對金融科技的概念、功能、風險和監管的認識，并發表了論文《FinTech的特征、興起、功能及風險研究》（金融監管研究，2016年9月）。一年多時間過去了，筆者一直在靜靜觀察、研究中外金融科技的發展，繼續堅持辯證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寫了一點新的認識，拋出三個重大問題，供方家思考、指正。

　　一、金融科技的美好未來

　　縱觀全球金融科技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三條主線。

　　第一條主線是這么多年來正規金融機構（持牌并接受金融監管的金融機構）持續不斷加大信息科技投入。可以說，全球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SIFIs）都已經完成電子化、信息化建設，正在進入數字化、智能化發展新階段。據銀行業協會披露，2016年我國主要銀行業科技投入達到1135億元，信息科技人員7.8萬人；銀行業務離柜率達到84%，個別銀行高達98%。

　　第二條主線則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信息科技與電子商務企業不斷涉足金融服務，并呈現出“兩頭熱”的特征：一頭“熱”是信息科技與電子商務巨頭大力進軍零售金融市場，在網絡支付、信貸和基礎設施方面投入巨大，形成了幾個金融科技和互聯網金融巨頭。另一頭“熱”是在商業資本的極力推動下，初創型信息科技企業紛紛從事金融和金融相關的業務領域，P2P、眾籌、數字貨幣等金融服務新業態如雨后春筍紛紛而起。

　　第三條主線是全球主要中央銀行及政府機構對金融科技表現出極大興趣和監管容忍，并且少數國家央行直接參與市場創新，研發法定數字貨幣（CBDC）及相關應用技術。

　　當我們循著這三條主線，用放大鏡看這近10年（2008年至今）人工智能（A）、大數據（B）、云計算（C）和以區塊鏈為代表的分布式賬簿技術（DLT）在金融業方面的應用成效，金融科技的發展是令人興奮的；用過濾鏡看這些“ABCD”在金融業方面的應用現狀，金融科技的“利”是勝過其“弊”的；用望遠鏡看前沿的信息科技技術在金融業方面應用前景，金融科技的未來是十分美好的。特別是法定數字貨幣與“ABCD”的結合極大豐富了人們對金融科技美好未來的想象力。

　　首先，法定數字貨幣（CBDC）與人工智能的結合，在理論上將革新整個貨幣與支付體系。如以語音識別與自然語言處理應用技術（NLP）、面部與生物特征碼識別應用技術、機器學習與人工神經網絡等為基礎的人工智能技術在賬戶、貨幣與支付清算層面將極大強化法定數字貨幣的生存基礎，極大豐富其應用場景。正如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姚前公開所言，未來的法定數字貨幣將是“智能貨幣”。

　　其次，法定數字貨幣與大數據的結合，這既是相關人工智能發展之源泉，更將在理論上改變現有的貨幣供給與管理體系。中央銀行運用大數據分析貨幣供應量，配合人工智能技術優化貨幣供給與政策實施模型、參數，為貨幣政策實施提供決策前分析、決策中調整與決策后評價，這將使貨幣政策空前精準與有效。

　　再次，法定數字貨幣與云計算的結合，將使得央行與金融機構在以法定數字貨幣為核心并衍生出的“數據塵?！崩铮瑢Ａ?、高頻、實時和非結構化的數據進行大規模計算；在未來“云”+“端”的基本模式下，央行及金融機構對這類非結構化的、非因果的、實時甚至先驗的數據做出快速、準確、靈活的響應并落實行動。

　　最后，法定數字貨幣與分布式賬簿技術應用的結合，基于區塊鏈的本質特征將使得更多的商品與服務自助化、數字化、金融化，極大的擴大可交易金融資產的范圍，這在客觀上賦予人們基于法定數字貨幣體系根據不同場景構建各種風險對沖的金融工具，理論上使得金融市場趨于完備（completeness）。

　　二、發展金融科技的初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實體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根本，是現階段主要矛盾，是金融業深化改革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實體經濟方面，我國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模式發展，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不斷加快，以新材料、新能源、新商業模式為代表的新興產業蓬勃發展；高科技、高端制造等新興優質資產逐漸形成。在日趨嚴格的金融監管下，銀行業資產總額約為GDP的3倍，金融資產過剩嚴重，必須進行調整；金融機構合規壓力劇增，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持續承壓，風險識別和管控手段的有效性面臨新的嚴峻挑戰。隨著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日益深化，市場發展金融科技的初心自然更受政府及監管部門關切。筆者認為，發展金融科技的初心與目的就是要使金融回歸本源，全面服務實體經濟；要防范金融風險“灰犀?！?，減存量，去增量；要促進金融深化改革，支持對外開放。

　　三、金融科技“三問”

　　承載著發展初心的金融科技可謂各方關注，使命重大。大家都期待有著美好初心的金融科技能夠實現美好的未來愿景，市場與政府都期待金融科技能夠不同于令人失望的“傳統金融”，能夠有新的故事。為此，筆者繼續運用辯證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將金融科技放在約200年的金融發展歷史長軸中，探一探人們主觀上賦予金融科技的“初心”。

　?。ㄒ唬┙鹑诳萍季徑饬私鹑谖C嗎？

　　有人說我們正在面臨第四次科技與產業革命，“ABCD”就是這次科技與產業革命的先聲。因此，我們不妨看看1919年-2008年亦即第二次工業革命后期、第三次工業革命與第四次科技與產業革命前夜所經歷的銀行危機（圖1）。如前述，在金融科技發展的第一條主線里，在這近100年間，科技進步極大的改變了銀行業的組織、運營、產品與風險管理，銀行業完成了從算盤銀行到信息銀行的巨大轉變，但銀行危機發生的頻次在這100年里沒有趨勢性的下降，發生銀行危機的周期明顯縮短?？梢?，至少從圖1里，我們看不到科技的長足進步在銀行業的應用（金融科技）緩解（降低）了銀行業發生危機的現實與可能。那么，筆者不禁要問，承載初心的金融科技能夠改寫歷史嗎？

　　圖1 發生銀行危機的國家占比，1919-2008

　　來源：Reinhart，Rogoff． 2009.This Times Is Different：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pp252．

　　（二）金融科技降低了單位成本嗎？

　　有人說，“ABCD”這樣的科技進步極大降低了金融中介的經營成本，提升了金融中介的運營效率，這使得金融科技本身有著更為明顯的普惠金融優勢。紐約大學Thomas Phillippon（2016）研究認為美國的金融中介機構在近130年里，其單位成本維持在2%附近，并且沒有趨勢性變化，即每1美元的金融中介資產需要約2美分的成本（圖2）。同時，Thomas Phillippon（2016）指出其他國家的情況也與美國類似（Bazot，2013）?？梢?，這130年里的巨大科技進步，特別是上世紀中期發生的電子與信息技術革命在銀行業的成功應用并沒有降低其單位成本，反而在2000年之前有趨勢性上升，幾乎與1920年代的算盤銀行的單位成本相當。這樣的權威研究表明，在這段時間里，金融中介的生產效率并沒有突破性的提升。那么，筆者再問，“ABCD”的金融科技能創造更低的單位成本（顯著低于歷史水平），擴大金融中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PPF）從而實現商業可持續的普惠金融嗎？

　　圖2 金融中介機構未經調整的單位成本測算，1886-2015。

　　來源：T Phillippon.2016.The Fintech Opportunity.NBER Working Paper， No.w22476.pp6．

　　（三）監管科技緩解了金融監管強度嗎？

　　透過筆者前述二問，200年里的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并沒有在宏觀與微觀層面改變金融行業的本質特征，也沒有顯著提升金融行業的效率---對于“ABCD”為基礎的金融科技，甚至在某些方面強化了金融的固有風險（圖3），這無疑將增大金融中介機構的風險成本。為此，人們祭出了“監管科技”（Regtech），以期道高一尺，魔高一仗。眾所周知，現階段的金融監管框架是以最低資本要求、監督檢查與市場紀律為三大支柱的，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巴塞爾委員會提出并強化了資本要求、杠桿率、撥備率和流動性要求的四大監管工具。其中，資本要求是信貸機構抵御外部沖擊的最后屏障，杠桿率則是抑制其順周期的“拉馬韁繩”。面對金融科技的挑戰，如果監管科技能有效降低現行監管資本要求，放松杠桿率，比如通過技術手段替代或大幅減少被周期性檢查的金融中介的最低資本，同時實時監測金融活動微觀主體和市場整體的杠桿率，準確發現并預警過度順周期行為，則可以降低金融業的準入門檻與經營要求，使得資本實力較弱的初創型金融科技企業也有機會與能力從事金融中介業務，從而真正與徹底的實現金融業供給側改革。那么，筆者三問，當金融監管部門對初創型和中小信息科技企業紛紛涉足金融表現出極大監管容忍時，是堅持還是揚棄金融監管三大支柱與四大工具？

　　圖3 金融科技強化金融固有風險

　　來源：趙鷂．2016． FinTech的特征、興起、功能及風險研究，金融監管研究．pp.66．

　　四、結語

　　從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相較于制造業低迷，全球互聯網經濟進入新的繁榮期，創造這種繁榮的資本力量空前強大并與金融資本合流、誕生出有著互聯網科技DNA的金融科技。人們憧憬著金融科技的各種美好愿景，總希望這一次的金融科技能與歷史上的大為不同，實現范式轉移（Paradigm shift），特別是對于人們發展金融科技所寄予的“初心”，筆者的金融科技“三問”對此打上了三個問號。未來會給出什么樣的答案，筆者不知道，但回望互聯網金融風光的歷史，應該會給我們提供一些線索。

　　(本文作者介紹：金融學博士在讀。諳熟第三方支付及互聯網金融監管政策脈絡及要點。兼任中國政法大學金融創新與互聯網金融法治研究中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