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盤和林

　　一些地方政府在處理企業家的相關法律問題時仍存在“刑法優先”誤區，這是不利于“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的，亟待更加細化的政策確保企業家的合法權益，讓保護企業家的共識真正在微觀層面落地生根，并成為推動社會及經濟發展的積極力量。

　　10月30日，朋友圈被一篇《創始人離奇被捕，深圳賽龍突死之謎》的文章刷屏，該文稱，因共青城政府抽貸，共青城賽龍通信資金鏈斷裂，企業陷入困境，代小權則因逃稅339萬被逮捕。面對網絡輿論中共共青城市委宣傳部也很快做出了回應，其官方微博31日早間發布微博，稱共青賽龍已停產四年，截止到目前僅江西省內負債7.36億元，嚴重資不抵債，資產負債率超過200%。在微博還詳細列舉了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三級積極幫扶賽龍情況。

　　賽龍事件中所描述的民營企業家與科技創業者的命運與基本權利保障，牽動著社會敏感神經。不過，賽龍事件是一個典型的個案，個案無法推導出保護企業家宏觀環境的優劣。更何況，從官方的回應來看，賽龍事件還是一個羅生門，從現有披露的信息來看，當事人代小權的一些行為并非完全符合企業家精神，甚至不排除有違法的可能。

　　姑且不去討論其中錯綜復雜的孰是孰非，透過公眾關注的焦點----創始人離奇被捕，這一點在官方的回應中也沒有否認，這才是最值得我們警醒和思考的地方。其實，這與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中央政策、最高院及最高檢司法精神對企業家“慎刑”理念不符。筆者認為，地方政府及公檢法機關在介入企業經濟糾紛時，應當避免“刑法優先”的誤區。

　　由于刑法處于法律懲罰中最嚴厲頂層的特殊性，古今中外都倡導“慎刑”的司法理念，現代法學更是將“謙抑性原則”列為刑法基本原則和現代刑法的終極價值目標，即主要發生當出現刑罰無效果、可以他法替代、無效益等情況時才會使用刑法。

　　從法律規制市場經濟的適用順序來看，刑法屬于規范市場經濟中的“后盾法”，在法律適用的序列上應該處于最后一位。只有當公司法、合同法等民商法、經濟法、行政法無法達到規制目的時，最后才適用于“刑法”。例如，企業家常常涉及的融資類犯罪，是我國民營企業融資困境的折射，這是“壓力型犯罪”。刑法懲戒連標本都難治，最好的辦法是彌補民間融資的制度性缺陷。所以，以經濟法、民商法等優先評價，更能帶來社會合意的結果。

　　然而，在現實經濟社會中，由于種種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及公檢法司法機關在處理與企業家相關問題時，卻出現了“刑法優先”的不良傾向，動輒采取刑事拘留等措施。當企業家出現某種“越軌”行為后，司法機關不是尋求其他社會行為規范或法律規范體系來進行規制，而是直接訴諸于刑法。這樣的悲劇并不鮮見，企業家無罪釋放，企業卻倒閉了。

　　從賽龍事件公開披露信息來看，代小權是被以“公司逃稅罪”起訴的。實際上，逃稅罪即便成立，但并不一定要直接訴于刑法，而是“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不補繳應納稅款、不繳納滯納金或者不接受行政處罰的”才被定罪。這是因為，逃稅罪直接將企業老總判刑會導致企業破產、工人下崗重新安置，這對國家、社會、企業都無好處。美國每年因逃稅造成的稅收損失約3000多億美元，對涉及逃稅行為進行民事處罰（罰款）的案件2007年有近2500萬件，真正判刑的只有1112人。

　　對企業家慎用刑事手段是現代社會發展文明、進步的重要理念，大大利于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形式與發展、社會總福利提升，而不是通過制度限制自由，讓企業畏手畏腳。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發布，以《意見》為代表的頂層設計圍繞產權保護，提出了對涉嫌違法的企業及人員財產處置的、對企業家慎用刑事手段等要求，其核心是防止刑事司法過度干預經濟領域，阻礙經濟發展的自由與靈活性。

　　賽龍事件從發生時間來已經過去4年多，也并非發生在中央發布保護企業家文件的時間范圍內，但依然有較強的現實啟示意義，國家宏觀政策以及司法精神，需要更細化的制度或法規來承接。實際上，賽龍事件之所以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更是折射了“保護企業家”這一共識的落地問題，如果沒有更加具體化的公共政策，侵犯企業家利益的組織或官員，仍然會肆無忌憚、無所顧忌。

　　總之，賽龍羅生門提示我們，一些地方政府在處理企業家的相關法律問題時仍存在“刑法優先”誤區，這是不利于“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的，亟待更加細化的政策確保企業家的合法權益，讓保護企業家的共識真正在微觀層面落地生根，并成為推動社會及經濟發展的積極力量。（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

　　(本文作者介紹：知名青年經濟學者，著名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