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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侯龍飛

　　今天，一個消息轟然炸響中信證券61萬股民，董事長張佑君“出事”了——被限制高消費。

　　5月13日，深圳前海合作區法院向中信證券及其董事長張佑君發出限制消費令。理由是一位臺灣人余國菁與中信證券的證券投資糾紛而起。

　　小案件惹出大麻煩。當下，因公司案件敗訴而被限制高消費的事件越來越多，有時候并不是還不起的問題，而是如何還的問題。因此在限制高消費這件事上，張佑君可以說是被躺槍，但又是可大可小且很令人糟心的事。

　　更值得關注的是，德林社查詢發現，多家金融機構被余國菁起訴，除了中信證券之外，國泰君安深圳華強北路營業部同樣被訴而其法人劉中同樣被限制高消費。但是同時與余國菁有類似糾紛而被訴的建設銀行、中信銀行、招商銀行三家支行卻未出現限制高消費的情況，而中信證券的麻煩算是最大的一家。

　　張佑君被限消，緣起于18年前證券投資糾紛。

　　2002年左右，余國菁以余崞清（第一代身份證）的名義在中信證券辦理了證券基金賬戶，賬號為30×××74。因該身份證無法升級為第二代身份證，而且該身份證也于2010年遺失，但余國菁在辦理的時候，填寫了相應的申請書資料。申請人處的簽名為余國菁親自簽署，余國菁也知曉該賬戶的密碼。

　　余國菁認為，雖然以他人名義辦理賬戶的行為不妥，但其辦理的賬戶及賬戶內資金應歸其所有。隨后余國菁向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提出訴訟。

　　根據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8）粵0304民初17962號”，該法院認為，原告余國菁立案時屬臺灣居民，故本案屬于涉港澳臺商事案件。根據相關法律規定，裁定該案應由深圳市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管轄。

　　2019年7月12日，前海合作區法院開庭審理了該案，裁定原告勝訴，但中信證券一直未履行給付義務。今年5月7日，余國菁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前海合作法院稱，因中信證券未在執行通知書指定的期限內履行給付義務，因此對中信證券及其法人、董事長張佑君發出限消令。

　　作為A股龍頭券商的董事長，張佑君被限消，一定程度上將影響公司今后的日常經營。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前海合作區法院發出限消令的當天，中信證券還發布公告，公布了其2020年第九期短期融資券的發行結果，但“限消”一事并未提及。

　　值得一提的是國泰君安證券深圳華強北路營業部也因為類似情況而被余國菁訴至法院，同樣該營業部法人劉中也被限制高消費。

　　另外，根據裁判文書網，幾乎同時被余國菁訴至法院的還有中國建設銀行八卦嶺支行、中信銀行深圳深南支行、招行銀行深圳深紡大廈支行。但是，這三家銀行從公開資料查詢均未顯示相關法人或主要責任人有因此被限制高消費的情況。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這一相關案件中，三家銀行的處理要比這兩家券商的處理更為到位。而處理最差的，當屬中信證券，最終被告和責任人居然不是營業部，還是中信證券總部且還導致董事長被限制高消費。

　　按理，這種案件不會一步步升級成被強制執行的境地，尤其是還升級為中國龍頭券商的董事長被限制高消費。這也可以看出，中信證券內部對該事件的處理明顯不夠及時和得當，才會導致如此貽笑大方的行業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有媒體雖然指出余國菁之前涉詐騙案件。但德林社仔細查閱相關判決文書發現，起訴中信證券等金融機構的余國菁雖然也為臺灣人，但出生日期為1951年3月16日，而曾是犯詐騙罪的余國菁則出生于1950年6月21日出生于臺灣省臺北縣，因此兩人應該并非同一人。

　　回到案件主角張佑君，其則是中信證券的元老級人物。張佑君于1995年中信證券成立時即加入公司，2016年1月當選為新一任董事長，并在2019年12月獲得連任。

　　董事長被限消是否屬于重大信披事件，在新證券法雖未明確，但有上市公司有過類似披露。因此，參照這兩年來的披露慣例應屬于重大信息。而股民最關心的無疑是下周的股價表現，作為市值3030億的券商股，中信證券下周一的走勢值得關注。

　　中證協近日向券商下發了《證券公司聲譽風險管理指引》的征求意見稿，要求證券公司建立聲譽風險管理制度和機制。而中信證券的這一機制明顯反應太弱太慢太不專業。

　　對于中信證券來說，董事長被限消肯定不是長久之計，后續公司又將如何處理，德林社還將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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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