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彭文生

零邊際成本帶來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網絡效應。數字經濟的邊際成本足夠低，甚至是零邊際成本，所以能夠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創造的價值就越高。

　　01 數字經濟的微觀效應

　　在講數字經濟的宏觀含義之前，數字經濟的一些微觀效應同樣值得我們關注。簡單來講，數字經濟實際上是數字技術和經濟互動的模式。那數字技術的應用如何提高經濟效率和影響經濟結構（包括就業、收入等方面）？數字經濟和傳統經濟活動有何不同？其實有很多的技術進步都會影響經濟活動，為何單獨強調數字經濟呢？這些其實都與數字經濟特殊的微觀層面特征有關。

　　非競爭性

　　數字經濟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非競爭性，即數字服務、數字資產或數字商品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的特征。傳統經濟不一樣，比如有一個蘋果，我吃了，你就沒得吃。但數字經濟不同，比如ZOOM軟件開發出來后，一個人的使用不影響其他人的使用，也不增加其他人使用的邊際成本。有人說數字是當代的石油，是重要的生產要素。這話既有道理也沒道理。數字、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產投入，影響經濟活動的效率和經濟結構，從這個意義上講，用數字類比石油是對的。但數字和石油還是有著根本性差異，石油開發出來了，我用了一桶，世界上就少了一桶，別人就用不了了。而數字不一樣，它是可以重復地幾乎零成本地使用。所以非競爭性使得數字經濟實現了規模效應。

　　規模經濟

　　從供給端看，數字經濟能實現零邊際成本。經濟學教科書講規模經濟，規模越大，單位成本反而下降，效率越高。數字經濟尤其特殊。當然傳統經濟活動也有規模經濟，比如一家汽車制造廠，從年生產10萬輛車到年生產100萬輛車，分攤到每輛車的固定成本可能會下降。但傳統經濟的規模效應是有限的，一個機器的使用率也是有限的。要多生產汽車，就必須要增加更多的廠房，購買更多的機器設備。而數字經濟不一樣，比如微信能同時服務幾億人甚至幾十億人，它的規模效應非常大。這就體現為所謂的零邊際成本。傳統經濟的邊際成本會隨著產量和規模的擴大而下降，但不太可能降到零，規模效應也就因此受限。

　　從需求端看，數字經濟有網絡效應（可以服務雙邊市），使用的人越多，對大家越有利，效率就越高。還是用微信舉例，我們使用微信是因為身邊的朋友、同事、親人都在用，聯系起來方便。如果開發一個軟件很少人用，即使免費你也不會用，為什么？因為它對你沒有價值。

　　零邊際成本帶來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網絡效應。數字經濟的邊際成本足夠低，甚至是零邊際成本，所以能夠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創造的價值就越高。

　　范圍經濟

　　還是舉微信的例子，微信的用途越來越多，從一種服務擴展到另外一種服務，帶來了不同的業務線、產品和服務。這種相互協同可以提高效率。

　　機器替代人還是賦能人？

　　關于數字經濟還有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從微觀層面來講，數字經濟是否會帶來機器替代人？我們是否要擔心大規模失業？技術進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是否意味著勞動力需求下降、工資面臨下行壓力？比如美國這次總統大選，有個華裔的民主黨候選人叫楊安澤，是搞IT出身的。他認為，特朗普上臺的原因在于其抓住了美國貧富差距加大這一主要矛盾，但特朗普發現了癥狀卻診斷錯了病因。特朗普責怪外國人搶了美國人的工作，但楊安澤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機器替代人。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的進步，讓很多人擔心，現在看起來很習以為常的工作未來可能會被技術替代。這些問題對我們思考未來經濟發展的路徑，其實有非常重要的含義。

　　歷史上，經濟學家其實一直有這樣的擔心，從兩百年前的李嘉圖到一百年前的凱恩斯，都擔心機器替代人。經濟學里有個專有名詞叫“技術性失業”（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即技術進步所導致的失業。所以這種擔心是貫穿于歷史的，很有爭議。

　　在當下我們如何來看待這個問題呢？這次疫情中的無接觸經濟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是，機器賦能人。機器既可以替代人，也可以賦能人。機器增加我們的能力，提高我們生產的效率。

　　02 無接觸經濟啟示一：

　　機器替代人也可以賦能人

　　機器對人的賦能，體現在很多領域。比如餐飲外賣行業，如果沒有數字技術、智能手機、GPS定位等技術支持，那外賣員的配送效率就會非常低；再比如這次疫情下的遠程教育、遠程辦公、遠程醫療等無接觸經濟，它并不是替代老師，不是替代我們這些還在辦公的人，醫生也沒有被替代，這其實是一種賦能。數字技術使得我們在疫情沖擊、社交隔離的情況下，還可以繼續維持一些經濟活動，所以它和人是互補的。當然機器也可以替代人，比如無人物流、無人配送、正在發展的無人駕駛等。大家可能會想，是不是短期來看機器賦能人，長遠來看取代人？這種想法似乎有道理，但也沒那么簡單。其實無論是在近期還是在遠期，機器既可以賦能人，也可以替代人。

　　數字經濟：中美之別

　　來看一下中美數字經濟的發展帶給我們的一些啟示。我去年寫過一篇文章，比較中美數字經濟發展的差異。我把它總結為中國是勞動友好型數字經濟，美國是資本友好型數字經濟，也就是說，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機器替代人，資本深化替代就業。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機器和勞動力互補，對勞動是友好的。美國的勞動力替代型數字經濟體現為，常規性、簡單重復的工作比如一些制造業流水線能被機器代替，同時甚至有一些不是很簡單的、重復性的工作，也能夠被機器替代。中國的勞動互補型數字經濟則體現在一些非常規的服務上，比如說外賣、快遞、送貨員、專車司機、視頻主播等等。

　　為什么有差異？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從供給端來講，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比美國低很多。即使在數字經濟中，勞動力成本、重要的生產要素的價格仍然是影響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這個道理很簡單，同一個機器人在全球范圍內是可貿易的，在套利行為驅動下，機器人在全球的價格會趨同，但勞動力的可貿易性要低得多。因此在美國，更多地用機器替代勞動力具有合理性，而在中國，這種成本收益比反而不具有經濟性。所以在中國，機器與勞動力更多是互補關系。

　　從需求端來講，中美兩國的一個重要差異是人口數量和密度。中國城市的人口數量多、密度高，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一些利用數字技術做勞動力的服務很容易就達到合適的成本收益比。以外賣為例，在美國可能要開車半小時以上才能送達一單，成本收益比并不劃算，但在中國，一個外賣員或者快遞小哥服務一棟樓，可能就足以覆蓋他的成本，甚至還能掙他的工資。所以人口密度高、大城市多，也是中國數字技術和勞動力互補的原因，機器可以跟勞動力結合起來，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

　　中國：數字經濟偏向勞動

　　中國的數字經濟偏向勞動。中國的人口密度高，實際上就是中國數字經濟的網絡效應大。同樣一個勞動力，通過數字技術能夠服務更多人，提高效率，這就是平臺經濟模式。一份關于2015年全球獨角獸企業的統計數據顯示，全球10億美元市值以上的獨角獸有176家，而中國占到了64家，數量排名第一。數字技術跟勞動力的結合，可以充分發揮中國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

　　這其中還有個比較有意思的問題，那就是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的時代我們怎樣才能不被社會淘汰？很多人認為要加強教育和培訓技能，才能夠不被淘汰。這種觀點肯定有道理。但如果仔細想一想，也不完全是這樣。

　　其實我們說機器賦能，實際上是機器降低了對人的技能的要求，不需要特別高的技能，人們就可以成為一個外賣員、快遞員，或者做一個網紅銷售。

　　過去對出租車司機要求的技能其實是蠻高的，因為沒有GPS定位，沒有通訊效率高的智能手機，要成為一個好的出租車司機，必須熟悉城市里的街道，才能快速地把旅客送到目的地，這是不容易的。一個出租車司機可能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把一座城市徹底摸清楚。但現在不一樣了，數字技術的賦能降低了對出租車司機技能的要求。

　　所以我們發現，反而是一些低技能的工作有了新的就業機會，不容易被替代。有些所謂的有一定技能的工作，卻被替代了。因此這些都不是絕對的。

　　這其實不是新現象。工業革命之前織布紡紗、做木匠，都是需要技能的，需要跟著師傅學習好多年。后來技術進步后，反而對技能的要求降低了。所以紡紗織布在工業革命前是一個高技能的工作，工業革命后沒有受過太多培訓的勞工階層，都可以在大規模生產的廠房工作。

　　從這個意義上講，技術進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體現，其實是為技能較低的人群提供了就業機會。當然這不代表低技能的人有工作之后收入就高。在工業革命早期，因為一些社會保障、公共政策跟不上，貧富差距成為很大的問題。所以后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專門有講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沖突，但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西方國家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對勞動權益的保護，這樣使得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效率提升，對社會公平的沖擊就會小一些。同樣地，數字技術的發展也帶來這個問題，比如零工經濟——勞動者不是和某個單位簽訂正規的長期合同，而是以計件等方式獲得收入，這可能會為一些人提供更為靈活的就業方式，但它也帶來社會保障、勞動者權益保護等問題。在現在的數字經濟時代，大家也在討論這個問題。

　　中美數字經濟差異之宏觀含義

　　中美之間數字經濟的差異，在宏觀上的一個含義是什么？美國的數字經濟多是替代勞動力，所以對勞動力不利、對資本有利。中國的數字經濟多與勞動力互補，所以對勞動力可能反而是有利的，對資本不利。我們可以從宏觀數據來驗證這一判斷。

　　我們看到，在過去20年美國的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但資本回報率是上升的，當然全球金融危機這些因素導致其間有些波動（圖2-3）。所以過去20年美國股市大牛市其實是有基本面因素支撐，也就是美國的資本回報率在上升。

　　在過去20年的前半段，中國的勞動報酬占比也是下降的，但在過去10年中國的勞動報酬占比卻轉而上升。有許多因素可以解釋這種現象，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的改善，技術進步對勞動力效率的提升以及中國勞動與技術的互補性等。與勞動報酬上升相對應的，是中國過去十幾年資本的回報率下降，所以從長遠的趨勢來講，過去20年尤其是2007年以來中國的股市為何沒有美國股市表現的那么好，和資本回報率的趨勢性下降是有關系的。

　　這是數字經濟的一個重要的宏觀含義，它會影響到整個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和就業。總體來講，機器替代人帶來的失業問題，其實沒有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嚴重。機器在某些方面賦能人，就算對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較低、技能較低的人來說，機器也不一定都是壞事。這還要看具體的技術模式、技術形式的發展。

　　03 無接觸經濟啟示二：

　　服務業可貿易

　　服務業可貿易

　　在經濟學里我們談到國際貿易，通常會把商品和服務分為兩類，一類是可貿易品，另一類是不可貿易品。一般來說商品是可貿易的，所以制造業是可貿易的，比如中國制造的冰箱、空調、手機出口到美國，美國制造的飛機可以出口到中國。

　　但服務業一般被認為是不可貿易的，因為服務業的活動往往需要人和人之間的互動，而人是不能自由跨境流動的。

　　這次疫情帶來的一個重要啟示是什么？就是疫情的隔離措施限制了人員流動，即使是在一個國家內部。這種措施達到的效果類似于國家之間移民的限制，這時我們通過無接觸經濟、數字經濟的應用，使得過去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才能完成的工作或消費，在無接觸的情況下也能實現。所以數字經濟克服了人員不能流動的障礙，意味著服務業可貿易，使得未來的數字經濟的發展突破了我們過去的傳統認知。

　　這幾年英文的文獻里有一個時髦的詞，叫Telemigration，我把它翻譯成“遠程移民”。這個詞的意思是，雖然沒有移民，但達到的效果實際上類似于移民。比方說，你人在中國，線上被美國的一家公司聘用。遠程移民以及所謂的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的實現，是有一定的技術基礎的。我們用ZOOM共享 PPT的時候，就達到了類似現場的效果，大家在自己的手機屏幕上就能看到我共享的PPT。

　　現在的技術不僅可以實現共享PPT，還能夠使得不同的人同時控制一個PPT。比如一個單位的同事，大家遠程辦公并在線上共享PPT，在大家討論的過程中，不同的人可以同時在PPT上改動。這樣就類似于在一個辦公室現場工作的情景了。線上的通訊與面對面的交流差別之一是延時問題，信號延時會使得線上交流可能沒有在辦公室交流效率高。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尤其是5G的應用，延時也會降低，線上交流越來越接近現實，這就使得我們的很多服務性工作，不需要從北京飛到上海，或者從北京飛到合肥，也能夠完成。所以不可貿易性，它不僅體現于國與國之間的跨境，也體現于一個經濟體內部不同地區因為空間距離所帶來的障礙，而數字技術能夠克服這一點。在過去，服務業在北京和上海之間是不能交易、不能互通的，但現在也可以互通了。

　　重新思考服務業的角色

　　服務業的可貿易性會讓我們重新思考服務業的角色。從我們經濟學的歷史來看，傳統經濟學的思維是看不起服務業的。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里，他諷刺嘲笑樂手、牧師，認為他們不能生產糧食、面包，也不能織布、紡紗，因此是無法創造價值的。再到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思說生產活動涉及到服務業、生產需要服務業，但是服務業本身不創造價值，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仍然是認為服務業不創造價值，雖然他承認生產需要服務業，但即便到了后來，大家仍然把服務業和制造業分開。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鮑莫爾（Baumol）在1967年一篇研究經濟增長的論文，講的就是服務業的生產效率低。書中有個很著名的例子，后來被廣為引用，就是雖然過去幾百年技術在不斷進步，但音樂會的四重奏還是要4個人，并不是2個人或3個人，由此鮑莫爾認為服務業的效率低。但服務業的生產效率低，與其非貿易品的屬性有很大關系。那制造業為什么效率高？因為貿易品的生產效率提升快，效率提升快又是因為競爭充分。在中國生產的華為手機要賣到全世界，那產品的競爭對手就會增加，想要取勝就必須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才能贏得更大規模的市場。與此同時，在更大規模的市場，如果企業的生產效率高，那么它就會領先，也就能享受規模經濟。

　　因此對于可貿易品的行業來說，貿易會帶來技術外溢，帶來新的思維、理念和技術，其成熟業態可能會趨于頭部集中。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可貿易品因為市場規模小、競爭有限，效率提升比較慢，也沒有規模經濟，技術外溢也有限。比如在北京的服務業，就只能服務北京當地，甚至只能服務北京某一個小區。所以，如果服務業從不可貿易轉變為可貿易，或者說可貿易性增強，那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的影響將非常深遠。

　　數字經濟：服務業是勞動生產率的新增長點

　　過去我們說農業、工業發展提高了效率，服務業效率很難提高，所以服務業很難成為一個新的增長點。但如果服務業可貿易性增加，將會提升整體勞動生產率。

　　公共政策在這其中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可以通過推進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系列措施提升服務業的可貿易性。這次疫情帶來的重大影響之一，可能是會促使各國政府加大寬帶、5G等數字基建以提升效率。同時公共政策還應促進競爭、降低壟斷。這可能會極大影響一些互聯網平臺企業，比如 Facebook、谷歌，中國的騰訊、阿里等等。這些企業現在已經占據壟斷地位，未來他們會是創新者還是成為創新的阻礙，就要看公共政策如何引導。

　　經濟發展模式之辯

　　在過去，中國等東亞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是什么？制造業和國際貿易是主要載體。制造業的可貿易性帶來規模經濟和效率的提高，就能夠吸收非技能勞動力并推進城鎮化，同時通過參與全球產業鏈，帶來新的技術、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外溢和技術轉移。

　　在未來發展上，前面我提到數字經濟能提升服務業的可貿易性，但數字經濟也可能會降低制造業的可貿易性。如果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的進步，使得制造業的生產環節能夠完全被機器替代的話，那么美國的制造業企業不需要搬遷到中國或者越南，在本土就可以用機器來生產，因為通過節省運輸成本，制造業生產離消費者越近效率就越高。所以數字經濟發展可能的一個顛覆性影響，是制造業可貿易性的下降。

　　關于制造業回流，特朗普想讓美國的制造業回流，但短期看不會因增加關稅或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就能輕易實現。然而如果我們看遠一點，二三十年以后，如果整個制造業完全被機器替代的話，那就是真正的制造業回流了。所以數字經濟發展的顛覆性影響，在于顛覆了我們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認知，制造業變得不可貿易或者說可貿易性下降，服務業的可貿易性上升，進而對經濟發展模式帶來重大挑戰。

　　現在關于落后國家如何追趕發達國家，有兩派觀點，一派是比較悲觀的，認為機器替代人或成為趨勢，勞動力成本在制造業的差異不是問題，制造業將會回流。這也就意味著非洲、中東等落后國家或地區，想繼續復制中國的發展模式，已經很難實現了。這些落后國家面臨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而是低收入陷阱的問題。當然也有比較樂觀的一派，認為雖然制造業回流、制造業可貿易性下降，但是服務業可貿易性上升，那些落后國家的低勞動力成本仍然有優勢。印度就是靠低勞動力成本提供服務出口的，未來落后國家追趕發達國家可以學習印度經驗，靠服務業參與全球市場競爭。

　　其實不僅僅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也一樣，如中國內部的上海和貴州，東部和西部。我們過去說隨著經濟的發展，東部的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我們把制造業轉移到中部和西部。但如果未來機器替代人了，制造業就可以放在東部。那西部靠什么來發展呢？答案是服務業。服務業的可貿易性，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重大的宏觀議題。

　　04 生產率與收入分配

　　為什么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

　　我們繼續討論數字經濟在宏觀層面的含義。關于國外勞動生產率和收入分配的問題，從圖6可以看到，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速在過去10年甚至20年來都在下降，這和我們直觀的感覺是不一致的。現在大家都在講數字技術的進步，智能手機通信的改進，人工智能、機器替代人，那效率肯定是提高的。為什么美國國家統計局計算的勞動生產率增速是放慢的呢？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obert Solow在1987年講過一句話，“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statistics．．．”那為何微觀感受和宏觀數據會有偏差？一般有三種解釋。

　　低生產率的三種解釋

　　一種解釋是GDP的統計誤差，在數字經濟時代，GDP作為反映我們生活水平、價值創造、速度提升的指標，它的誤差越來越大。因為GDP統計的是一種市場交易行為，但數字經濟時代有一些市場交易行為沒有價格，或者說價格是0即零邊際成本。我們用微信或ZOOM，基本都是零成本。這些活動因為沒有市場交易，沒有貨幣化，就很難被統計到GDP中。尤其是一些無形資產創造的價值，例如知識產權、創新、品牌和新的商業模式，也很難被衡量。在傳統經濟中GDP比較容易統計，如廠房、機器設備、交易、制造業等顯然都是以貨幣來衡量的。

　　第二種解釋是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通用技術影響經濟、滲透經濟需要時間。過去人類發明電以后，電力對整個經濟活動的滲透持續了幾十年的時間，體現在勞動生產率方面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也就是說，現在數字經濟對生產率的影響可能還沒體現出來，未來才能觀察到。

　　還有第三種解釋，認為某個或某些領域的技術進步導致整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增速放慢。這個聽起來有點悖論，不同于我們的直觀感受。這就是前面提到的Baumol Disease。Baumol 在196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認為，由于不是所有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都能提升，一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提升，比如說汽車制造行業，機器替代人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否會出現剩余的勞動力呢？如果這個部門生產的產品需求是無限的，那這個部門的效率再提高，也沒有剩余勞動力。但一般來講，人們對某種商品或產品的需求總是有限的。需求有限就導致勞動生產率提高快的部門產生了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就會流向勞動生產率低的部門。因為勞動生產率低的部門，生產的產品供不應求。這會導致勞動生產率低的部門在整個經濟里的重要性反而會上升。越來越多的人在勞動生產率低的部門工作，這樣我們在計算宏觀的勞動生產率時，發現它反而是降低的，這就是Baumol Disease。

　　Baumol Disease： 低生產率部門重要性上升

　　技術進步使得低生產率部門重要性上升，這看起來似乎是個悖論，但其實是有合理性的。這背后的原因就是進步部門勞動生產率提升，產量增加，但需求有限，由此就導致剩余勞動力從進步部門轉移到效率低的部門。過去人們在用機器織布前雇傭了很多人，但技術進步提高了生產效率，織布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剩余勞動力就轉移到其他部門。農業生產也一樣，過去中國農村需要大量勞動力在田里耕作才能解決全國溫飽問題，后來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剩余勞動力就轉移到了制造業。但制造業也一樣，冰箱的生產效率提高了，人們對冰箱的需求又是有限的，剩余勞動力就繼續轉移到效率低的部門，主要是服務業。所以我們說服務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上升，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這與收入分配是有關系的。

　　我們前面講對就業的擔心，其實就是收入分配的問題。數字經濟的發展，到底未來哪些行業、哪些人更多地受益？數字經濟提升的效率，到底哪些人能夠享受，哪些人不容易享受？按照我們剛才的邏輯，就可能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樣——技術進步快的部門可以享受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益。比如說，冰箱、汽車生產的效率提升很快，但不代表冰箱或者汽車制造業的工資就能上升，反而是那些效率低的部門的工資上升。因為它效率低，供不應求，我們效率提升，業務收入增加，人們就增加對所有商品的需求，那些效率低的商品價格上升會更快，進而效率低的行業工資會上升。

　　哪些行業/人更受益于數字經濟？

　　哪些行業或人群更多受益于數字經濟？這并不是說技術進步行業就不會享受數字經濟的福利，它享受數字經濟的前提是供給有限，即壟斷。比如說專利權或者關鍵的技術人員，人的角色不能被替代的行業，如管理者、心理咨詢師、體育明星等，這類壟斷要么是技術壟斷，要么是自然壟斷，本質上受益于效率提升。

　　有一些行業產品需求無限或者近似無限，譬如攀比消費、時尚品牌。作為品牌的著名設計師，每人每年能設計的時尚服裝有限，效率不可能高，攀比消費使得產品價格上升，時尚品牌就此受益。

　　至于零和經濟活動，它不創造經濟價值、不增加供給，主要在于分配。比如說警察和罪犯就是零和經濟，在此并不是詆毀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但從經濟活動的角度來講，警察和罪犯的行為是相互抵消的。至于網絡詐騙、比特幣交易，關于這方面我的觀點可能存在爭議，我認為比特幣交易和一些衍生的金融交易，包括一些期貨交易，其實都是零和經濟活動。因為一個人受益了，另外一個人就受損，整體上它并不創造新的價值。還有利益集團游說，離婚律師，數字技術、大數據的應用，雖然可以幫助離婚律師打贏官司，挖掘對方隱瞞的財產，但并不創造價值，離婚的雙方一方受損一方受益，還是屬于零和經濟活動。這些活動它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新的供給，所以它的效率低下，但人們反而不斷把資源投到這些領域。

　　數字經濟如何影響房地產？

　　數字經濟時代，房地產既面臨有利也面臨不利的因素。

　　有利因素是指土地不可貿易、不可再生，生產效率很低。其他部門生產效率提升，用創造的收入去購買效率較低、供給跟不上的土地，這會對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房價有推升作用。然而，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遠程提供服務成為可能，遠程教育、遠程辦公、遠程醫療、在線銷售等工作生活方式，使得人們不需要住在市中心，從這個角度看，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房地產市場是不利的。

　　數字經濟對房地產的影響，取決于有利和不利因素哪個驅動力更強。同時，它也面臨著公共政策的問題，假設有利因素更強，土地供給有限、生產效率低，那么技術進步帶來的收益都投入土地中，繼而導致上海、北京的房價不斷上升，這能否被社會接受？能否被公共政策接受？此時公共政策應該發揮什么作用？這也是數字經濟面臨的挑戰。

　　值得思考的問題

　　總體而言，這次疫情下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是無接觸經濟，它昭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潛力，促使企業和居民等私人部門行為改變，也會激發私人部門增加對數字經濟投資的熱情。公共部門、數字基建等也會因這次疫情而增加未來的投入。當然它也會帶來問題，尤其是個人隱私保護的問題。

　　這次為了控制疫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個人隱私實際上是嚴重侵犯的。現在大數據能把每個人的行蹤都記錄下來，為了控制疫情無可厚非，但疫情過后能否退回原點，如果不退回，會對大家的生活、工作乃至整個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這可能就是社會學的問題了，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其次就是貧富差距的問題，技術進步創造的收益不是我們想象中的被進步部門從業人員所享受，它更多的是一種壟斷租金收入。以明星為例，明星收入高一些是可以接受，但是網紅效應帶來的收入效應，真的合理嗎？而談及專利權，專利的保護應該到什么程度？我們這次研發新冠病毒疫苗的專利會收費嗎？我相信不會。救援疫苗的專利不應和傳統的專利一樣，但如果是其他的藥品或者其他的技術進步呢？假設中國或美國的公司這次研發出疫苗，為了公共利益放棄了專利的收益。那為什么其他的專利要有收益？當然專利對技術進步和創新是有利的，但任何事情都存在程度是否合理的問題。

　　還有剛才提及的房地產，隨著技術進步如果收益都投入房地產，社會能否接受？是否會拉大貧富差距？整個經濟學可能都會面臨挑戰。過去上百年，經濟學強調新古典經濟學的效率，實際上我們更應該回到古典經濟學——亞當·斯密時代的政治經濟學。為什么稱其為政治經濟學？因為經濟活動涉及到政治、社會、人文，實際上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預，包括技術應不應該對機器人征稅、財產稅是否應征收這些問題。

　　05 從數字經濟到數字貨幣

　　無接觸經濟呼喚數字貨幣

　　這次疫情加速了數字貨幣的發展。目前國內幾乎所有現金交易都被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替代了，而這次疫情就顯示了其重要性，可以有效地減少因接觸帶來的可能感染。這次美聯儲推出量化寬松、財政支持，一開始也有人提議以數字貨幣的形式發行貨幣。所以數字貨幣也是此次疫情下無接觸經濟所帶來的新現象。

　　貨幣金字塔架構的演變

　　傳統的貨幣金字塔，最高層是央行或財政部發行的貨幣，安全性最高；第二層是銀行信用貨幣，企業和居民在商業銀行存取款，或者在銀行賬戶之間用信用卡、支票和借記卡轉賬；第三層，即便不是銀行存款，某些非銀行信用在正常情況下也可以起到流動性資產的作用，相對較安全，比如以未來現金流為抵押品所發行的資產支持證券。在數字經濟時代，傳統的貨幣架構會發生變化，在中間層次商業銀行外出現了數字平臺，比如支付寶、微信支付，Facebook醞釀推出的Libra等，這類數字貨幣依托社交平臺或電商平臺發展支付模式，在零售層面并不通過銀行。

　　DC/EP：數字貨幣電子支付

　　現在，在商業銀行、數字平臺之外，央行可能也會發行數字貨幣。近期有媒體報道，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會推出數字人民幣體系（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s， DC/EP）。中國央行的數字貨幣主要是電子支付，類似于支付寶、微信支付，作用是替代現金M0。至于是不是匿名？可能是一定程度的匿名，但不可能完全匿名，因為央行肯定了解數字貨幣所支持的支付行為。

　　由于現金沒有利息而數字貨幣起著替代現金的作用，所以數字貨幣也是零利息。未來可能我們每個人手機里都有央行數字貨幣錢包，和實物錢包一樣，里面不可能也沒必要放很多現金，因為現金和未來的央行數字貨幣都是零利息，是有機會成本的。

　　但實際上數字貨幣起到的替代現金作用并不會特別大，反而對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可能有擠壓。因為除了偏遠地區可能有些老年人還是用現金，現在國內現金基本已被替代，大部分人在正常的經濟活動中已不使用現金。當然一些人在參與某些活動時，因為不愿意被他人知曉可能還是使用現金的。

　　央行數字貨幣為什么會擠壓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呢？作為消費者我們可能沒有察覺，但商戶實際上要給支付寶或者微信以一定的比例付費。而央行數字貨幣并不收費，那么未來有可能商戶會提出消費者用央行數字貨幣支付就可以打折，或者商戶更愿意收取央行數字貨幣。

　　對此我認為未必是壞事，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什么要對商戶收費呢？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是不是會促使支付寶、微信支付減少甚至取消對商戶的收費呢？如果能免除收費對消費者還是有利的。

　　當然，支付寶和微信支付也不應被完全取代，或者說央行的數字貨幣不應對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產生過大擠壓。因為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支付行為創造了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是能夠創造經濟價值的。微觀層面而言，螞蟻金服、騰訊的金融服務都與大數據有關。如果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都不存在了，這些數據全部匯入央行手中，央行作為公共部門、政策部門，又能利用這些數據創造什么價值呢？當然這涉及到另一問題，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創造這些數據后，該怎么來保護隱私和促進公平競爭？會不會因為這些海量數據形成自己的壟斷市場？這其中涉及的問題比較復雜。

　　數字貨幣發展的大趨勢，會挑戰很多公共政策問題，包括隱私、壟斷、公平競爭等，這些需要市場和政府部門協同，來創造數字經濟時代的新模式。

　　(本文作者介紹：光大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所所長。原中信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