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高水平金融雙向開放支持雙循環

　　來源：金融時報

　　陳彥蓉

　　我國金融雙向開放的步伐正在加快。

　　近一段時間，中央及金融管理部門對金融雙向開放多次釋放明確態度：《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鄭重指出要“推進金融雙向開放”。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召開會議傳達學習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時強調，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金融對外開放。銀保監會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傳達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也強調，堅定不移擴大金融服務業雙向開放，加強國際經濟金融合作。

　　從中央頂層設計和有關金融管理部門發聲中可以看出，持續推進金融雙向開放仍將是下一階段我國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而在黨中央作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重大戰略部署背景下，持續推進金融雙向開放也具有了更為深層次的意義，即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注入更堅實的力量。

　　事實上，支持雙循環需要高水平的金融雙向開放。而高水平的金融雙向開放，則離不開更大力度地“引進來”和堅定不移地“走出去”，并在開放過程中把握好“穩”和“進”的節奏。

　　一方面，高水平的金融雙向開放需要更大力度、更廣范圍地促進跨境資本流動，吸引外資進入國內經濟大循環，使現代金融服務更好地促進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各環節順利運行和相互聯通。

　　近兩年來，國際形勢變化和疫情帶來的沖擊并沒有打亂中國金融開放的節奏，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先后宣布并推動了50多條具體開放措施，包括大幅放寬外資金融機構準入，徹底取消了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人身險領域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大幅擴大外資金融機構業務范圍，降低資產規模、經營年限以及股東資質等方面的限制。穩步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限制；取消企業征信評級、信用評級、支付清算等領域的準入限制，給予外資國民待遇等。與此同時，人民幣國際化呈現良好勢頭，今年上半年，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達12.7萬億元，同比增長36.7%。

　　對于金融行業而言，在加大引入境外資本流入和境外金融機構進入的過程中，不僅可以吸收外資機構的管理理念和相對成熟的金融服務能力，而且市場的“鯰魚效應”還有助于豐富境內市場主體和倒逼金融機構加快改革創新，在競爭中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和水平，從而更好地服務國民經濟發展需要。

　　另一方面，高水平的金融雙向開放還要加大融入國際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這有助于國內金融服務業更持續、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加速自身新舊動能轉換，參與國際競爭合作。

　　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開放合作是實現金融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一帶一路”倡議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推進，也將為中資金融機構提供更廣闊的“走出去”的舞臺。金融機構可以依托國內大市場的吸引力以及金融開放的紅利，更多地把金融服務推向國際市場，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今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指出，“推進境內金融機構參與國際金融市場交易”。金融機構“走出去”的方式包括在海外設立網點機構、參與國際金融市場交易、服務中國企業的外貿業務等。2020年全國銀行業保險業監督管理工作會議披露，已有11家中資銀行在29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80家一級機構。在發達國家，中資金融機構可利用當地發達的服務業，參與當地金融業競爭；而在新興市場，中資金融機構可利用其增長前景，分享增長紅利。

　　同時，在新發展格局下推進高水平的金融雙向開放，還需注重風險防范和監管能力的提升。事實上，在“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浪潮中，一個更大范圍、更開放的金融市場將會加速形成。客觀層面上，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會帶來更多競爭，競爭的過程中也可能面臨業績波動加大、風險因子增多等挑戰，由此也會引發一些風險。這就需要切實把握好“穩”和“進”的節奏，加大監管力度，并在必要時采取一些措施來控制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

　　此前，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召開2020年第三季度例會就明確指出，進一步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11月15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正式簽署，我國加入全球最大自貿區。商務部有關負責人表示，金融服務附件首次引入了新金融服務、自律組織、金融信息轉移和處理等規則，就金融監管透明度作出了高水平承諾，代表了中國金融領域開放的最高承諾水平。這些規則在預留監管空間維護金融體系穩定、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為各方金融服務提供者創造了更加公平、開放、穩定和透明的競爭環境。

　　可以預期，在有關部門做好充分形勢預判的基礎上，綜合權衡國際關系、經貿合作、業務機會、經營能力和風險合規等因素，進一步提升跨境金融監管專業性和有效性，筑好各類“防火墻”，能夠為金融服務業實現更高水平開放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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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戚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