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尹中立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審議《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簡稱《建議》），會后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上發表了《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通過這些公開的資料我們可以分析和判斷“十四五”和未來更長時間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點和思路。

　　上述文件內容博大精深，涵蓋經濟社會各個方面，不同專業背景的人都有自己解讀的側重點，筆者試圖從經濟視角來學習并解讀文件的重點與思路。

　　重點之一是強調“安全”

　　中央明確提出“統籌發展與安全”是“十四五”期間必須遵循的主要原則之一，《建議》中第十三部分（第49條至第52條）專門闡述安全問題。在此次中長期規劃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也是“安全”。可見，中央對經濟安全以及國防安全方面的關切程度空前增加。

　　中央之所以突出強調安全的重要性，與大環境密切相關，國際環境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過去40多年中，中國充分享受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紅利，但最近幾年全球化遭到挑戰，新冠肺炎疫情讓一些國家政府以提高經濟安全為由，進一步加劇逆全球化的思潮。

　　為此，中央提出了以下化解安全隱患的對策：

　　首先，產業鏈的安全，需要解決關鍵技術環節的瓶頸。為保障我國產業安全和國家安全，要著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力爭重要產品和供應渠道都至少有一個替代來源，形成必要的產業備份系統。重塑新的產業鏈，全面加大科技創新和進口替代力度，這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一是要拉長長板，鞏固提升優勢產業的國際領先地位，鍛造一些“殺手锏”技術，持續增強高鐵、電力裝備、新能源、通信設備等領域的全產業鏈優勢，提升產業質量，拉緊國際產業鏈對我國的依存關系，形成對外方人為斷供的強有力反制和威懾能力。

　　二是要補齊短板，就是要在關系國家安全的領域和節點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內生產供應體系，在關鍵時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環，確保在極端情況下經濟正常運轉。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對科技創新的推動作用，“十四五”規劃《建議》里提出要全面推行股票市場的“注冊制”改革。

　　其次，發揮體制和機制的優勢，要堅持完善新型舉國體制。重點是強化國有企業在經濟安全中的作用。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須做強、做優、做大。

　　最近幾年，有關經濟上的“國進民退”的討論很多，經濟學者大多數是從經濟效率的角度分析該問題，如果從經濟安全的角度看待此問題，結論明顯不同。

　　互聯網行業的數據壟斷是經濟安全的潛在風險，該行業的反壟斷勢在必行。

　　金融和地產領域雖然沒有壟斷的問題，但有些公司的負債規模已經超過萬億，出現一些“大而不能倒”的問題。在任何國家，單個企業的規模過大政府就會對它實施特別的監管措施，中國當然不會例外。針對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規模擴張，有關部門出臺了“三道紅線”對房地產企業的債務進行約束。

　　重點之二是用“雙循環”戰略應對貿易逆全球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撰文指出：近幾年，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這次疫情可能加劇逆全球化趨勢，各國內顧傾向明顯上升，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可能出現重大變化。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是當前應對疫情沖擊的需要，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

　　針對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中央提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首先要堅持把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打通從生產、分配到流通、消費等諸多環節的堵點。我國經濟發展長期以來依靠高投資，而消費，特別是家庭部門消費占比較低。例如，2018年我國GDP中投資占比高達43%，遠高于24%的全球平均水平和21%的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同時，我國家庭消費占比只有39%，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0個百分點。

　　過去幾十年里，我國投資形成的產能通過出口來消化。貿易依存度（（出口+進口）/GDP）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快速上升，從20%以下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67%，之后在國際環境的挑戰之下逐漸下滑，但2019年的貿易依存度仍然有35%。

　　如果國際貿易一直保持快速擴張，投資占比偏高而居民消費占比偏低的狀況是可以持續存在的。但中國作為超大型經濟體，貿易依存度過高會帶來一定影響。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曾經出現過類似的情形，遭遇美國和歐洲的打壓。中國經濟體量還小的時候，西方國家可以默許我們的國際貿易快速增長，但現在已經成為超級大國，必須以內需為主了。

　　以國內需求為主意味著投資在經濟結構中的占比將下降，消費占比必須上升，因此，促進消費成為“十四五”規劃中的重要內容。公報圍繞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的主題，用大量篇幅闡述了未來的解決方案。例如，農業農村問題，國土布局、區域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問題，以及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改善人民生活問題，等等。

　　消費增長的動力來自收入的增長和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在做大蛋糕的同時，還要合理分配好蛋糕。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已經成為二戰之后全球普遍面臨的難題，從上市銀行的公開披露數據中也可以發現，居民財富分配方面確實存在“二八現象”，法國學者的《21世紀資本論》在全球暢銷，說明全球均面臨著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難題。這也是世界各國面臨的普遍現象。

　　我國早已開始行動，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發展慈善事業。其中“三次分配”的提法值得關注。可以預見，“十四五”期間我國的慈善事業會有較大的發展，應該會出臺相關的規則。

　　新發展格局對投資與消費、生產與流通、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行為主體都應該主動適應新發展格局，才能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取得先機。

　　本文首發于21世紀經濟報道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