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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觀頭條 中國經濟保“6”的選擇：穩增長，還是看淡增速、深化改革？

　　杜濤

　　隨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召開，關于是否應該保“6”的爭論都結束了。

　　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現2020年預期目標，要堅持穩字當頭，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要積極進取，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持續用力，確保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

　　其實，在12月6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也認為，要全面做好“六穩”工作，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12月初，中國的經濟學家之間爆發了一場事關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是否應該保“6”的討論，從余永定到陸挺，再到劉世錦、魯政委等等眾多經濟學家參與到是否保“6”的辯論中。余永定是社科院學部委員，曾經在2004年至2006年之間擔任過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劉世錦則是現任的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國泰君安首席宏觀分析師高瑞東對經濟觀察報表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回落，同比增速已經由一季度的6.4%滑落到三季度的6.0%，處于年初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經濟增速區間6%-6.5%下限，隨著10月經濟數據進一步走弱，大家對未來經濟走勢的討論多了起來，尤其集中在明年經濟是否會破六的問題上。

　　這一切，隨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召開，也有了結論。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告訴記者，在GDP方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圓滿收官”。回顧黨的十八大和“十三五”規劃，經濟增長的目標都是：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過去八年經濟增速基礎上，考慮到第四次經濟普查后GDP基數可能受到一定影響，預計2020年GDP需要增長6%左右。

　　爭議

　　一切都看著有些熟悉，如同2012年GDP破“8”之時，都在討論是否應該保持8%的增速。只不過現在變成了2020年，中國經濟是否保持6%的GDP增速。

　　余永定主張，經濟增速已經滑至6%，該剎車了，要穩增長。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則認為保“6”既無必要，也保不住。

　　12月7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在第十七屆中國改革論壇中以“用刺激性辦法保“6”，還是用改革的辦法穩5”為題發表演講指出，認識這一問題需要澄清兩個基本的事實：第一個問題，如何看待中國過去近十年經濟增速的回落？第二個問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政策能不能改變增長階段的轉換？

　　劉世錦認為，近10年中國經濟的回落是增長階段的轉換。2020年到2025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基本上在6%以下，在5%到6%之間。我們經歷的增長階段的轉換是符合規律的，下一步中國經濟潛在的增長率是在6%以下。

　　如同一位政策部門的人士對記者表示的一樣，發展是永恒的主題，關鍵是怎么發展？如何發展的問題，是大力刺激還是用改革來發展？

　　時間回溯到2012年。

　　2012年兩會中，也有一場關于是否保“8”的討論。2012年，溫家寶總理在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當年GDP的增長目標為7.5%，這是8年來GDP增長目標首次低于8%。該目標比2011年GDP實際增長9.2%相比，更下調了1.7%。

　　從2012年到2019年，我們也進入了討論是否該保“6”的時代。

　　12月12日，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表示，他不是反對保“6”，而是反對不惜一切代價的保“6”，現在經濟是需要逆周期調節。

　　陸挺告訴記者，當前主要受內需下滑影響，經濟增幅降速過快，逆周期調節政策確實有必要，政府應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但“6”不是絕對的下限，中國經濟潛在增速還在下行，以上一輪寬松周期的GDP增速來推算，目前潛在增速可能已降至6以下。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可適度下調至“6%左右”，為低于6的經濟增速留下空間。

　　溫彬對記者表示，最近關于保“6”爭議比較多，余永定老師認為經濟不能繼續下滑下去，我們還有政策空間，加大調節力度，保持一個6的增速。這種爭論是有意義，對下一階段宏觀調控有幫助的。

　　溫彬認為，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潛在增長率是多少？需要明確的。關于潛在增長率，有兩種看法，一種是理論的研究，通過中國人力、資本、技術進步，計算潛在增長率，另一種根據現實實際運行情況，通脹溫和可控，保證就業目標。實際來看，潛在的增長率在6左右這個目標。

　　背后壓力

　　也就是說，所有人在討論6%是否保證的背后，都是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

　　溫彬告訴記者，保“6”的討論，其實是關于潛在增長力和實際增長力的之間的討論。我們潛在增長力在6%以上，但是我們現在面臨壓力比較大，今年一季度以來 GDP分別是 6.4%、6.2%、6.0%，四季度如果不加大力度調節，有可能滑出6%。這種情況下會導致一種悲觀預期，以會導致通縮、失業的增加。這種情況下，就認為應該通過積極的財政、寬松的貨幣政策實現經濟增速，要達到6%以上。

　　近期召開的中央年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到，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時間回溯到“十三五”的開局之年。

　　2015年11月12日，發改委在京舉行新聞發布會，就“十三五”規劃問計求策活動進行了介紹和說明，十三五《建議》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了新的目標，其中一項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要實現翻一番的目標，“十三五”期間的GDP增速底線就是6.5%。

　　根據國家統計數10月18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6977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2%。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長6.4%，二季度增長6.2%，三季度增長6.0%。

　　12月6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中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我們要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劉世錦在12月7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從速度本身來它就是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根據我們的研究大概應該是5%到6%或者是5%左右。當然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翻兩番的目標任務。最近通過經濟普查以后，明年的應該說是略低于6%的增長速度是能夠實現兩個翻番的目標。

　　GDP增速持續走低，拉動內需的“三駕馬車”也增長乏力。

　　11月14日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1-10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510880億元，同比增長5.2%，增速比1-9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1-10月份，進出口總額256273億元，增長2.4%。其中，10月份，進出口總額27071億元，同比下降0.5%，降幅比上月收窄2.7個百分點。

　　高瑞東告訴記者，伴隨著主要發達經濟體PMI不斷回落，以及貿易摩擦持續升級，制造業投資增速從2019年一季度開始大幅下滑，1-10月累計增速較2018年下滑6.9個百分點，僅為2.6%，下滑速度之快，下探程度之深，實屬少見。制造業投資低迷，既有外部需求回落因素，也有加征關稅影響出口的因素，還有貿易摩擦的不確定性導致企業投資信心不足的因素。

　　陸挺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如果廣義社融下行保持現在的速度，基本可以肯定經濟增速是要下行的，保“6”的難度是極大的。

　　他對記者解釋，2016-2017年雖然政府動用了專項建設債等大量資源，甚至通過直接印鈔來推進貨幣化棚改，汽車購置稅的減半甚至前置了大量汽車消費，那兩年的實際GDP增速也就是6.8%左右。另外，2016-2017年全球經濟處于上行周期，加上人民幣貶值，外需也得到推動，因此我們可以較為確定地說2016-2017年間6.8%的實際GDP增速已經高于中國增長潛力。現在的廣義社融比2016年低7個百分點左右，實際GDP增速只慢0.5個百分點，這種情況難于持續。

　　溫彬提出，因此需要加大逆周期的調節力度，要使得實際增速接近潛在增速。若是實際增速持續下滑，導致市場悲觀預期，會形成惡性循環。所以加大逆周期的調節，特別是財政、貨幣、產業政策的調節，達到潛在的增長水平。

　　逆周期調節

　　“逆周期調節”，這是幾乎是采訪的經濟學家都提到的詞語。

　　12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必須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于宏觀調控全過程。

　　陸挺認為，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逆周期調節政策確實有必要，政府應該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但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還在下行，潛在增速目前可能已經在6以下。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可適度下調至“6%左右”，為低于6的經濟增速留下空間。政府應該珍惜已經不大的政策空間，慎用寬松政策，用好寬松政策。

　　12月11日，溫彬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在當前的背景下，我們需要財政貨幣這些宏觀調控政策加大力度調解，從財政來看，我們還是要進一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在實施財政資金在基礎設施投放、民生改善方面，更加注重有效投資；另外要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通過結構性減稅，讓企業和居民更有活力，有助于穩定投資和消費。對于貨幣政策而言，要堅持穩健貨幣政策的基調，在這個背景下更強調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和前瞻性，松緊適度。來確保流動性合理充裕的背景下，進一步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一步加大實體經濟力度，在當前來說有助于穩定和擴大內需。

　　高瑞東認為，做好逆周期調節，堅持“六穩”。財政政策方面，繼續保持積極基調，一方面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壓縮一般性支出，做好重點領域保障；另一方面落實減稅降費政策，鞏固和拓展減稅降費成效。會議提及降低企業用電、用氣、物流等成本，但沒有提到進一步減稅，這也說明在今年超過2萬億大規模減稅之后，財政進一步減稅的空間比較小。貨幣政策方面，在總體穩健的基礎上，從去年的“松緊適度”轉變為“靈活適度”，邊際有放松趨勢。會議要求，繼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信貸、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同經濟發展相適應，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同時，會議強調要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融資，更好緩解民營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另外，高瑞東還看到，本次中央經濟會議中，提高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定位，特別強調明年基礎設施建設要著眼國家長遠發展，加強戰略性、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川藏鐵路等重大項目建設。這意味著我們會從國家戰略出發，提前布局一批重大項目，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具有非常強的正外部效應，而且因為總體投資規模大，穩定經濟效果立竿見影。

　　相比逆周期的調節，改革則是讓更多人的期待。

　　改革

　　在是否保“6”的討論中，改革是離不開的論調。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也提到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于宏觀調控全過程。

　　劉世錦在11月份的媒體論壇中就表示，明年如果還要保持6%以上的增長速度，就要“逼”出平時不大容易推出的結構性改革重大舉措。近期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其中涉及了一系列的改革，從國資到金融到財稅到市場環境乃至對外貿易，可以說改革是全方位的推動。

　　高瑞東觀察到，如果以改革的眼光去看待經濟增速，就是要用發展解決經濟本身的問題。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可以看出，未來幾年是我們改革的大年，改革是更加市場化的，改革的方向切中要害，直接服務于強化國際競爭力的國家戰略；直接服務于建設更高標準的市場體系；直接服務于推動高質量發展。

　　高瑞東強調，不僅要通過改革破除發展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激活蟄伏的發展潛能，讓各類市場主體在科技創新和國內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一線奮勇拼搏；而且要健全體制機制，打造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不僅要進一步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健全退出機制，穩步推進創業板和新三板改革；而且要加快國資國企改革，制定實施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提升國資國企改革綜合成效。

責任編輯：張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