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

　　泰德·菲什曼

　　2009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1.67億人。

　　2050年，預計中國60歲以上人口，4.38億人。

　　在我們老年化新世界的核心地帶，矗立著中國這個國家。為什么？日本與南歐國家的人們或許比中國更老，美國中心地區老齡化的工業勞動力，或許激勵了企業將工作移往海外，而西方福利國家（包括美國）的負擔，極可能對世界經濟的健康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沒有任何國家比中國更強烈感受到，老齡化世界帶來的好處與挑戰。中國為老齡化世界供應了全球企業渴求的年輕工人與消費者，然而與此同時，中國也是全世界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地區。

　　精力充沛的城市引領中國創造出璀璨的經濟奇跡，這些城市不僅將中國年輕勞動力的能量與才華盡皆釋放，也有系統地將好幾個世代的工人（人數達7000萬）拋在一旁。這些人絕大多數正值中年，他們在中國市場導向的新經濟里被邊緣化。

　　一場退休的“泥石流”

　　2010年1月，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在美國《外交政策》期刊發表了一篇令人吃驚的論文，針對中國的未來提出看法。福格爾預測：

　　“204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達到123萬億美元，或將近三倍于2000年全球的經濟產出。中國的人均收入將達到8.5萬美元，預估將是歐盟的兩倍以上，同時遠比印度與日本的人均收入高……中國特大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將是法國人平均收入的兩倍……中國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40%）將使美國相形見絀。”

　　這是個大膽的預測。中國經濟必須以每年18%的增長率，才能達到福格爾的估計數字，而這樣的增長率已遠遠高出它曾出現過的歷史高增長率。有關中國的主流預測，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看法較為接近。該基金會從全球投資銀行、金融服務公司、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搜集資料，來描繪中國未來的圖像。

　　卡內基基金會認為，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初左右與美國平起平坐，之后在2050年比美國高出兩成。福格爾對中國的預測，甚至比中國政府或銀行與投資基金提供的最樂觀估計還高，這些投資機構往往為了吸引人們投資而故意夸大中國的前景。福格爾的觀點因此成了許多經濟學家與其他中國及西方智庫人員的消遣題材，這些人密切注意中國老齡化人口的未來形貌，他們相信中國未來的發展有可能停滯甚至倒退。

　　但福格爾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卻是其他預測者所忽略的。福格爾看見中國如何將教育資源投入年輕人身上，好讓他們在越來越以科技掛帥的世界經濟里成為高技術工人。他也看見中國如何運用資源，創造了數十座銜接新工業基礎建設的大都市。

　　只要計算與中國人口相關的各項事實，得到的數字往往大得嚇人。中國有13億到16億人口（數字不確定），因此擁有龐大的老年人口并不意外。2009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有1.67億人，到了2050年，每三名中國人就有一人，也就是至少4.38億人超過60歲。

　　如果這些超過60歲的老人自己組成一個國家，則將成為世界第三大國，僅次于印度與中國本身。每個老年年齡層都將出現劇烈變化。2008年，中國65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不到7%，到了2050年將占中國人口的兩成。

　　與其他許多老齡化國家一樣，在老人數量增加的同時，中國的總人口也開始減少，轉折點預計將在2035年。不過從2000年到2035年這段時期，中國將再增兩億到三億的人口。而工作年齡人口（15歲到64歲）也將在21世紀中葉陡降。2008年，中國這一群體占總人口75%，但到了2050年，比例將減少到66%。

　　此外，中國人的壽命也會延長。目前他們的平均壽命約73歲，但較富裕的東部城市居民平均已能活到八十幾歲，與最長壽的日本和南歐相比毫不遜色。到了21世紀中葉，全國平均壽命應該也會接近80歲。這意味著有更多的老人需要照顧，而支持他們的工作者卻逐漸減少。這個轉變正在快速進行之中。

　　到了60歲，幾乎所有的中國勞動者都已從他們長期服務的公司或政府機構退休，以目前中國的年齡結構來看，顯然正面臨一場退休的泥石流。從2006年到2015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從一億人增加到兩億人。今日，每十名中國工作人口有兩名老年依賴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賴人口。

　　遷徙文化沖擊“最大家庭”

　　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中國的人口變化：

　　“1975年，每六名中國兒童對應一名老人。到了2035年，情況居然變成了每一名兒童對應兩名中國老人。從1995年到2005年這十年間，中國增加了1.07億工作年齡人口，但從2025年到2035年，估計工作年齡人口將只增加7900萬人。”

　　我們可以再用別的方式來觀察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到了2025年，中國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但65歲以上人口卻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

　　從一般的觀光或商務旅行很難看出中國正在老齡化。在光鮮亮麗的大城市里，無論街頭還是飯店，游客舉目所及盡是年輕人。工廠與辦公大樓似乎全擠滿了年輕工人與上班族，感覺好像是一出演給外人看的戲。當然這些年輕人不是在演戲，他們確實創造出與真實脫節的景象。表面上看來，中國有著無窮無盡的年輕勞動力，但它老齡化速度極快，再過不久，中國每年退休的人口將會超過投入勞動的人口。

　　雖然上海與北京等地老齡化十分快速，它們仍比不上中國的貧困地區，那些窮鄉僻壤里絕大多數能工作的年輕人，紛紛前往北京、上海與其他有更多機會的城市。到了2025年，中國許多貧困省份與城市，將比富足的省份與城市更加老齡化。

　　如位于中國東北的黑龍江省，擁有3600萬居民，其中1000萬人住在省會哈爾濱，自從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后，黑龍江省一直面臨人口外移減少的問題。

　　亞洲的老齡化現象始于日本，但亞洲別的地區很快就迎頭趕上，有一天日本可能反而會成為相對年輕的國家。到了2025年，黑龍江省居民的年齡中位數將超過51歲。而日本在2025年的年齡中位數將是50歲。黑龍江省經歷的年齡曲線的增長率，足足是日本的兩倍。

　　中國官方的日報每天緊盯著人口統計議題，有關人口方針的報道經常出現在最顯眼的版面上。這是例行公事，但從中可以看到中國老年人口的持續成長，以及政府如何管理這個世上人口最多的“家庭”。

　　不過，另一種人口新聞也常常出現在官方報紙的頭版頭條：中國流動人口的命運。在市場經濟時代，中國回到仰賴家庭提供支持的模式，由家人將積蓄全投入于供養年輕與年老的一代，從嬰兒到曾祖父母。市場經濟也讓中國處于流動的狀態，因而產生廣泛的遷徙與移居文化。2010年，至少有兩億人為了謀生而遠離故鄉與家人，這使得中國傳統的家庭結構面臨極大的考驗。

　　很難想象，一方面，中國的城市化仍處于初期階段，而另一方面，年輕移民使用地鐵的人數已是中國幾座最大地鐵中心設計運量的兩三倍，而新建好的地鐵站也很快就擠滿了人。然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預測顯示，政府預期城市化還會繼續從鄉野與農村地區吸取五億人口。

　　搶在“財富窗口”關閉之前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人口經歷了一段多產時期，與蘇聯一樣，生下十名子女的母親被頌揚成民族英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嬰兒潮，為中國增添了五億多人口。那時候家庭雖然龐大，力量卻比較小。隨后的“文革”則導致老人從過去被尊崇的對象，變為必須加以批判的對象。

　　改革開放之后，傳統家庭再次受到推崇，家庭也再度成為中國民眾生活的核心。中國仍然缺乏全面的、全國性的社會福利制度來支持鄉村與城市的老人，而家庭也必須花時間與金錢來扶養孩子和送他們上學。國家靠到外地工作的工人匯錢回家支持自己的家庭，從而間接支持自己的故鄉。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期，中國家庭的紐帶關系經常面對考驗，因此媒體上反復強調，希望子女與父母能忠實于傳統的家庭責任。在一個老齡化的社會里，數億老人要仰賴負擔越來越重的年輕人口，一旦外出工作的年輕人拋棄傳統家庭的義務，那些留在故鄉的年老家人將面臨遭到遺棄的危險。

　　中國政府投入所有心力，想在老齡化危機要關閉財富窗口前創造繁榮。中國發現自己承受著巨大壓力，因為它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國家轉變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國家的過程，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國快得多。

　　而且中國轉變的原因也不太一樣。比較富有的亞洲與西歐國家（如日本及西班牙），它們的低出生率與中國相當，但家庭規模的縮小并非出于政策決定，而是別的因素。如繁榮、公共衛生的進步、城市化，以及女性的教育與就業，這些全是促成轉變的關鍵。

　　其他高收入的亞洲國家不斷嘗試適應這種變遷，以免影響生活水平。以日本和韓國來說，它們的龐大基礎建設投資，集中在讓不斷萎縮的勞動力的生產水平獲得提升，方法是強化教育質量、向廠房引進更多自動化設備、提供各種項目讓女性與老人參與，并且發展商業策略——例如讓國內勞動力從事高薪工作，而將低價值工作外包給中國和越南之類低薪國家。

　　中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建造新城、造橋鋪路、開發新區、投資新產業。這一切都是為了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全力發展經濟的結果，使四億以上的人民擺脫最貧窮的處境，也創造出一批規模與美國或西歐相當的中產階層。

　　但這種發展模式還有一段漫長的道路要走。過去三十多年來，有2000萬到3000萬中國人首次參與勞動。往后二十年，每年大約會有250萬人（絕大多數是年輕人）投入職場，政府必須為這些人找到就業崗位，不僅是為了目前的穩定，也是為了支持國家的未來。如果國家發展的速度夠快，那么許多挑戰將比較容易克服；如果經濟遭到挫折，那么家庭將必須協助吸收更多的沖擊。

　　到目前為止，面對中國高速發展的過程帶來的壓力，中國家庭在情感與義務的驅使下，確實表現出令人吃驚的彈性與適應能力。

　　每當大型政治會議結束后，政府總會揭開未來的施政目標，這些目標充分說明，急速老齡化是中國面對的一項重大挑戰：中國是否會在富起來之前就步入老齡化？中國過去幾代人一直被馬爾薩斯人口災難的幽靈糾纏著，當時中國的執政者擔心，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會導致生態災難，進而讓中國無法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更不用說富足繁榮。

　　然而，當初憂心下采取的做法，卻造成如今這個令人意外的難題。

　　少生四億人 一把雙刃劍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整體而言，這項政策非常成功地減少了兒童人口，使家庭與國家省下撫養的費用。1963年，中國每千人生育43名嬰兒；1982年，這個數字降到22名；2003年，降至12名。平均而言，這40年間，每位中國母親生育子女的數量從6名減少到1.4到1.9名。中國政府估計，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頭30年，中國避免了增加四億人口，這個數字是現在美國與墨西哥人口的總和。

　　2010年，中國幾家政策機構，包括聲譽卓著的上海社會科學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不約而同地建議應對生育禁令進行修正，要求在某些地區放寬限制，例如上海，上海的出生率實際上已遠低于“一胎化”的要求。他們擔心中國勞動力減少太快，而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將達到一個階段，屆時老年人數量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脹，人口結構將會失衡，造成不穩定或難以反轉的局面。

　　獨生子女政策也可以精確地稱為“四二一”家庭政策。在嚴格遵守政策的前提下，獨生子女小時候會有兩個父母與四個祖父母（外祖父母）來照顧他們。人們普遍的認知是，目前這個世代的中國孩子被親人們給寵壞了。老一輩的評論家抱怨，這些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小皇帝”要什么有什么。

　　2004年，一群瑞典與中國的流行病學家調查北京5600多名6歲以下兒童的BMI值（身體質量指數，又簡稱體重），這個年齡層的孩子十名有九名是獨生子女，而且絕大多數由祖父母帶大。專家發現，當祖父母負責煮飯給孫子女吃時，這些孩子通常會出現不健康的肥胖狀態。理由之一是，祖父母們在年輕時忍饑挨餓，于是準備了大量的高糖、高脂肪食物給孩子。一位祖母對研究人員說：“我把娃兒養得白白胖胖，他的爸媽不能說我沒盡力照顧。”

　　往后，當獨生子女工作時，他/她會得到四名祖父母與兩名父母的支持。由六名成人照顧一個孩子，幾乎沒什么負擔，但反過來，當一名成年子女要支持六名老人時，可能會讓他/她喘不過氣。而在中國，法律要求子女必須贍養父母。

　　《上海日報》曾評論說，“雖然孝敬父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但這項傳統日趨式微，越來越多人與父母分隔兩地，他們忙到沒有辦法定期去探望父母。”

　　而在蓬勃發展的大連，一對老夫婦想出了解決問題的新招。當地報紙報道，有一對六十幾歲、家境小康的林姓夫婦，每個月可領到4000元人民幣的退休金。孩子們不來看他們，讓他們覺得很孤單，這對夫婦于是跟兩個兒子與一個女兒締約，如果一個月至少能來看他們兩次，可以拿到人民幣1000元；如果能帶孫子來，還有額外的獎金。

　　樓市狂飆“拯救”老齡化

　　當然，正是這樣的“金字塔”構成中國經濟奇跡的基礎。因為父母撫養的子女數較少，所以能更充分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當年輕人只打算生一或兩個孩子時，他們就不需要急著生育。他們可以年輕時開始持續地工作，可以遷徙到中國各地，可以晚婚，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一到兩個）交給父母照顧，這些祖父母通常還夠年輕，有能力擔起照看孫子女的責任。

　　結果，中國工作年齡人口的就業率是全亞洲國家最高的。在繁榮時期，中國的工作年齡婦女（擁有世界最高的勞動參與率）會跟男人一樣去找份工作。中國的就業統計顯示，婦女已經接近充分就業，盡管數據可能有所偏差。

　　中國新一代的年輕工人階級往往只領到極少的薪資，但身陷這種廉價處境的并非只有他們。從過去到現在，這些工人的雇主，以及購買他們所生產商品的全球消費者都很清楚，中國數億名不領取報酬的祖父母的勞動為他們帶來的好處。從過去到現在，這些祖父母持續為中國新雇用的勞動人口（同時還包括更漂泊不定的未被雇用的廣大群眾）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務。

　　為了改善家中的經濟狀況，很多中國人全家必須組織起來，年輕人到外地工作，老人則留在故鄉照顧家里。這種強迫性的人口變遷，使中國經濟獲得極大的成功，但現在也變成中國最大的挑戰。1.5億中國人（等于全美勞動力的總和）構成了第一代工人，他們追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背井離鄉，而這批人2015年前后陸續退休。到了那個時候，1980年時20歲的女性，也將滿55歲的退休年齡了。

　　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就形成了一種社會結構，使中國老人在新經濟體制內成為無法受雇的一群。但是，這些老人在家中卻可以被當作免費的服務者。

　　現代化的北京近來的一項奇跡，就是典型家庭生活空間的擴大。1980年之后，就中國整體而言，每人平均生活空間擴大了三倍之多。對于一些發展特別快速的城市新貴來說，他們增添的空間更是廣大。只要朝窗外看看北京的天際線，便能了解是怎么回事。

　　北京2008年的人口是1700萬，為1949年時的四倍，但它的面積與高度也多了四倍。垂直上升與水平蔓延使原本數代同居一室的家庭，現在可以住在多房的公寓里，每個人都能擁有自己的房間。

　　這波房地產狂飆熱潮，使許多老人（雖然數量很多，但就整個中國來講仍屬少數人）得到史無前例讓自己財富連翻數倍的機會。即使未來房地產市場退燒，房地產的價格也不可能回到原點，那些早期進入房市的投機者依然有利可圖（除非他們過度使用資金杠桿）。

　　日本與韓國狂飆的樓市也創造出一批投資房市的老年人口，他們剛好趕上這波熱潮；相較之下，年輕一輩則因未能進入市場而充滿挫折、憤憤不平。這預示著中國年輕的一代很可能晚婚，而且更有可能與父母同住，如同日本與美國城市的年輕人一樣。

　　中國絕大多數家庭還未達到這個階段，房市中捷足先登的年老勝利者，已為自己的子女購買房產。但在日韓上演過的故事情景，某一天幾乎一定會到來，可能再次劇烈改變那些因房地產繁榮而獲利的中國家庭的生活。

　　作者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資深新聞工作者，現為芝加哥大學紐鮑爾學會研究員。譯者黃煜文，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現為專職譯者，有譯作《耶路撒冷三千年》等。本文節選自菲什曼所著《當世界又老又窮：全球老齡化大沖擊》（三聯書店2018年4月中文版），文字略有改動，轉載已獲授權。

責任編輯：張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