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建平

　　來源：拾貝投資 

　　導讀：

　　你是你經歷的總和；

　　你的組合是你經歷的映射；

　　過去的一小會兒，我們經歷太多，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視角來梳理我們如此密集的經歷；

　　擺脫經歷的束縛唯有更多更廣的經歷，開放的心態。

　　正文：

　　2019年過去了，我們會說2019年是不尋常的一年，可能我們每年都這么說，其實也很合理，因為現在單位時間內發生的事情太多，現在的一年頂過去很多年，因此，我們現在過的每一天按照歷史的標準都是遠超一天的濃縮，多年不遇的事情就變成了經常發生的事情，這對我們的認知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從感知現象到認知并不同步。

　　過去的一年有很多的角度值得回味，外部環境的起伏不定，世界各地的不安定，在部分產業外移的同時我們很多產業也有了一些可喜的新拓展，我們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又多了一個科創板，我們的祖國度過了70周年華誕，《我和我的祖國》在中華大地到處哼唱；個人體會最為深刻的還是，今年的各種因緣際會，讓中國人重新審視中國，也讓外國人重新審視了中國，很多人心目中的中國都得到了更新。個人體會，是更加美好，部分來源于完美的幻滅，更趨現實。

　　2019年是機構投資者歷史上少見的大年，公募基金的收益中位數可能是過去十多年最好的一兩年之一，并且獲得了明顯的超額回報。回想2018年底時的市場共識，再次說明了短期市場的不可琢磨；去年擔憂經濟壓力實際上經濟韌性很好，擔憂了幾年的地產甚至是今年唯一的亮點，外部環境出現了很多波折，但是市場的適應能力很強，同時也沒有出現最差的情景，并加速了國內科技產業鏈的進步，各國的央行也非常給力；上市公司的業績承壓，不過以滬深300為代表的主流公司的業績增速非常穩定地保持在11%+，同時外資流入中國資本市場的資金第一次超過了實業投資，這些都促成了今年的好年景。

　　在2019年我們學到了什么？各種事件的碰撞交匯，最大的一個感觸是認知的限制和開放系統的重要性，今年以來很多人對于很多問題的看法都有了很大的轉變，這些轉變很多是在開放心態下比較的一個結果，同時也審視了過往很多大家奉為圭臬的事情，和這些事情成立的背景條件。

　　就投資而言，長期投資超額回報的來源大致上可以分為信息優勢和跨期投資的能力，信息優勢長期來看是認知的優勢，認知的優勢來自信息的獲得和認知解讀，信息獲得整體上是越來越平權，差異主要來自認知和解讀；跨期投資可以讓你有更多的選擇，獲得損失流動性帶來的回報，很多時候長期的看法更容易過濾掉一些噪音，基本的規律更容易發揮作用，增加勝算，在長期向上的世界里更容易獲得收益，跨期投資是一種資源、能力，更是一種認知上的選擇。

　　投資收益超額部分根本上是來自認知的套利。過去一年多發生了很多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認知的場景和問題，做個階段性的記錄，以備繼續思索。

　　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有一顆花崗巖一般頑固不化的腦袋，這是進化的結果，因為我們從中得到了好處，不過現在遇到一點變化。

　　圖1：宇宙日歷

　　人類是演化而來的，宇宙并非為人類利益設計，站在人類立場上是進化而來，我們很多與生俱來的能力和反應是進化過程中適應的結果，是一種經驗的總結，目的就是為了生存繁衍。在現在科學界比較共識的認識下，在宇宙日歷中，如果將從大爆炸到現在作為一年來看的話，類人猿的出現已經是12月31日下午8點，走出非洲已經是晚上11點56分，我們所熟悉的古文明是最近30秒內發生的事情，9秒前華夏文明出現，6秒左右佛陀，4秒多的時候耶穌誕生，然后是默罕默德，1秒鐘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0.2秒前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化的目的是活下來，我們為了活下來，就需要快速決策，從而形成了很多條件反射一樣的決策系統，大概就是卡尼曼說的快思考，既然是這么長期積累的，那么這么長時間久經考驗沉淀下來的快速反應會有多頑固也很好理解。

　　圖2：文明進程

　　數據來源：網絡文章《我們生逢其時》

　　這是我們有記載的文明歷程，也就是千年的時間維度，如果從類人猿開始計算，也就相當于是半分鐘對應4小時的尺度，更不用說追溯到更遠，從這個尺度上說，人類都有一顆花崗巖的腦袋，都是頑固不化的；就時間-產出來看，過去的兩百年非常的不協調，按照現在世俗標準的產出，相對于過去兩百年，以前的產出總和可能都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如果從信息量的角度來度量，現在每兩年互聯網上產生的數據會翻一番，現在90%以上的數據都是最近幾年產生的；所以矛盾出現了，我們適應緩慢演化的花崗巖腦袋面對現在豐富多彩快速變化的萬千世界會有不平衡的感覺，類似內耳的前庭，小腦，和視覺無法協調一樣，產生了頭暈。從信息和能量密度角度度量，我們可能已經到了20200年，可我們的生理條件仍只緩慢進化到2020年，這是無數年之變。

　　過去一年，很多國家因為地鐵漲價、燃料漲價、社交軟件增加新稅等看似很小的事件引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比如智利因為地鐵漲價最后取消了APEC領導人會議，韓國電影《寄生蟲》獲得金棕櫚獎，討論的背景是韓國巨大的貧富差距，還有法國的大罷工背后民粹主義和街頭抗議，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官方頒獎詞是“表彰其在全球扶貧問題上使用的實驗型方法”，不是某種高深的理論，是扶貧和實驗型方法，所有這些都指向貧富差距帶來的焦慮；美國將近200家最大公司的CEO圓桌會議改變了過去30年股東至上的經營原則，在崇尚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民主黨候選人伊麗莎白·沃倫的競選綱領收到很大的回應，她不算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至少體現了很多有為政府對市場失效的彌補，她主張對私有部門進行強監管，她相信“市場失敗”下需要政府主導的強監管來改變。

　　這些監管變化的主張是廣泛和深刻的：員工（工會）要在董事會里占40%的席位；私有的健康險行業將被廢除；PE行業將廢除有限責任制，合伙人需要承擔無限責任風險；一半市值的公司會被分拆；對每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人征收15%社會安全稅；對財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人征收2%的財產稅，公司利潤所得稅要提高7%。她不是政治素人，她是馬薩諸塞民主黨聯邦議員，哈佛法學院教授，2010年9月受命奧巴馬籌建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她的綱領不是心血來潮。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羅德里克說，經濟學家過去憂慮在市場激勵或者財政平衡方面奉行平均主義政策會產生不利影響，現在他們擔心的是財富過于不均衡會助長壟斷行為并破壞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經濟學家的建議是涵蓋生產前、生產中和生產后的干預，生產前干預包括影響個人進入市場時所具備能力的教育、衛生和金融政策；生產后包括稅收、轉移支付等重新分配手段；生產中包括最低工資、勞動關系規章、有利于就業的創新政策、地方性政策和其他類型的產業政策以及反壟斷執法；生產中的干預他認為是一些最具開創性的想法，有些已經經過檢驗。一種越來越大的共識是在政策領域進行的一些嘗試是可取的和必要的。弗雷德曼如果看到現在的情況和經濟學家的思潮不知做如何感想。

　　如果我們不能在更加廣闊的視野里看變化，依然以贏者的姿態，以守的心態處變，我們可能就錯過了，現在時勢變了。過去幾百年人類快速發展的兩個基石現在已經有所動搖，資本主義和人本主義的沖突，焦點就是貧富差距，這是幾百年之變。

　　英國脫歐的意外、特朗普當選的意外，各地因為一些看似小事開始不斷演繹出大的混亂，是什么阻礙了我們的視野、思維？認知范式、立場、利益，缺乏妥協的意識和空間等等，我用一些并不連續的片段來記錄一下這些瑣碎的思緒。

　　語言、概念、分類等提高了認知效率也限制了我們的視角，語言、想象對于人類能活到今天的重要性勿用多言，語言工具不同，思維方式也會不同，你選擇了什么樣的概念體系，你就有什么樣的觀點，我們經常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概念、觀念的俘虜。類似文明的沖突，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讓很多作者順利拿到博士終身教授，也方便大家貼標簽快思考，同時也販賣了焦慮，拉了仇恨，限制了別的視角和思路；概念的形成容易忽視對比研究中的前提和限制條件，正如那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三只猴子，如果任何一只猴子去抓香蕉，另外兩個會被電擊，這兩只猴子就會阻止另外一只猴子去抓，平衡態就是都不抓香蕉，然后換一只猴子，新猴子不知道，還會抓香蕉，但是被另外兩只教訓以后，也趨于平衡態，雖然他不一定知道為啥，再后面逐步地把所有猴子換了，但是不抓香蕉這個傳統已經形成，即便是現在再去抓香蕉已經沒有電擊了，但是他們已經不知道當時為啥形成這個傳統了。現在的情景和歷史上的任何一次相比，終極武器的威懾力、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程度、從未如此千絲萬縷密切聯系的相互間經濟利益關系，還有在現在的信息條件下，所有人對于美好生活的迷戀和向往從未如此強烈，這些不決定沖突“有沒有”，但是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烈度和方式。

　　金本位和比特幣，有很多人很迷戀黃燦燦的金子，歷史上因為稀缺、不易損等原因充當了貨幣的角色，黃金天然是貨幣，說久了，就有人說貨幣天然是黃金，在生產力發展較為緩慢的工業革命以前，產出不易的黃金是恰當的貨幣，但是工業革命以后，生產的增速遠遠超過了黃金的產出，通貨緊縮是必然的結果。遺憾的是，人們依然迷戀黃金迷戀金本位，中央銀行和法幣+天才的凱恩斯學說拯救了世界，一直演化到現在的浮動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利率的可調節，毫無疑問這一套制度遠勝金本位。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念念不忘復辟金本位，渲染金本位的好處，在2008年的危機之后，出于對幣值不穩定的焦慮，有人設計出了比特幣，背后其實還是金本位在作祟，且不說中央銀行不是傻子，會放棄發幣的權利，比特幣就是一枚80年代的集郵愛好者心目中的郵票而已，敝帚自珍可以，當做貨幣會是災難。還有去中心化的討論，除了為去中心化而去中心化，去中心化想要的目的基本上都存疑，大多數時候中心化依然是效率最高的處理方式，好比貨幣出現之前的物物交換，看似直接，但是效率遠不及先都換成貨幣，雖然看起來交換次數多了；也類似過馬路，沒有紅綠燈大家一起過馬路還不如有紅綠燈過馬路，看起來紅綠燈多了此一舉；更不用說能源的節約這些技術問題。另外既然你可以相信上鏈的環節，為啥不能多相信幾個環節。

　　對于人口的認識也類似，農業社會遺留的思維，人地矛盾一直是個死循環，對于人類的思維有重大的影響，孰不知，后來土地已經不再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但由于記憶太深刻，依然把人口當做負擔，而不是當做最主要的資產，多多益善。以現在的生產力水平再說自然條件養不活就是笑話了，人口變化才是灰犀牛，看得見，改不了，或者說是很難改的慢變量。過去幾年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個非主流經濟學家，攜程創始人梁建章，他對人口問題的研究把我們大眾引入另外一個極為重要的話題，真正的灰犀牛；長期來看，如果沒有人類了，地球再怎么湛藍美麗與人類何干。

　　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是近幾十年經濟學者最熱衷的話題，大量的學者因此拿到了博士、教授和講課費，不過他們說的好像和20年前說的沒啥變化，在基礎理論上似乎也沒有超越委托代理、合約理論等，不過每次都能增加大家的焦慮，可能過去20年確實進步可以更大，所以大家仍然大聲疾呼，也可能是他們沒有看見變化。科斯定理認為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不管權利如何進行初始配置，當事人之間的談判都會導致資源配置的帕雷托最優；在交易費用不為零的情況下，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不同的權利界定和分配，會帶來不同效益的資源配置，所以產權制度的設置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產權制度當然重要，研究和推動最優的產權制度很有價值，不過優化資源配置的另外一個方向是減少交易成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執行成本等。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大家對信息搜索成本下降感受良多，其他交易成本在過去一段時間隨著技術進步和政府的放管服改革也已經下降良多，現在去政府窗口辦事的效率和5年前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可能低估了政府行政能力及其在稍長時間內的進步，一個視角是中國用了GDP占比5-6%的醫療費用，美國用了18%的GDP，但是一個出生在華盛頓的小孩的期望壽命還是低于一個出生在北京霧霾天的中國小孩。

　　以醫改為例，2015年藥監局722臨床數據核查，有90%的申請藥企主動撤回了，隨后幾年展開高標準的一致性評價為后面的醫保局集采創造了基礎，并極大優化了創新藥的審批制度，今年中國已經陸續有創新藥獲得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認可；2015年以前我們都在大量購買無效或者低效無害高營銷費用的中藥注射劑一類的藥品，2018年公立醫院的收入增長10%左右，藥品收入增長只有2%左右，同時藥品內部結構發生了乾坤大挪移，創新藥、治病的藥獲得了高速增長，低效無害的大幅下降。過去幾年新農合、異地報銷、互聯網掛號等極大便捷了普通老百姓看病，自費比例大幅下降，有很多自費比例不到10%，短短幾年時間，醫療市場已經滄海桑田，這可能是普通百姓幸福感和很多學者錯位的一個角度（2009年以后中國的基尼系數下降了將近三個點，到2015年后基本保持穩定略有輕微上升）。

　　立場就是觀點，而立場從歷史來看是不存在永恒的。亞當斯密到大蕭條之前，自利行為下的完美市場是主流的語境，也解釋了主要的經濟現象，但是大蕭條中高達20%以上的失業率，對此提出了現實挑戰；凱恩斯的有限理性下的政府干預學說應運而生，并在后來成為主流思想，直到這一思想遇到了現實挑戰，滯漲多年以后的80年代，自由主義來了一次均值回歸，繁榮了一段時間，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另外一條線是二戰以后，全球化開始加速，馬歇爾計劃、中國入世，極大加速了全球化，國與國之間差距是小了，國內的差距拉大了，逆全球化的聲音多起來了，大家又陷入了深思，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學說。現在的困境，自由、民主、平等的三條邊越來越合不攏，經濟全球化、國家主權與民主三者不可能同時成立；從收入分配的視角，在全球化、窮國富國差距、不出現移民潮三者之間，最多只能取兩個，和經濟學上的蒙代爾不可能三角一樣。紛爭背后的這些概念都很好，大家各執一條邊，自由、民主、平等、全球化、主權、消除貧富差距、消除難民，都是很好的一邊，但是很難合攏，我們需要一個大的學說，一個級別很大的學說，來容納多立場。

　　如果你是亞當斯密完美市場的信徒，如果有人過得不好，你會覺得這是他自己不努力的結果；如果你是別的學說的信徒，你可能就不會這么認為，比如阿特金森和皮凱蒂就不這么認為，不平等開始就已經注定，這是預設的，所以需要被管理，比如在日本你可以看到很多雜貨鋪，對于大型超市或者其他購物形態的限制，對于夫妻老婆店的福祉至關重要，而這是可以選擇的。現在有研究表明，貧窮或者富有，80%取決于你是哪個國家的人，取決于你的父母能夠給你創造的條件，自己能夠努力的只有20%，那心靈雞湯、努力還有什么意思，所謂的普世價值是不是就有點虛偽。如果我們還揪住原教旨主義的自由市場理論，那一定是我們自己的利益在作祟，過去這么多年其實林教授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理論解釋中國經濟是最吻合的，可惜并不流行，市場更喜歡極端的，過癮，但其實并不真實。

　　美國大公司的圓桌會議將股東至上改變為利益相關者，是對當下全世界最大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過大并且不可逆的一個回應，這是過去將近30年以來的一個明顯轉變；聯儲都把自己的政策和幫助后進者聯系起來，認為維持繁榮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幫助，這也是罕見的，是不是有點穿越，感覺有點類似我們央行經常被詬病的多目標；股東利益最大化，在弗雷德曼們的鼓動下成為商業的準則已經很多年，現在從一個極端開始反思；我們的做法是“既要又要還要”，我們經常變，他們在一個方向上走的遠一點，然后回來找另外一個目標，也很難說哪個更加高明。

　　《三體》的開頭，是地球上的一個小人物厭倦了這個星球，一個很普通的小人物，泄密給外星人，最后導致外星人發現并入侵，最后帶來毀滅，在一個復雜網絡中，一個局部事物的潛在能量和他本身的大小沒有關系，比如智利的地鐵漲價，最后導致如此混亂。面對現在的貧富差距，不管從自然秩序還是從功利的角度出發，宏觀上我們的扶貧攻堅戰都是適逢其時，和諧，從未如此重要；過于拘泥糾結于微觀扶貧措施的不完美已經沒啥意義。贏者如果依然沉浸于自己的語境中，可能已經落伍了。伊麗莎白·沃倫和楊安澤的綱領為什么這么多人有共鳴，這就是時代回響。不平衡是這個時代的主要矛盾之一，扶貧，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上另外一部分人才算和諧。

　　斯坦利．L．布魯和蘭迪．R．格蘭特合著的《經濟思想史》已經出到第8版，是很受歡迎的大學經濟思想史教材，在介紹每一個重要的經濟思想學派的時候，都會考慮五個主要的問題：學派產生的歷史背景，主要信條，這個學派對誰有利或者為誰謀利，這個學派在當時是如何有效、有用或者正確，這個學派的那些信條有長遠貢獻；第三點非常有意思，這個學派對誰有利，有很多時候我們在討論的時候青筋暴露、義憤填膺，但都在極力掩蓋各自理由的利益因素，如果沒有后者，其實大多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

　　遍地的極端使得我們重新認識中庸的價值，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是周而往復，綿綿不絕，這樣就會有耐心，忍耐力，也比較不會走極端，因為總會回來，等著，總有一天。從《周易》開始就有這個傳統，至今仍是我們思維的重要一部分，天然有一種動態的角度，動態的視角就容易退一步，有得妥協。我們可能沒能做到充分地表達和耐心地傾聽，我們比較含蓄，不怎么充分的表達，也不算特別耐心地傾聽，但承認現實的矛盾，在不斷變化的框架下慢慢理解，避免了極端以后的不可往復，保持了找到共識的更多可能。

　　碎片化的年代，知識的碎片化，溝通只好借助簡單化的敘述，為了加深印象或者理解，有意誤導，夸大、扭曲，甚至激起你的恐懼或者仇恨都是常見的，我們周而復始下的中庸在碎片化的年代，有了另外的價值。中庸更容易創造妥協，妥協的空間是無比珍貴的，就和投資一樣，如果沒有杠桿，不需被強制平倉，你還可以繼續持有，只要方向沒錯，造成永久性損失的概率就低，你可以繼續持有就是妥協的空間。阿根廷的貝隆黨又回來了，在左右的更替中，越來越向著政治光譜的兩端走，才能上臺，但是更加難以解決問題，陷入簡單的輪回，中庸的價值，使得偏向任何一方，都不會失去回歸的動力和機會，“差不多就行了”在某種語境下也不完全是最糟糕的，不偏不倚，盡量客觀，是為中庸。既要又要還要，也可以看作是一種中庸，德智體美勞都要，但不是齊頭并進，先“德”或者“美”發展了，后面再補別的課，可能最后不一定全面發展了，但也不會太偏科。

　　極端 ，或者追求極致在西方是有傳統的，可能與可以追溯到發端于沙漠地區的一元神論有關，十字軍東征、拉法耶特、托馬斯·潘恩，還有國際主義戰士和友人白求恩，哥倫布的發現和征服之旅，都很極致；中國人留下的是綿綿不絕的5000年，有過周對商的征討，也有過元和清，但是我們融化了，都變成綿綿不絕的一部分，我們也有過鄭和下西洋，但是不是征服，而是親善。我們少白求恩，更不會有十字軍東征，我們似乎沒有太多侵略性。

　　很難說哪一種好或者壞，極端，在科學探索上可能是極致，是有利的，但是在人際交往中可能是災難，極端的一端是簡單的循環，你同意的我就反對，和百年孤獨里的循環一樣。開放很重要，開放是消除極端走出簡單循環的良藥，我們以前也曾經在封閉系統中簡單更替循環了幾千年，開放系統以后，吸收外來能量，就和生物吸收了太陽能一樣才能瘋狂生長。不同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可能也不必要求只有白求恩而沒有十字軍東征。

　　“文化語境和歷史語境的不同，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中國的巨大變化，而只看到了它的不足與缺陷。的確，這個中國故事除了經濟上的成功，迄今依舊沒有找到讓人激動的敘述。”這段話引自港大的一個教授，這是很多很多人的共識，不過很難說是因為沒有激動人心的故事還是因為沒有激動人心的敘述。李子柒的中國相較于大紅燈籠高高掛的中國、積弱已久而暴發的中國的刻板印象，就是更加現實的中國，從容、曠達，是更好敘述的中國。

　　就和企業戰略更多的是事后總結一樣，歷史很多也是，并給予一致性和預見性的預設。“每個英國小孩都曾經在學校里學到，大憲章是英國自由的基礎，但是從麥基奇尼在1914年的論文發表以后，每個大學上過英國歷史課的學生都知道，1215年約翰王被貴族勒索而簽署的文件，并沒有宣示議會有至上的權力，以及每個英國自由民的權利平等，這種好聽的說法都是后來加上去的”，霍布斯鮑姆說歷史學家研究的進步，會降低國家的認同感，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話，歷史就是需要時代倒錯，闕漏，以及斷章取義，更極端的還需要點杜撰。

　　德國從一堆小國中形成統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識，也是格林兄弟的童話，和瓦格納們的詮釋起了很大作用，這些童話、神話、歌劇打扮了歷史的模樣。

　　按照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徐棄郁的說法，全世界流傳的標準版本，關于美國獨立戰爭的起因，什么印花稅、波士頓傾茶事件、萊克星頓的槍聲，都是神話一樣的詮釋，后面還有一個無比有感召力的口號，沒有代表，不納稅；真實的情況是，北美13州殖民地每年交給英國的稅收是1400英鎊，同期英國國內稅收是200多萬英鎊，稅是象征性的。英國當時確實一共加征了六項稅，但不到兩年就取消了其中的五項 ，剩下的一項茶葉稅完全是象征性的，就是表示一下英國議會有權對殖民地征稅。獨立戰爭的真正原因是英國在政治控制和經濟控制上的不匹配，前者殖民地非常自由，但經濟上有嚴格的管控，哪些生意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英國政府和議會說了算。萊克星頓的槍聲中，正規軍來了改成英國人來了，還有那副著名的油畫描繪的1770年的波士頓大屠殺，實際是英國軍人的自衛，辯護律師是反英的、后來成為美國第二任總統的約翰·亞當斯，最后是英國士兵無罪釋放。偉大的林肯解放黑奴，也只是拯救聯邦統一的一個副產品，美國內戰的原因更多的是南北雙方對于關稅高低的利益之爭和州權的紛爭，“我在這場戰爭中的最高目標是拯救聯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毀奴隸制度”，摧毀奴隸制度是維護統一的措施。一種族群，需要一個傳說，需要一些排他性的故事，編撰一些完美的故事是必須的。

　　遺憾的現實是，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只看到中小學教材，不是歷史系的學生。我們大家都是需要一致性的，要不沒法過日子，康拉德說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才能尋找到人生真正的信念。人類就是喜歡簡潔一致的中小學教材和操作手冊，這真是令人不快的現實。

　　昆德拉說小說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我以前認為這是小說家的自我抬舉，后來我發現歷史和神話和小說其實差不多，大多數時候都是基于當時的需要來詮釋的，在大同的遼塑，大都是帶胡子和帶耳環的，確實是人創造了神。區別是歷史大多數時候是勝利者寫的，小說很多時候是由一些不是勝利者的人寫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更好地敘述，只是感覺我們的故事值得敘述，有得敘述。同時我覺得別人的故事也很好，但是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故事。美國的事業是企業，這很好，中國從《鹽鐵論》開始，政府發展經濟就是其職責的一部分，帶領大家過上好日子，是其不言自喻的使命和職責。中國古代最好的經濟著作《管子》中給我們提供了供需、市場以外的“輕重”的視角，我們既要激勵大家發展生產，又要提攜后進、大家一起分享發展，還要保持可持續發展，這就是不同時候不同的“輕重”，這也很好。

　　民主是結果還是原因，在美國人看來是原因，在很多別的國家的人看來是結果，或者是個過程，五月花號1620年來到美國的時候，他們是帶著英國人對于民主的理解，并且天高皇帝遠的環境，所有人都是“均質”平等的；但是他們忘記了英國人民主概念的確立花了很長的時間，也是和英國國王不斷反復的過程中理論和實踐的結果，即便是大憲章1215年開始到光榮革命1688年都是四五百年的時間跨度。勝利者的傲慢和偏見是隨地可見的，不過對于不許有別的故事的態度，我只能理解為，推動歷史的確實不只是貪婪，很多時候是嫉妒；好的嫉妒可以變成好勝心，提升自己，不好的嫉妒想要貶低別人。善用自己的嫉妒，否則會蒙蔽你的眼睛，全球的角度，單極的世界的歷史可能也就是幾十年，現在是走向多極的過程中。

　　按照他們的經驗，我們的故事確實不太好理解，不過勝利者通常會把經驗當做標準，那就不太好聊了，錯誤的認識還是不好的動機就不好說了。我們大多數時候在大多數領域的認知其實都是永久性的停留在了小學水平，就不再進步，并且我們非常自信小學課本里學到的東西，還有你認為成功的經驗。

　　人類的出處現在比較公認的可以追溯到非洲的某個地方，飄散到全球以后，各地環境造就了現在的不同族群、膚色、人文，差異很大，人類趨炎附勢的本能會在現在領先的文化面前不能自已，領先者也有自然的優越感，而實際上可能并不存在同一的道路，要不我們來自非洲可能現在都還是差不多，實際上差異很大，地理、環境、習俗文化等已經重塑了我們。比如我們以《流浪地球》為例，在地球出現危機以后為啥不是逃離地球，而是帶著地球一起跑；還有美國大片都聚焦超級英雄，為什么這個片子沒有：不是一兩臺發動機壞了，一個超級英雄去救援，而是5000臺發動機壞了，5000個救援隊去救援？家國情懷和集體主義的文化和精神內核在我們已經習慣了美式的個人英雄主義很久以后被喚醒，很中國，票房將近50億，從結果來看引起了大家的共鳴。以后會不會趨同不知道，但是現在的底色不一樣是現實的。不一樣的起點，那就可以探索不一樣的路徑。

　　角度不同、立場不同，結論自不相同，精準營銷也算是一例。作為股東我喜歡精準營銷，作為一個普通人我不喜歡，精準營銷會人為設定自然法則，減少多樣性，減少可能性，越精準的營銷通常越以更多隱私的利用為前提，人的行為會被計劃，減少偶然性，而偶然性是這個世界進步的動力，某種維度上可能是惟一的動力。作為股東我喜歡壟斷，但是作為普通人我不喜歡被支配的市場地位，即便是他為我們提供了性價比更高的產品和服務，因為他減少了潛在的選擇；作為股東我喜歡贏家通吃，但是作為普通人，我討厭贏家通吃，贏家通吃的背后是“審美標準”的單調，從演化的角度隱含著風險，多樣性是應對不確定性最好的良方。精準營銷會改變信息不對稱下天然形成的互助模式，廠家拿走大部分消費者剩余以后，留下的空白如果沒有其他機制補上，淘汰的機制可能過于簡單，可能會迅速減少多樣性。

　　如果沒有隱私，你設想一下大家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背后都有一雙眼睛在盯著你，這樣所有的行為都會三思而后行，理性會大行其道，非理性就會成為非常稀有的東西，非理性是動物精神的基礎，這樣對整個社會可能是巨大的損失。

　　被精準營銷，會增加個體的無用感，增加自己的渺小感，減少自己的“志”。有一個故事中提到，應該是孔子的徒孫一輩的人，其父已經盲了，每次吃完飯以后都會問老人家剩下的送給誰家，老人家自己決策以后覺得自己很有存在感，后來其孫負責照顧，都跟他說，沒有剩下的了，老人從此郁郁寡歡，書上說“使其有志”才算孝，后面的做法就算不上是孝了，大意如此；被精準營銷，會“使其無志”，也會部分“使其無知”。想起微信的開啟好像是一個人站在地球上看太空，襯托出人自身的高大，科技向善，不只是口號，不是一種策略，更是一種選擇。

　　如何來看我們自己的故事：過去40年我們整體上較好地保護了動物精神，在一個大方向上跑。在東京地鐵上，非常安靜，安靜的甚至有點不習慣，有個說法“好山水好無聊，好臟好亂好熱鬧”，以前很向往前者，不過現在我對于好熱鬧有了另外的感受。日本有一本很出名的書《低欲望社會》，在經濟上大概就是低需求，這對于發展經濟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人類缺乏欲望是個問題，很多人會認為日本就是很多國家未來不錯的結局了，這其實也是缺乏追求和欲望的一種說法。對于如何解釋日本現在的情況，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故事，有陰謀論說的，可以從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開始說，不過無法解釋同時也參與協議并且貨幣也大幅升值的德國的不同境遇，德國似乎沒有失去很多時間；那么是日本國內政策失當么？可能是，國內的刺激政策使得當時的泡沫太大了么，市場整體市盈率曾經高達70倍，也可能是當時就已經開始的不太好的人口結構。

　　有日本同行路演的時候提供了另外一個視角，他提到日本長期的經濟低迷使得國民的心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于少子化有很大的推動，悲觀的情緒籠罩，動物精神不足，并且出現了鎖定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說，可能啟示我們，對動物精神的保護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目標，對于企業而言是企業家精神，對于個體而言是通過勞動追求幸福的動力；從日本回來后看見奔跑的外賣小哥是那么的美好。美國產業空心化以后，產業工人較長時間的無所事事，長期來看不但是技能的衰退，更是意志的凋零，對于日本也是。如果你在一個長期不增長的經濟體中，晉升的機會、收入增長的預期都會很弱；現在就已經是最好的了，那你還有什么奔頭，對于創新和生育等長期變量的影響會逐步顯現，最后很難逆轉。現在日本政府已經出臺很多促進生育的措施，但是收效幾何有待觀察，就和做生意一樣，一個品牌一旦占據了消費者的心智，后來的挑戰者可能需要花10倍以上的成本才能扭轉。所以保增長的意義不僅僅是某個數而已，從這個角度看泡沫，如果一個經濟體很長時間都弄不起任何一個泡沫，只能說這個經濟體已經相當于熱寂狀態了，說不定已經鎖定了。

　　如果有人問起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很多人會說火的使用和輪子的發明，我覺得紙幣的發明應該也能排在前幾位，有紙幣以后人類激勵自己就從直接的獵物轉向紙幣這個媒介，擺脫了金子的束縛，金子的價值是個悖論，其價值來自稀缺，如果產量很多，它就無法完成金本位所需的功能，但是如果有一天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了，遠超過金子的產出速度，那么通貨緊縮就隨之而來，金子就無法發揮貨幣的功能。紙幣的出現很重要，理論上，大蕭條就不會再發生了，央行揮舞紙幣就可以重新燃起人們心中的動物精神。不過比較遺憾的是，這經常需要資產價格的重新上漲來完成信號的傳遞，并且需要金融中介的積極活動來完成傳遞，而這意味著需要先拯救中介機構，而他們通常會被認為是上一輪危機的始作俑者和教唆者，道義上有點過不去；同時下意識的反應會是杠桿太高要減少杠桿，然而實際上總杠桿很難下降，更多是轉換，最能出力的是政府自己；日本的反面例子是經濟稍微好一點，政策就開始猶豫，反反復復一拖30年過去了，美國的例子是快刀斬亂麻，用不到十年的時間從股指的角度已經創出新高，最寶貴的是民眾的意志沒有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用一定的代價換來時間，是值得的。未來是由現在的選擇決定的，現在的選擇取決于我們的認知。時間是最值錢的，我們對比兩個開火鍋店的公司估值拉得非常大，有一個角度可以提供一些依據，前者商業模式已經成功，只剩下簡單復制，增長確定，后者開店的模型還在調整過程中，經濟不好，原先的單店模型又需要調整，花去不少時間，前者一年完成的事情后者可能需要兩年甚至三年完成，那么從長期貼現的角度，前者三十年能做的事情后者可能需要小一百年來完成，長期來看估值就差遠了。如果你把美國當作一個股票，美國200年來的發展除了內戰時期受到影響，其他時間基本上沒有折返跑，隨著時間一直在進步，并且發了幾次戰爭財，其他國家都有過折返跑，主要是戰爭，中國過去40年也一直在向著一個方向快速奔跑，從凈值累積的角度，穩定的環境買來的時間是很寶貴的，因為這是復利的基礎。復利先要有時間，花錢買時間是值得的，這是我們對“長期”的思索。

　　動物精神是一種活力，《三體》里不算正面的人物維德說，人失去人性很可怕，失去了動物性就啥也不是了，我們需要保護動物精神，保增長就是最好的對動物精神的保護，始終保持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動物精神、信心比黃金更重要，一旦熄滅再發動耗功極大。你買一個公司，歸根結底是買這個公司的活力，你去判斷一個城市有沒有前途，你也是在看，他們能不能吸引人才，對未來做投資，有沒有創新。對于國家而言何嘗不是如此，活力是多么重要，從央行、銀行、企業三者角度，假設一種是央行想給錢，銀行和企業不愿意要，心如止水，與世無爭；另外一種是央行愿意給錢，銀行不愿意貸，在金融危機逆周期調節的初期通常會這樣，所以在各種政治上的扭扭捏捏以后，只有救助了銀行，銀行的信心恢復，才給企業貸款；企業也可能不愿意要，最后又是一陣扭扭捏捏以后，把資產價格搞上去，企業家才看到機會，才會要貸款；你是要心如止水，類似日本，還是喜歡后者，毫無疑問，要后者，如果在大家永久性心如止水之前，把生產力拉高到一個很好的水平，同時在這個總目標的前提下，要有優勝劣汰機制就更好了。

　　一個復雜的系統，有很多的環節和子系統，你總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觀點找到證據，說他好或者不好，所以還是先算總賬比較好，再去看細節。很多公司用顯微鏡看也有很多粉刺，但是長期來看還是創造了價值，比如《大創業家》中的麥當勞的創始人，收購麥當勞的品牌過程中也是連蒙帶騙；《鞋狗》中耐克的創始人創業過程中也有很多非常規的操作，還是先看整體比較好，把握什么是最重要的。長期來看，企業的價值來自能否長期高效地提供好產品，好產品供應能力的權重長期看是很高的。

　　宏觀與微觀、整體和部分、長期和短期，常常會有不一樣的結論；算大帳算總賬，從宏觀上看問題，從長期看問題是一種能力。微觀上通常是窮人向富人借錢，宏觀上卻是富人向窮人借錢多，富人去冒風險；節儉對個人是美德，大家都節儉就沒有需求；金本位的時候窖藏黃金會上漲但會帶來通縮。個體炫耀令人討厭，某個群體的炫耀需求能讓他們和一般區隔開來，會帶來使命感和榮譽感，很多企業或者宗教就這么干。

　　在很多場合，我們經常被問起或者聽到貨幣超發，你對匯率怎么看的問題，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我們的M2是40萬億，GDP是27萬億，2018年M2是183萬億 ，GDP是92萬億，在這十年中，我們超越了日本，坐實了全球第二。你是要更少的M2比如80萬億，按照當年的比例對應54萬億的GDP，還是要當下“貨幣超發”下92萬億的GDP？你的收入可能會減少4成，當然你的購買力可能沒有下降4成，不過大幅下降應該是比較確定的。發了很多貨幣，我們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同時匯率保持穩定，對內沒有顯著的通脹，部分資產價格有明顯上漲，對外匯率基本穩定，如果讓我選，我寧可選擇大家概念中的貨幣超發，激勵大家百舸爭流。

　　從對內通脹和對外匯率的穩定來看（2007年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在7.6左右，現在是7左右，最低6左右最高7.2，波動極小，同期美元指數波動區間是71-104，升值30%左右，英鎊兌美元匯率在2.1-1.2之間波動，現在是1.3，跌了30%左右，最多一天下跌將近10%。天天操心人民幣匯率，從過去10年來看基本是無用功，或者長期收益不大。）很難說超發貨幣，相反如果不“超發”我們可能失去歷史性的戰略機遇期的10年，當下應該感觸更深，如果沒有現在的物質基礎，外部環境一變化，我們哪有保持淡定的資本？

　　還有一個國企和民企的問題，已經有很多的資料確實證明兩者在效率上的差異，以及在吸引各種資源方面民企有所被區別，理論和實踐上我們確實應該讓資源更多流向民營領域，更多領域向民營領域開放。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國有部門冗余、低效的一個副產品是穩定的社會環境，這部分的價值可能被低估了，過去幾年全世界諸多地方的不安定，提示我們穩定環境的商業價值是很珍貴的；另外還有類似國企的普遍服務義務的價值等。現在一些公司被國有資本入股了，從二級市場公開的很多案例來看，大部分都是先有經營不善，或者前幾年過度加杠桿多元投資失敗在先，很難用乘火打劫來形容，并且很多看起來是國有資本付出了不低的價格。美聯儲現在還是美國很多金融危機中被救助的公司的股東，政府出于公眾利益、就業等考量似乎接管比清算好。如果簡單都歸因為國進民退很容易增加焦慮，不過不少國有企業經營不善繼續以僵尸企業存在也是現實。我們亟需的是對于不同所有制企業競爭中性的細化和落實。

　　過去的40年我們幾乎沒有浪費什么時間，政府給我們提供的最大的公共產品是穩定的社會環境，發展沒有中斷，我們在不斷激發更多人活力的大方向基本沒變，我們每一代人對于未來越來越好的信心未曾有變，未曾有過實質性的挫敗感，發動機從未冷卻過，始終生活在希望中；以前我們主要激勵敢于冒險的開拓者，現在我們開始激勵科學家工程師（未來如果能夠更好地激勵民營企業的同時也探索出更好激勵公務員和國有企業的機制，那潛力會更大）；我們節約的傳統，使我們可以大規模投資建立基礎，并短時間內完成了極其龐大基礎設施的建設，統一了市場，使得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單一市場的規模效應充分發揮；我們的故事很簡單，高儲蓄高投資，重視教育，相信、認同通過努力追求美好生活，規模效應在全球化舞臺上充分發揮，還有一點容易被忽略的是強行政能力。

　　未來我們持樂觀的態度，因為我們看見了這些變化：我們正在變得比以前更加長期地看待問題，過去10年多，我們的經濟政策經歷了大開大合到逐步宏觀審慎的過程，每一次政策都達到了短期的政策目標。2009-2010年的4萬億直接促成了經濟強勁復蘇，2011年的反通脹導致經濟明顯回落，2012-2013年政策回歸正常，經濟出現弱復蘇，2014-2015年高利率政策和財政緊縮，經濟又出現了明顯下滑，2016-2017年的寬松和積極，經濟又出現了強勁復蘇，2018年的去杠桿和財政刺激的退出使得經濟下滑，2019年減稅降費，經濟呈現很好的韌性，大水漫灌確實逐步變成了精準滴灌。過去十年的經驗是不要低估政策的短期作用。

　　過去十多年，我們一路狂飆，坐實老二的位置，政策有所反復，但是總體結果就是我們的名義GDP從27萬億上升到了90萬億，實際GDP也增長了136 %；4萬億和棚戶區改造等使得我們從未停歇，同時保護了我們的積極樂觀；棚戶區改造改善了上億人的住房條件，其長遠意義非凡，為這上億人有更多更好的可能創造了一些更好的條件。過去一兩年，我們對于中長期目標的追求更加堅定，長期經營的思路更加清晰。易綱行長在一次采訪中提到：“客觀分析來看，我們不管是在貨幣政策工具上，在宏觀審慎政策工具上，還是在其他的方面，我們的空間確實都是比較大。

　　也就是像我剛才所說的，我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大家都擔心如果真的出現經濟下行，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工具用完了，比如說他們已經接近零利率了，甚至實行負利率政策，我認為我們應該在整個貨幣政策操作的過程中，珍惜正常的貨幣政策的空間，使得我們能夠在這個正常的貨幣政策的空間中盡量長地延續正常的貨幣政策，這樣對整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老百姓的福祉是有利的。”就政策空間而言，我們處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并且我們會從非常謹慎的角度去使用，會站在很長期的福祉的角度去思考，這是非常珍貴的，雖然我們認為只要沒有通脹壓力沒有資產泡沫沒有匯率壓力，我們應該盡可能的向前奔跑。如果是一個公司，管理層愿意從長期價值角度去思考問題，通常是高估值的一個來源。

　　企業家精神和管理實踐上的創新，很多年以前，我們在機場看到最多的是日本企業家經營理念的書籍，中國的就是厚黑學一類的，還有各種勵志類的。現在寫華為的、阿里的多起來了，其實中國故事，從企業經營的角度，已經對管理學界有所貢獻，比如華為的聯合CEO 制度、合伙人制度、內部集資、員工資本主義（可惜的是一個公司和社會的聯系主要只有產品，社會其他成員無法通過股東回報分享其成功是個缺憾）、員工大會制度等；阿里的合伙人制度、海底撈的店長制度、對于普通員工的激勵制度等；中國已經出現了世界級的企業家，并貢獻了自己的思想，比如任正非的全球化創新運營、馬云的為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等；還有按照張五常的解釋，那些和企業家一樣面臨激烈競爭的市長縣長們。

　　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對于高質量發展的作用開始顯現，錢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要拿來花的，一些損失和失敗是必須的，貝佐斯在年報中說能夠承擔得起幾十億美元的投資失敗就是一種很高的壁壘，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使得全社會可以分散吸收建立這種高壁壘帶來的風險。特斯拉從上市到現在大約虧損了300多億人民幣，中國有一個同行也已經虧損了將近200億，還有一個很著名的英語老師，一直在創業，也一直有人給投資，中國對于創業者的融資環境可能不是全球最好也是全球唯二的市場了。以前我們激勵了很多膽子大的，現在我們開始激勵科學家工程師，我們開始激勵立足長遠、創造價值的人。

　　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重要性在高質量發展中會處于核心的位置，優勝劣汰需要好的價格信號，2015年錯誤價格信號的后遺癥至今尚未出清，很多企業主都被錯誤價格信號誤導而加杠桿，最終一地雞毛，從天使輪到二級市場都還在療傷。一個高效的資本市場能夠發出高質量的價格信號確實是經濟運行的中心，因為所有經濟人都是看信號行事的。2016年中國資本市場對過去做了一次告別，并開啟新的篇章，整體波動性大幅下降，以前是上漲波動率上升，下跌波動率下降，現在是上漲伴隨波動率下降，背后是產業結構的變化、投資者結構的變化、監管取向的變化（融資功能為先向投融資功能平衡過渡，從“消費者”的角度，投資功能為先可能更好）。資本市場以前擔當增加老百姓財產性收入、增加直接融資比例的重任是理想，現在在變成現實。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對于激發中國占全球25%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師的潛力會有巨大的幫助。

　　比較遺憾的是，大家對于二級市場投資的認知偏見甚深，比如，上證指數過去多年漲跌幅幾乎為零的觀點流傳甚廣，這對大眾也可能包括一部分決策者對于中國資本市場的理解有很大的負面作用。實際上上證指數的代表性有巨大的誤導性，以中石油為例，從48元跌到6元多，下跌幅度近乎八分之七，現在占上證指數的權重還有2.8%左右，可見對上證指數的拖累有多大。像中石油這一類投資時代的代表性公司多選擇在上交所上市，由于上市時機、經濟結構變化等原因，股價表現很一般，對于上證指數拖累很大。但是考慮深交所上市公司、流通盤權重等因素，實際上的投資體驗，遠遠不是上證指數表現出來的這么疲軟，滬深300指數創造了將近10%左右的年復合回報，拉長來看其實幾乎比大眾能夠接觸到的其他類別資產的回報都要高，且有完美的流動性。很多媒體和大V們都以娛樂矮化A股為樂，其實他們錯了，錯得離譜，有些直接就是扯淡（扯淡連謊言都不如，前者沒有也不在乎是非，后者還是知道是非的）。

　　A股是創造價值的，A股過去這么多年通過IPO、增發、配股和可轉債等權益類方式給上市公司形成了將近14萬億的權益資本，不過A股二級市場投資者從市場上真實獲得的很少，以前分紅很少，同時股價波動太大，投資者進進出出交了太多手續費，在一個長期向上斜率有10%+的市場上很少掙到錢，甚是遺憾。如何有效降低波動讓老百姓能夠比較安心地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敢于把更多錢投資于這個市場，在當下是有很大的社會效益的。中國股票的收益率不低，但是美國股票市場承擔單位波動的收益率遠高于我們，所以他們的老百姓敢于把很多錢放在股票上，市場就做大了，直接融資比例也就上去了。

　　在包括很多企業家在內的大多數人心目中，從天使、VC、PE到二級市場投資者，前面的投資者給社會形成了權益資本，是有益于社會的，而二級市場的投資者都是流動人口。實際上二級市場投資者才是最大的資本提供方，并且作為一個整體，二級市場投資者才是鐵打的營盤，一直的股東，而其他的都已經交棒給二級市場了。如果你把資本市場整體看作是股票買賣的市場，二級市場股東才是終極的買家，他們才是真正的“消費者”，很遺憾這些客戶或者說上帝的聲音是被遺忘的；只有最終消費者滿意了，這個市場才能真正地做大做強，善待二級市場投資者才是善待資本市場。

　　圖3：2010至2019年滬深300指數波動率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

　　短期而言，庫存極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負債率已經持續修復多年，只缺對未來的清晰預期，現在隨著對中美關系的淡定、外需小幅修復、國內保增長措施的落實和不斷地改革開放，信心會逐步回來。

　　規模效應。中國的統一大市場、規模效應的作用在解釋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中被低估了，規模是理解復雜世界的簡單法則，規模帶來分工、創新和效率的循環，歷史上就沒有過這么大規模的統一市場，以至于現在全世界很多東西的一半產出是在中國完成的。未來這個規模效應還會進一步擴大，互聯網公司的下沉，打通了低線城市和農村，讓他們的信息和消費同步一二線城市，面向消費型社會的稅制改革、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類似國家的藥品集采國家談判等也加速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極大減少了交易成本。未來4年，20萬人以上城市覆蓋高速公路，100萬人以上城市覆蓋高鐵，新增200個機場覆蓋2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國率先進入規模使用5G時代對于2B 2C 2G部門的效率還會有很大的幫助。

　　中國在5G領域有技術上的先發優勢和規模效應，未來萬物互聯以后，黃仁宇在大歷史中說的中國人缺乏數目字管理的傳統弊端可能能緩解不少，不過也取決于我們怎么使用數目字管理，是基于控制，還是基于活力。央行的數字貨幣的設計是一個很好的思路，央行主動放棄了一層的設計架構，還是尊重商業機構的利益和活力，這是大智慧。

　　在科技領域，華為的消費品事業部很快就能實現零部件的非美供應，這雖然和華為的全球化運營定位不符，也是迫不得已，不過還是顯示了中國科技產業鏈進步的速度和潛力，以前我們對于科技類的投資多是產業鏈上的邊角料，現在我們終于有了一些核心資產。從A股科技股的投資來看，中國科技股的含金量和品質已經大幅提升，已經從產業的邊緣地帶逐步走向更高層級，中國擁有全球科技和工程領域從業人員的25%左右，每年還有大量的新畢業生加入。中國科研經費投入占比GDP已經超過2%+，和發達國家是一個數量級的，還有少有的快速完善中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激勵。對于科技領域我們很樂觀，稍微給點時間，進步是非常確定的。

　　在消費品領域，過去一段時間最大的驚喜是來自中國品牌被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認可，飛鶴成為高端嬰兒奶粉中增長最快的品牌，這在幾年前是不可思議的；李寧、FILA在街上到處可見，安踏開始向著多品牌的全球體育用品運營公司進化；WPS已經成為安卓手機上使用最多的辦公軟件；《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球》從一堆進口大片中突出重圍成為票房冠亞軍；“我的手機是華為的，讓我來拍照”是在拍照時最常聽到的。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最后一定可以是一個以內需為主的國家，中國品牌大有可為，同時也能讓中國成為諸多海外品牌主要的增長動力，中國引擎正在惠及各方。

　　消費品領域的另一個變化是為了更好的自己而投資，教育培訓、化妝品、體育用品等增速出眾，一個4億人的中產階級需求和一個10億人的大眾需求蘊含著不斷的商機。從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和居民整體的杠桿和存款來看，長期的消費潛力還大得很。當年福特作為引領潮流的企業家，提高工人工資到每天5美元，當時T型車835美元成本，提高了效率，也迅速擴大了中產階級，工人能夠買得起自己生產的東西。現在我們城市化的下一步就是要市民化，雖然體現的方式是不怎么優雅的搶人大戰，背后是地產需求，但是事情總會有一些不期的后果，這可能就是中國市民化的進程，戶籍制度逐步瓦解的過程，進一步擴大中產階級群體（最新的政策已經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300~500萬人口城市的落戶條件）。

　　隨著富裕階層的興起，和地產投資的正常化，財富管理方興未艾，疊加明年的資管新規和理財子公司的開業，這個行業孕育著大變局。過去10多年，銀行可能是唯一一個集中度下降的行業，風控能力強的大銀行份額下降了，過去一段時間小銀行的風險事件可能是份額走向集中的開始；未來銀行業會享受剛兌打破的紅利（企業融資成本的下降最大的出處應該也來自于剛兌的打破，整體而言銀行業現在將近2%的息差下，很多小銀行實際上過得很艱難，并沒有什么壓縮空間，但是銀行廣義吸儲的成本隨著剛兌打破會有巨大的下降空間，這個可以全部傳導到實體經濟中，和過去幾年貨幣基金不對稱的風險收益比逐步回歸現在正常一樣，風險收益極不對稱的剛兌打破是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關鍵），長期能夠做好金融+科技的銀行能夠像招行在10多年前做零售一樣，獲得長期的紅利。

　　我們正有幸經歷一個大變化之中

　　一些海外投資人，他們對于投資A股過程中倉位的選擇和集中度的關注非常多，其實，這都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在一個年化波動超過30%的市場，和S&P500年化波動只有13%的市場，倉位的選擇策略是可以不一樣的。如果2008年金融危機持續的時間不是一年，而是很多年，那么他們對于為什么不做時機選擇的反思就會變成現實，而中國市場就是這樣一個市場。2009年至今，美國積極管理的基金持有股票低于35只的已經翻了一倍，而他們的規模已經增加到3倍，這是因為市場不斷上漲就是由少數股票帶來的，同時你如果不集中就很難戰勝指數基金所導致的，教科書上分散投資的經驗已經被現實擊碎。不過現在中國市場和以前相比，波動率在下降，時機選擇的重要性也在下降。

　　投資是這樣，其他事情也是，我們經歷的都可能只是片段，長期來看執著于現象是不夠的，要執著也是執著于背后的邏輯，應無所住而見其心。般若，照見，心學，感性知性理性，都是認識論，觀世間萬象而見自己，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才能見自己，我通過我見、我經過來看見自己，以開放心態遍歷是我們擺脫經歷束縛的最好方法。

　　赫伯特·西蒙在自傳中說，每個社會面臨的基本問題中，有兩個非常突出：首先，要動員人們為社會做出貢獻，去生產；其次，如果他們無法保護自己的話，一定要保護他們。你可以把這看成是激勵和分配公平的平衡均勢，對后者關心太多會削弱前者，反之亦然。使用簡單的兩分法，你可以按照人們回答下列問題的答案將他們大致分成兩類，一是所有行為不端的人都要受到審查并從享受社會福利的名單中刪除；二是任何一只從天堂掉下來的麻雀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顧。哪一項更加重要，如果你選擇第一項，就是共和黨人，選擇第二項就是民主黨人，兩種回答都有合理的理由，西蒙喜歡第二種回答。他們通過兩撥人輪流上場，依然沒有避開越來越不平等，越來越極端的現實，因此，應該還有另外的因素在主導這個進程。

　　當年丘吉爾追問：是以貧窮為代價的平等好呢，還是以不平等為代價的幸福好？以前我們似乎永遠只能是在丘吉爾這個追問里掙扎，非此即彼，但是現在的生產力，可以有更好的回答。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的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的理解是，前者可以有助于解決幸福問題，后者可以有助于解決平等問題。

　　皮凱蒂的新書《資本與意識形態》從歷史角度提供另外一個視角，給出了改良的理由，教廷以神圣名義下的宗教原則建立等級制度，后面取而代之的“所有者社會”，是對宗教專制的替代，是一個進步，是思想的解放，開始的時候并沒有什么神圣性，出于對被隨意剝奪的恐懼，最后走到另一端的神圣不可侵犯，現在這一端又出現了新問題，主要體現在不可逆轉的貧富差距和階級的固化。不平等已經是一種政治建構，而并非只是經濟或技術的“自然”產物。個人的成就除了自己努力，踏上某個行業、某個國家上升趨勢的大電梯，還有一個更大的電梯是社會的這個設計。如果有人再怎么努力總是只能在五環以外繞圈跑，幾乎很難跑進四環，這是有問題，如果富爾頓說的均值退化是一條規律的話，那么任何一個僵化的社會整體就會遇到富不過三代的詛咒。

　　特朗普、沃倫和桑德斯的綱領在里根政府隨后的一段時間，估計是無人問津，現在這么多人響應就是社會問題的反應；另外一端的蘇聯已經不見了，因為所有者社會確實更加容易激發動物精神發展生產。中國在1978年以后就已經從計劃這一端開始向市場移動，開始釋放激勵生產的一面，如果當年的美國和蘇聯是光譜的兩端，那么我們早已經是在中間，并在中間不斷微調，在有效市場+有為政府之間微調。我們政府現在主導的三大攻堅戰，防風險、脫貧、環保，如果你看成是有為政府對有效市場外部性的一個補救，就會釋然很多，因此，關注點應該是市場和政府的邊界、如何不斷提高市場和政府各自的效率，就如同科斯定理對于市場和企業的邊界、條件的研究一樣，而不是要不要的問題。他們在討論和實踐如何超越原教旨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不走極端、中庸的特色社會主義已經探索了40多年，如果這么理解，就不會焦慮那么多了，再看“既要又要還要”就是另外一種心情了。

　　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回到1959年，美國股票和債券投資范式發生大逆轉。之前，投資者只在股票收益比債券高的時候才購買股票，隨后這一條規律被打破了，背后的原因是，紅利的穩定性和分紅數量的上升，更重要的是通脹環境的變化。1800-1940年美國生活成本年均只增長0.2%，140年下來只增長28%，但是1941-1959年的年均通脹率是4%，債券的性質從一種不怎么會違約的金融工具變成一種風險極大的投資，投資者不再把股票當做一種收益和風險不可測的資產，開始看中未來可能帶來的增長的紅利，為了股票的增長機會和對通脹的對沖，溢價購買股票變成趨勢。“煙屁股”走向追求未來增長的轉變完成，記住老時光的人們仍是市場的主要參與者，盡管這個新趨勢的輪廓在1959年以前就已經可見，但是舊關系一直維持到了1959年。

　　這些主流意識也是基于幾十年上百年的經驗，我們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意識有多少經得起時間的殺豬刀呢？尤其是現在這個飛快的年代。過去的幾年不斷有看空美股的預測以錯誤告終，僅從估值的角度看，GE們主導的20倍和谷歌、蘋果、微軟、FB、亞馬遜們主導的20多倍已經不一樣了，歷史上的主要西方經濟體的平均利率和現在大家都在2%以內也不一樣了；2016年以后決定中國市場漲跌的因子出現劇變，可比1959年美股投資范式的變化，以前是小盤，績差，環比信息差等，現在是績優、龍頭、可持續經營、長期視角看價值等，基于90年代開始到2015年以前形成的“規律”已經打破，背后是經濟、產業結構、投資者結構，資本市場的市場化國際化。2019年外資投資中國股票和債券的金額超過了外資實業投資中國的金額，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意味很多。

　　以開放的心態擁抱變化，世界萬物很少有永恒的，不久的將來我們可能就需要作出抉擇，智慧駕駛遇到緊急情況選擇撞一個還是五個，是預設的，這對人類的倫理和認知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就是我們進步快的代價之一，我們原先社會中預設的很多假設都面臨重設，而這些以前不可思議的事情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接近現實。

　　我們既保護了動物精神讓大家多做貢獻多生產，也在矛盾尚未激化之前就開始扶貧攻堅，謀求共同富裕和可持續發展，維護公平正義，為什么不可以樂觀一點看待呢？

　　當年英國借助第一次工業革命嶄露頭角，主角是工匠們的技術；德國美國借助分門別類的學科教育，完成技術向科技的過渡，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德國起來了；這些和我們一點關系都沒有。這一次我們終于有機會參與，為全人類的福祉貢獻一點自己的創新，在新理論新思想新技術大變革的前夜，我們多么幸運。

　　“認識你自己”是希臘德爾菲神廟上的一句箴言，蘇格拉底以此把哲學從天上拉回人間，過去幾年的因緣際會讓我們重新反思認識我們和我們的時代，不是完美幻滅以后的虛無，而是無問西東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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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常福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