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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文報道：
周小川金融路線⑤改革的下半場
澎湃新聞記者 邵媛媛 來源：澎湃新聞
【編者的話】
1980年代末，一本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的論文集引起中國學術界的巨大反響。參與寫作的“整體改革論者”被批評是“從書本出發”，“脫離實際”、流于“理想化”，因而不可行。但后來，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都走進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中。
我們的這組報道《周小川路線》分為5個部分。我們此前簡要回顧了周小川的理想化追求與較為務實、溫和的改革實踐，介紹了他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任上，重塑中國銀行業、應對危機、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的具體表現。
但正如澎湃新聞記者觀察到的，他在名義上完成了多項金融改革，但從效果上看，他的改革作品還差最后一些收官動作。事實上，當金融改革推進到最后幾步時，成敗不是操盤者周小川能決定的了。和他所學的系統工程一樣，周小川的政治遺產，還要取決于中國整個的經濟環境。
改革的下半場是問題的暴露。
2012年，全國第四次金融會議提出資本“脫實向虛”問題，要求金融監管加強和改進，切實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當時的中國正經歷著一場金融自由化的盛大繁榮。影子銀行、類金融機構、信托和理財產品的快速發展，創造出了一個非銀行的信貸市場，這股有別于以銀行主導金融體系的新力量，其創貸能力呈現出趕超傳統銀行的趨勢。
隨著金融牌照的下發，不少機構獲得了從事更多的金融業務的資格，大型金融集團如平安、中信、光大等，形成了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租賃等多種牌照的融合；互聯網巨頭如阿里巴巴、騰訊等整合金融服務，拉開互聯網金融大幕；各類理財、基金、投資爆發，跨行業收購強化了資產管理公司的力量……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挑戰了現有的分業監管體系，一些逐利的惡性資本圍繞著金融空轉，風險暗涌。
2011年12月15日，“《財經》年會2012：預測與戰略”在北京舉行。周小川。 本文圖均為 視覺中國 資料圖
2011年，周小川在《財經》年會的講話中指出：“由于非金融部門往往對復雜金融產品的知識不夠，金融業比較容易通過這些復雜金融產品的技術性交易賺取非金融部門的錢。”
他表示：“要防止風險管理與價格發現變成市場過度投機和產生過度波動的借口，需要大致劃一個界限。所有這些工作都聯系到監管，通過加強監管來限制金融市場中可能發生的不良現象，同時支持金融市場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
金融自由化繁榮時，也是金融風險事件頻發時，血本無歸的中小投資者在人流不息的大街上嚎啕大哭。
2015年12月，e租寶事件爆發。這家僅成立一年多的互聯網金融平臺吸引了90.95萬的投資者以每日5億元以上的成交額創造了約745億元的總成交量。神話的背后是虛假項目高達95%，e租寶最后被定性為非法集資，P2P行業騙術轟動全國。
“金融脫實若虛的問題，”夏斌說，“不是一個金融監管部門的問題，是同背后整個實體經濟和經濟轉型有關系。”
2016年3月12日，北京，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邀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易綱、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副行長范一飛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從改革角度看，我覺得第一步的改革完成了。金融體系開始對真正的市場需求做出反應。這幾年市場的亂反映了最底層的力量動起來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陳道富對澎湃新聞表示。“亂之后，第二步是收拾殘局，研究亂干背后的邏輯和機制上的不均衡。這一年（2016年）多，其實也是在反思整個合理的風險管理體系。”陳道富說。
中國金融業發展起步后，金融監管架構經歷了央行統管、“一行三會”分業監管、“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1980年代，中國的金融業剛起步，監管職責全歸屬人民銀行。隨后，考慮到央行會出于保護金融機構利益而影響貨幣政策中立性等問題，證監會、保監會及銀監會分別在1992年、1998年和2003年成立，由此形成“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格局。
往后十多年金融體系的快速發展，分業監管體制已無法應對金融自由化后應接不暇的創新。監管空白、重復監管和監管套利等問題相繼暴露。
關于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討論早已持續了十年之久。其中一個方案被稱為“大央行”。央行貨幣司司長李波曾撰文表示，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應以有利于強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為核心目標。他主張將“三會”的審慎監管職能并入央行，同時成立獨立的行為監管局，形成“央行+行為監管局”的模式。
有觀點認為，“大央行”方案的提出，本身就是對央行能力的肯定。“加強央行地位是一個全球性的趨勢。”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向澎湃新聞表示，“對宏觀審慎的管理。全球都在強調逆周期，都是主要央行來管。”
陳道富指出，問題的暴露加大了改革的共識。但此時的改革便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會涉及具體的利益調整。“改革內在的利益調整格局直接浮現出來。”
2017年5月，金融監管方案落定。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簡稱“國務院金穩會”）成立，由國家副總 理馬凱擔任主任。在國務院層面設立的統籌監管機制，被認為有望加強金融監管協調和補齊監管短板。國務院金穩會的辦公室放在人民銀行，像周小川說的，“這些都表明人民銀行將在新的金融監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而在2002年時，央行的作用遠沒有現在來的重要與受關注。
再一年，根據2018年3月13日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銀監會、保監會將職責整合，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并將擬定銀行業、保險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制度的職責劃入中國人民銀行。
2014年11月24日，北京，中國人民銀行。
周小川在名義上完成了多項金融改革，但從效果上看，他的改革作品還差最后一些收官動作。事實上，當金融改革推進到最后幾步時，成敗不是操盤者周小川能決定的了。和他所學的系統工程一樣，周小川的政治遺產，還要取決于中國整個的經濟環境。
周小川上任后的第一場改革是重塑中國銀行業。在重組、改制和上市后，中國商業銀行盈利翻了數十倍。但隨后，在盈利和保增長各種壓力下，信貸快速增長，各種數據排列依然支持“貨幣超發”爭議，2008年至2016年，年均16%的M2增速遠超11%的GDP增速。
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統計，2015年中國企業部門負債率高達156%。2016年底，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這樣計算，企業負債超過100萬億元，按照4%的利率計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萬億元，相當于2015年全年GDP增長總量。“長期下去會掏空實體經濟，提早進入產業空心化的時代。”
“樹不能長到天上，高杠桿必然帶來高風險，控制不好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負增長，甚至讓老百姓儲蓄泡湯。”這是《人民日報》“權威人士”在2016年5月9日的講話。
“權威人士”還稱：“在現實情況下，要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松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杠桿的幻想。”
這對應了2017年3月博鰲論壇上周小川的講話：“我們已經到了周期的尾部，貨幣政策不再是寬松的政策了，要認真地去考慮什么時候如何離開這種貨幣寬松的周期。”
同樣地，2017年11月，周小川撰文判斷中國當前面臨的金融風險時，直指宏觀層面金融高杠桿率和流動性風險——“高杠桿是宏觀金融脆弱性的總根源，在實體部門體現為過度負債，在金融領域體現為信用過快擴張。2016年末，我國宏觀杠桿率為247%，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達到165%，高于國際警戒線，部分國有企業債務風險突出，“僵尸企業”市場出清遲緩。”
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這是作為央行行長必須面對的課題。
2018年3月9日，北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出席。 視覺中國 圖
2018年3月9日，70歲的周小川出席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當主持人宣布會議結束時，臺下的記者一擁而上，將周小川圍住。這次記者會，是周小川最后一次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身份公開亮相。
面對那么多問題，他左右看了看，說：“以后有機會，下回再問。”
周小川轉身離開了。
責任編輯：楊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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