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程實、錢智俊

　　綜合十九大至兩會期間的政策信號，我們認為，“兩個提高”構成了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特質。第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途徑。第二，提高人民福祉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目的。

程實：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特質是什么

　　“登高以望遠，綱舉則目張。”十九大至2018年“兩會”期間，圍繞高質量發展的總要求，新一輪改革大潮方興未艾。我們認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途徑，亦是構建本輪改革框架的主要脈絡。從這一視角看改革全局，本輪改革綜合運用經濟金融體系改革、監管體制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等多重工具，在全要素生產率的每一個關鍵發力點均進行了針對性部署，形成齊頭并進、相互支撐的“全體系改革”。

　　其改革范圍之廣、層次之多、力度之大、破立之深，已達到四十年一遇之量級，并在全球供給側改革競跑中占據領先位置。有鑒于此，本輪“全體系改革”將奠定中國經濟長周期反彈的堅實基礎。2018年，中國經濟的新韌性將持續鞏固，并在全球真實普遍復蘇中保持顯著的比較優勢，其所富含的結構性投資機會值得期待。

　　“兩個提高”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特質。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圍繞“高質量發展”這一“總要求”，2018年“兩會”期間，一系列涵蓋經濟金融體系、監管體制、政府機構的重大改革開放措施紛至沓來。

　　面對此輪改革浪潮，一個基礎性問題亟待解答：什么是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特質？唯有理清這一問題，才能準確把握本輪改革的全局規劃、內生聯系和歷史量級。綜合十九大至兩會期間的政策信號，我們認為，“兩個提高”構成了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特質。

　　第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途徑。2015年，“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首次進入政府工作報告，并隨后成為“十三五”規劃的新重點。至2017年，十九大在首倡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亦首次在大會報告中強調“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一關鍵變革契合經濟發展的理論邏輯，表明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核心途徑是從依賴要素投入擴大、不可持續的舊動能，轉變為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可持續新動力。

　　第二，提高人民福祉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目的。以十九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淡化經濟增速目標，強化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充分性和公平性，歸根結底是為人民謀福祉，以更優質的發展成果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在高質量發展起跑之際，雖然承接2017年中國經濟超預期反彈，但是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并未上調經濟增速目標，而是加強了對民生領域的政策傾斜，正是這一核心目的的準確體現。

　　綜合來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引導供給側改革，人民福祉的提高拉動需求側升級。“兩個提高”協同發力，將促使中國經濟從總量擴張轉向結構優化，即實現十九大報告所定義的高質量發展。遵循這一邏輯，本文將首先聚焦第一個“提高”，以全要素生產率為線索，逐層梳理出本輪改革大潮的全局思路和演進脈絡，從而把握各層次改革舉措與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聯系。

　　改革開放優化要素配置。學術研究顯示[1] [2]，2007-2015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及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呈現中樞下滑趨勢。但是隨著2015年末供給側改革啟動，2016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出現由降轉升的拐點 [3]，繼而構建了2017年中國經濟的新韌性。

　　這表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高質量發展的支撐作用正在顯現，深化改革則是充分釋放這一作用的關鍵。根據學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依靠兩大引擎：一是企業之間要素配置的持續優化；二是企業內部生產效率的不斷攀升。對于前者，本輪改革正從兩個方面積極發力：

　　首先，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動。優化要素配置的首要條件，在于要素能夠高效自由地流動。由此，本輪改革正在著力打通五條要素流通動脈。

　　其一，從橫向產業結構看，通過繼續抓好“三去一降一補”，將要素資源從產能過剩、庫存過多、杠桿過高的低效率產業擠出，并通過大力簡政減稅減費和放管服改革，降低要素流動成本，加速要素向戰略新興產業遷移。

　　其二，從縱向產業鏈條來看，以國資國企改革為代表的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有望打破上游產業的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紓解要素市場和產業鏈條的結構性扭曲，進而提高對下游產業尤其是新經濟的要素供給效率。

　　其三，從城鄉互動來看，一方面以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為突破，打開農村閑置要素的利用渠道，一方面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城市冗余要素向邊際產出更高的農村沉淀，進而在城鄉要素雙向流動中實現鄉村振興。其四，從區域協調來看，長江經濟帶、京津冀與粵港澳構建的“一體兩翼”，將成為增長極西行和擴散的主動脈，并利用城市群的逐級傳導，將要素活力注入區域經濟的毛細血管。

　　其五，從內外聯動來看，以“一帶一路”推進國際產能合作，以金融市場開放對接全球投融資需求，以人民幣國際化引導主權信用輸出，進而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助力要素資源“引進來”和“走出去”。

　　其次，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在要素有序自由流動的基礎上，最大化要素利用效率的關鍵，在于以價格信號為引導，發揮市場對要素的配置作用。為此，本輪改革正在增強三大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和有效性。

　　第一，自然資源價格。防治污染攻堅戰、環保嚴監管和綠色稅收體系，本質上是將資源使用的負外部性（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重新納入資源定價，從而恢復價格的調節功能。由此，上升的價格壓力將準確清理產業鏈各環節的低效率、高污染企業，為高效率、高技術的企業擴展生存空間。

　　第二，資本價格。十九大以來，一系列金融監管新政一方面致力于打破“剛性兌付”，擠出無風險利率中的虛高水分，另一方面推動穿透式監管全覆蓋、治理市場亂象，使投資風險與收益合理匹配。這些舉措正在系統性地修復金融市場的定價扭曲，引導資本脫離過剩產業、地方隱性債務和金融空轉，流向實體經濟的新興領域。第三，匯率價格。

　　正如我們此前研究所述，得益于811匯改，人民幣匯率已經回歸調節內外部經濟均衡的功能本位。未來隨著匯率市場化改革的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將長期穩定于均衡水平附近，進而準確反映國內國外兩個市場中要素的相對比價，使中國經濟高效參與全球要素資源配置。值得注意的是，為匹配要素價格市場化的新發展，相應的監管體制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亦大步向前。其中，新組建的自然資源部和生態環境部將理順監管權責，奠定環保監管長效化的機構基礎。銀監會和保監會的合并，則有利于統一監管標準、消除監管套利，進一步提高中國金融體系的有效性和穩定性。

　　創新驅動推升生產效率。根據統計數據，1982-2015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從4.9%上升至11.4%，同期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從0.4%上升至12.4%。這表明，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人口紅利已經完成了由“數量紅利”向“知識紅利”的歷史性轉變。以此為基礎，生產效率作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另一大引擎，其潛在上升空間已經打開。把握這一契機，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有望從兩個方面發揮驅動作用：

　　第一，科學技術的持續進步。當要素配置實現最優化后，若要從較低級的最優化邁向更高級的最優化，推動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上升，最終須依賴科學技術的創新突破。立足迅速擴大的高等教育人口基礎，創新型國家的建設緊抓“激勵機制”這一牛鼻子，將在三個環節形成接力。首先，對于基礎科研，通過改革科技管理制度，下放人財物支配權和技術路線決策權，并優化薪酬制度與獎勵措施，以推動引領性、突破性成果的涌現。

　　其次，對于成果轉化，一方面將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賦予科研人員，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有助于科技成果的市場化應用，另一方面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支持科創型企業成長。最后，對于科技引進，鼓勵先進技術、儀器和設備的進口，吸引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和國際優秀人才來華，有望穩步縮減短板領域與國際頂尖水平的差距。

　　第二，“知識紅利”的充分利用。低端、單一的產業結構難以匹配迅速增長的高等教育人口，造成了其高端化、多樣化生產能力的嚴重浪費。針對這一問題，“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正在顯現。所謂“抓大”，即集中國家力量的“有形之手”，在宏觀層面推動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高端化發展。通過推進“中國制造2025”、放寬服務業準入限制、培育工匠精神等措施，在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中充分利用高質量的人力資本，進而躋身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所謂“放小”，即尊重市場的“無形之手”，支持其以“創造性破壞”激活經濟微觀活力。升級版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疊加對企業家精神的重視和對產權保護的強化，有望加速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與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深度結合，釋放出多樣化、創造性的生產力。

　　改革全局展現四十年一遇之量級。以全要素生產率為線索，上文的分析逐層梳理了本輪改革的全局脈絡。由此將其放入“歷史-全球”的大坐標系，可以準確定位本輪改革的真實量級。從歷史看當前，十九大至今年“兩會”的改革部署綜合運用經濟金融體系改革、監管體制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的多重工具，其改革范圍之廣、層次之多、力度之大、破立之深均為四十年來之罕見，是比肩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新起點。

　　從全球看中國，在全球供給側改革的競跑中，歐洲以勞動力市場改革進行“單兵突進”，美國以加息、稅改構建“雙足模式”，相比而言，中國的本輪改革更具體系性、協同性，在全要素生產率的每一個關鍵發力點均進行了針對性部署，打造齊頭并進、相互支撐的“全體系改革”。

　　有鑒于此，我們認為，本輪“全體系改革”將奠定中國經濟長周期反彈的堅實基礎。2018年，中國經濟的新韌性將持續鞏固，并在全球真實普遍復蘇中保持顯著的比較優勢，其所富含的結構性投資機會值得期待。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