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文報道：

　　周小川金融路線①一個整體改革論者的實踐

　　周小川金融路線②重塑中國銀行業

　　周小川金融路線③危機，刺激與代價

　　周小川金融路線④毀譽人民幣先生

　　周小川金融路線⑤改革的下半場

　　周小川金融路線②重塑中國銀行業

　　澎湃新聞記者 邵媛媛 來源：澎湃新聞

　　【編者的話】

　　1980年代末，一本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的論文集引起中國學術界的巨大反響。參與寫作的“整體改革論者”被批評是“從書本出發”，“脫離實際”、流于“理想化”，因而不可行。但后來，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都走進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中。

　　我們的這組報道《周小川路線》分為5個部分。第一篇文章，簡要回顧了周小川的理想化追求與較為務實、溫和的改革實踐。這是第二篇。接下來，我們會介紹他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任上，應對危機、人民幣國際化等各個領域的具體表現。

　　2013年3月5日下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主席周小川出席人大江西省代表團開放日活動。會議結束時，周小川遭遇數十家境內外媒體的圍堵，記者們向他提出了眾多尖銳的貨幣和財政問題。 東方IC 資料圖

　　在公開場合中，周小川一次次強調漸進式改革的重要性。他有個經典的說法：漸進式改革好比中醫療法，一副藥里包著幾味藥，療程長，邊治療邊調整。他強調，改革是個動態試錯的過程。

　　與貨幣政策相比，央行在金融改革上的成績更為明朗。十幾年來，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幾乎是走完了發達國家近百年的發展。但頻繁冒出的金融事件，仍讓金融市場以一種雛鳥嗷嗷待哺的姿勢，伸長了脖子，等待著周小川改革的時間表。

　　為了政策的連續性以及金融改革的進一步突破，正部級官員周小川在2013年被提升為副國家級領導人，突破65歲年齡紅線，成為中國任期最長的央行行長。

　　（一）

　　“要認識亞洲離不開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理解。”周小川曾這樣說。

　　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泰銖一天貶值17%。危機蔓延至整個亞洲，多個國家貨幣大幅貶值，爆發系統性風險。在學界較為一致的觀點，是尚未開放的資本賬戶令中國逃過了猛烈的沖擊。

　　但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的財務報表觸目驚心。中國金融業的混亂終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籠罩下無處躲藏，無力支付外債的金融機構廣國投宣告破產。面對岌岌可危的國內市場，在20世紀的尾巴上，國務院率先啟動了國有企業的三年脫困計劃，而同樣病入膏肓的銀行業則被排到三年后再考慮系統解決。

　　三年后，便是周小川上任時。

　　在發展并不成熟的中國金融市場中，銀行是最主要的金融機構，把錢存進銀行是向來保守的中國人最可能選擇的投資保值方式，而高高壘起的儲蓄率則加固了中國銀行“大而不倒”的地位。

　　根據當時中國落后的會計準則，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占總資產比例25%。若根據國際標準，數字則在40%以上。2003年初，國際著名評級公司標準普爾將中國內地銀行全部評為垃圾級。

　　2005年1月27日，山東聊城，中國農業銀行的員工正在為居民辦理儲蓄存款業務。東方IC 資料圖

　　銀行柜臺前，經常上演著中國居民最為熟悉的一幕：隔著玻璃，身著制服的銀行柜員將一疊人民幣送入點鈔機中，“嘩嘩”響聲下，一張張紅色的人民幣迅速翻滾出來。柜員將錢收進，居民拿到了一本印著一串數字的存折。

　　1935年生的士良從未改變過的觀點是“一個人一定要有積蓄。”他細數了80多年來需要花錢的事項：造房子、兒女結婚、購買商品房、裝修、孫女留學……這些錢都需要以萬元為單位。

　　存錢是士良唯一的投資渠道，從1995年起在銀行存錢，他反問：“不放銀行難道放在家里嗎？”通常，他會選擇利率稍高的三年期存款方式。

　　2000年，中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6萬億人民幣，約占四大商業銀行總行資產的70%。但在數據的背后，吸收著居民儲蓄的銀行滋養著低效的國有企業。

　　“之前的銀行，它是一個行政單位，或者說是事業單位，對業務沒有經營上的考慮，更多是受行政干預來發放信貸，沒有自主的目標。”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對澎湃新聞表示。

　　1996年大學畢業后，方祝華進入農業銀行國際業務部，較常接觸傳統制造業。“當時也沒有公務員的概念，相對于進國家機關，從經濟角度，銀行是個不錯的部門。”但不久，方祝華產生了行業的危機感。1997年國企改革啟動，對銀行也形成了沖擊。令方印象最深的是銀行的資產質量。“它不太注重融資的質量，也不太注重股東回報。”

　　根據入世協議，中國銀行業將在2006年過渡期結束后，向外資銀行全面開放。

　　周小川很有緊迫感，“我國的銀行業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如果不進行認真的改革，將無法抵御大的經濟下行周期的沖擊。”

　　當時測算，要四大行資本充足率達到國際標準巴塞爾協議的8%，需要動用的金額達到1萬億元，近2003年中國財政收入的一半。

　　財政救助計劃在2002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被駁回。第二年，周小川下了很大功夫說服有關部門，投入的資金是可以收回來的。

　　于是，一項擴大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救助計劃獲得批準。這項計劃繞過財政救助，通過使用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以擴大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方式對銀行進行注資。

　　在當時，周小川的承諾充滿未知。清華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袁鋼明對澎湃新聞表示：“現在看來，這個國有股份制改革處理不良壞賬還是成功的。但是當時我們還是帶著很大的懷疑。”

2006年1月8日，北京，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 東方IC 資料圖

　　堅持程序正義的吳敬璉就提出了響亮的質疑，用外匯儲備救急國有銀行，相當于二次投放基礎貨幣，和政府公開征收鑄幣稅無異。因為身份的區別——純粹的學者與體制內的技術官員——即使曾一同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方案，二者還是在改革的方式和態度上產生了分歧。

　　周小川是有備而來。在任建設銀行行長時，周小川就成立了中國國有銀行剝離不良資產的第一個試點，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并提出了公開上市補充銀行資本金的改革思路。

　　2005年以后，包括交行在內的五大銀行先后完成了A股和H股的上市。央行通過出售持有的資產，收縮資產負債表規模，降低負債，收回了曾投放的流動性。

2006年10月27日，上海，中國工商銀行在聯交所敲鐘。視覺中國 資料圖

　　距離2003年過去很多年，周小川仍會頻繁地提起這場改革：“最后表明，當初的投入是可以收回的。如果不急著減持，收益還不菲。”

　　國有商業銀行在重組上市后抵御住了21世紀以來最大的一場金融風暴的侵襲。周小川感到滿意，甚至掩飾不住得意，“從中國銀行的情況看，資本質量并不是太大的問題，但對全球來講則是很大問題。”

　　在經歷那次巨大的風暴時，不少國家的央行告訴周小川，他們借鑒了中國用擴大資產負債表救助系統性機構的辦法。

　　袁鋼明說：“在整個外匯沒有很好地利用起來、中國其他方面又缺少資金的情況下，成立匯金公司用外匯來充實銀行資本，其作用是非常有效的。如果不這樣用的話，它就要變成國家財政發錢，不是赤字，就是發債，或者就是印鈔。”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認為，在過去十年中，周小川在中國人民銀行提供以改革為導向的領導方面一直是杰出的。

　　但他也對澎湃新聞表示，“中國央行缺乏中央銀行在西方的獨立性。主要貨幣決定由國務院而不是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評論周小川時需要考慮到這一點。”

　　2002年，前任央行行長戴相龍掛牌復旦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在掛牌儀式的演講中，學生問戴相龍，央行有哪些權利？戴相龍回答，央行的三大決策是由國務院決定的——匯率、利率和資本賬戶開放。

　　2013年4月7日，2013博鰲亞洲論壇，“人口結構、政策與經濟”分論壇。時任社保基金全國理事會理事長的戴相龍。東方IC 資料圖

　　和國務院下屬的所有部門一樣，決策機制決定了它們是“諫言者”、“執行者”、“學術顧問”，但絕不是那個“拍板的人”。

　　這考驗著部門的說服技能。而在國務院的會簽制度下，由于各部門的職責與目標不一致，往往存在利益沖突，又很難達成共識。

　　發改委對投資項目的審批和央行控制信貸的窗口指導會有沖撞；商務部在匯率上往往是為出口企業代言；財政部和央行在責任歸屬上偶爾互指，調控總量的貨幣政策創新地去控制結構。

　　至于宏觀調控一些不到位的情況。周小川曾分析出這些原因：

　　一是政策前瞻性問題。再加上各部門有不同的職責或績效目標，在說服其他觀點以形成決策共識方面難免有困難，因此就會導致政策不能及時出臺。

　　二是分析原因的傳統思維模式使得有些政策措施重點不準。

　　三是往往會有人提出想尋找一些創新政策，并向決策層建言，導致典型的貨幣政策措施延后。

　　四是在過去，貨幣政策曾受到股市的較大牽制。特別是當貨幣政策需要收緊時常因顧及股市下跌而受到牽制。

　　國際經驗與研究表明，一國央行的獨立性與貨幣政策的效果正相關。再苛責中國央行的人也會有轉折，“但是他們沒有獨立性。”

　　受限的獨立性也決定了行長的角色——政策的操盤者，而非決策者。

　　但即使受到拘束，從周小川和前美國財長保爾森的一次私人談話中——當時保爾森正猶豫是否要擔任美國財政部部長一職，周小川對他說，“我是一個為政府工作了一輩子的人。你是一個有公共精神的人，我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有很多你可以施展拳腳的地方。”——不難看出，這位兩度拿過孫冶方經濟學獎的學者并不排斥處于這樣一個位置——轉軌經濟與國際地位日趨重要的中國金融最前線。

　　（二）

　　2011年7月，財務會計專業的戴倩（化名）本科畢業，進入一家國有商業銀行地方分行。“2011年、2012年（銀行）招人是比較多的。”戴倩宿舍四人有兩人選擇了銀行。

　　2011年，全國商業銀行凈利潤增速36.3%，達到歷史巔峰。但之后，各年凈利潤增速急劇下降，2012年腰斬，19.0%。到了2015年，增速跌至2.43%，一年的時間，5家上市銀行柜員減少近萬人。銀行躺著賺錢的時代終結了。

　　工作第二年，戴倩升為客戶經理，負責公司信貸。戴倩感覺到銀行業有向提供整體金融服務轉變。“特別是目前會跟銀行旗下子公司合作，做一些信托、融資租賃等業務，注重投資銀行等發展。”

　　轉折點在金融危機。外需疲軟后出口利潤下降。2012年開始，中國外匯占款流入放緩，銀行資金變得緊張。

　　銀行不得不發展理財產品、同業拆借等表外業務增加資金來源。這提高了銀行對市場利率的敏感度，也成為央行開放利率管制的一大推動力。德意志銀行高級分析師劉立男向澎湃新聞表示：“那段時間金融創新非常活躍。市場發展推動政策改革必須要做。金融創新便利了市場交易行為。像一些新的支付的體系也在逐步的建立，傳統的銀行業也面臨互聯網金融的挑戰。”

　　從多國經驗看，利率市場化是一場漫長的改革。法國從1965年到1985年，用了21年完成利率市場化，美國1970年到1986年，17年；日本1977年到1994年，18年；韓國1981年到1997年，17年。

　　1993年，中國提出利率市場化的構想，三年后，放開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利率市場化邁出實質性一步。2015年10月，央行宣布放開存款利率上限，19年的時間，中國的利率市場化終于在名義上走完最后一公里。

　　在完全放開利率管制前，需要完成一系列的前提準備。2003年啟動的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成功就是建立競爭性金融機構體系的重要一步。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向澎湃新聞表示：“國有銀行股份制上市后，金融機構的改革幾近完成。我們再推利率、匯率的市場化。經歷了主體到市場的過程，最終形成市場再到主體的一個良性的互動。”

　　2014年，士良買下一款理財產品。在郵政儲蓄銀行，他聽到大堂經理的推薦，兩萬元存兩年，4.2%利息分紅，比當時3點多的三年期銀行利率高出不少。因為年齡，年過七旬的士良并無法購買這些理財產品。幾天后，士良拿著孫女的身份證買下這款理財產品。

　　這位不懂利率市場化的老人在近幾年發現各銀行的利率已有了差別，為了收益最大化，不懂上網的他會去各個銀行了解利率做比較之后再存錢。

　　“不都是在銀行嘛。”在士良眼里，選擇銀行因為安全，即使是理財產品，因為是在銀行買的，“和存錢沒有分別”。

　　2013年開始，利率市場化開始提速。央行逐步擴大浮動區間并放開限制。7月，央行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管制，存款利率浮動上限為1.1倍，下浮不封底。

　　此前，央行以維持商業銀行的利差作為激勵機制，幫助其“在線修復”，而這種父愛式管制終會有一天放手。周小川就一遍遍苦口婆心地對銀行喊話，“一旦利率管制全部放開，將對商業銀行形成較大的市場壓力，這里面既有貸款競爭也有存款競爭，需要自己去對客戶做好解釋。”

　　在國有商業銀行工作的郭炎感受深刻。“競爭更激烈，小銀行跟你搶客戶。”存款利率上浮空間逐步擴大，中小銀行為了保證存款不流失，采取率先宣布上浮至頂的策略以保證優勢。2014年11月21日，存款利率上浮擴大至1.2倍，南京銀行和寧波銀行當晚宣布調整利率，上浮到頂。3個月后，存款利率上浮擴大到1.3倍，青島銀行、青島農商行、恒豐銀行等先后宣布上浮至頂。

　　一個星期后，副行長易綱在記者會上說：“存款利率浮動上限擴展到1.3倍以后，商業銀行的定價出現了不同的陣營。大銀行上浮得少一些，約在10%，中型銀行上浮20%左右，小型金融機構如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上浮得多一些，在20%到30%。”

　　2017年3月10日，中國北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易綱接受記者提問。 東方IC 圖

　　自主定價加劇了同業競爭，并最明顯地反映在了從業人員的工資上。郭炎說：“每年都降，一年不如一年。我今年（2016年）比去年明顯少3萬。”

　　這也必然導致了員工的流失。“一般新員工6個月到一年，走一半。流失率超59%。”郭炎說。

　　戴倩做客戶經理4年，見證了不少同事的跳槽。“一方面是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提供較高收入或職位，另一方面近年銀行業以外的金融行業發展較快，不少人會選擇去這些機構，比如信托證券。”

　　這些故事背后，離不開周小川對利率市場化的大力推動。2014年，周小川不止一次表達了要在兩年內實現利率市場化的意愿。

　　7月的中美對話記者會上，周小川直言推動改革的決心。“我感覺，中國最高層領導都是說改革要有緊迫感，要只爭朝夕，所以我們按此進行準備。”當時，利率市場化還差存款利率上限未放開和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

　　之后，幾乎每間隔三個月，央行就提高存款利率浮動上限一次。2015年5月，存款保險制度建立完成，2015年10月，存款利率上限完全放開。距離周小川重申改革時間表后不到兩年時間，利率市場化改革基本完成。

　　回顧改革，周小川說：“很多人認為，存款利率市場化是利率市場化的最后一步。其實，這最后一步我們是分若干小步邁出來的。”

　　魯政委表示：“在這個過程中，黨和政府基本是按照頂層設計的這個設計圖把它走出來了。先外幣，后本幣，先大額后小額，先貸款后存款。”

　　兩年前的一次城商行的宣講會上，他被告知全球第一千家銀行排名是中國的德陽商行。

　　“你知道德陽在哪兒嗎？”四川省轄地級市，他很驚訝，“足以見得中國銀行的發展。”

　　2003年5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央行發布的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規劃和調研工作，初步制定了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規劃。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周小川一直對價格改革與優化資源配置抱以希望。在2015年3月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小企業貸款難、貴和利率市場化有關系，如果價格存在剛性的話，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就會有一定的障礙，在利率市場化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市場供求關系就能得到更好的平衡。

　　但寄希望利率市場化通過價格調控緩解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至今未出現令人欣喜圖景。利率市場化與企業貸款間的關系并不如與銀行般明朗，在其他體制改革未跟上進程的情況下，一場在機制上放開了的價格改革對于金融生態的影響是有限的。

責任編輯：楊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