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的收入分配狀況持續惡化，財富不平等日趨嚴重。根據經濟學家Saez和Zucman的計算，1970年，美國前1%富人所擁有的財富占全美總財富的比例不到25%，到2020年這個比例就上升到約40%。而后面90%的人加起來，也只擁有全美國財富的約30%。收入分配惡化，貧富差距擴大，是美國一系列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重要根源。美國社會的財富不平等，為什么如此嚴重？

當地時間2021年2月17日，美國紐約，行人穿過第五大道。 本文圖均為 視覺中國 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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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他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里，為西方國家的財富不平等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解釋。這個解釋可以用一個極其簡潔的不等式概括：r>g。

　　先解釋一下這個不等式的含義：所謂的r指的是資本收益率，而g指的是整個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當r>g時，資本家積累財富的速度就會高于工人，因此隨著時間推移，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逐漸集中到少數資本家手里。

　　也許是簡單的理論更容易征服大眾。很快，皮凱蒂的公式就“出了圈”，在大眾媒體廣為流傳，甚至被許多年輕人印上T恤穿在身上。不過，現實世界要比皮凱蒂的簡化模型更復雜。當代西方社會發展到今天，社會階層相當復雜，很難截然區分成只依賴資本收入的“資本家”和只依賴勞動收入的“工人”這兩類。哪怕我們看美國前0.1%富人的收入，工資收入的比例也超過30%；如果把他們所經營的企業利潤算上，這一比例就超過60%。也就是說，“純粹”的資本收入只占他們總收入的40%不到。其次，對西方國家的普通老百姓來說，參與資本市場并獲得資本收益，起碼從制度上來講是不存在障礙的。

　　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皮凱蒂的理論從根子上就錯了？皮凱蒂的理論假設和結論值得商榷，但他的洞察非常重要。如果我們不從字面意思來理解r>g，而把它更廣義地理解為不同人群在財富收益率上的差異，那么它就是打開美國財富不平等之謎的鑰匙。

　　當地時間2023年4月20日，美國紐約，從哈德遜廣場的邊緣可以看到曼哈頓的景色。

　　錢能生錢

　　皮凱蒂的洞察之所以重要，一大原因是我們在數據中看到，美國財富不平等的狀況要遠比勞動收入不平等更嚴重。衡量不平等的另一個常用指標是基尼系數。美國勞動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5，而財富基尼系數高達0.8。這就是說，勞動收入的不平等，不足以解釋美國的財富不平等。而造成兩個基尼系數差異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富人的錢能“生出”更多的錢。

　　近年經濟學的一系列實證研究，確實表明富人的財富收益率是更高的。Bach等人（2020年）使用瑞典家庭數據發現，相比于財富處于中位數的家庭，富裕家庭在金融財富上的年收益率要高出4%。Fagereng等人（2020年）使用挪威稅務數據也發現，富裕家庭的財富收益率要顯著高于其他家庭。當然，這些研究都是基于北歐國家的，那么美國的情形又如何呢？

　　Xavier（2021年）的研究發現，美國家庭的財富收益率也與家庭擁有的財富數量呈正相關。從財富分布的第20百分位提升到第99百分位，財富的平均年收益率將從3.6%增至8.3%，增加4.7個百分點。4.7個百分點的差異是相當驚人的：兩個財富水平相當的人，如果收益率相差4.7個百分點，那么15年后他們的財富就會相差一倍。因此，富人的錢確實“生出”了更多的錢。

　　當地時間2023年5月8日，美國華盛頓特區，一名騎行者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騎自行車，遠處可以看到美國國會大廈。

　　富人和窮人的財富構成不同

　　一個新的問題自然出現了：為什么富人的財富收益率更高？這與財富的構成有很大關系。Xavier對美國不同家庭的財富結構做了細致的分解，發現窮人的財富以房地產為主，而富人的財富構成則更偏向“股權”；在前1%的富人里，股權占家庭資產的比例達到60%。這個股權，既包括對私人企業的所有權，也包括在金融市場購買的上市公司股份。在美國，股權的平均收益率要顯著高于房地產，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窮人和富人在財富收益率上的差異。

　　于是，我們不免要進一步追問：為什么窮人和富人的財富結構差這么多？首先，私人企業在前1%富人的資產組合里的比重超過40%。對這一事實的一種正面解讀，是一部分很有企業家精神的人，通過興辦企業，將企業家精神加上資本的杠桿，因而發了大財。這種解釋是可以得到其他事實的支持的。在美國的億萬富翁里，的確有相當比例是靠自己奮斗而迅速積累財富，而并非依靠“祖蔭”吃老本。例如，在2017年美國《福布斯》400富豪榜上，超過50%是“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這種形式的財富積累，本質上是對企業家精神（以及企業家所承擔的經營風險）的回報。

　　另一方面，窮人和富人在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上的差異，就不是那么容易解釋。從制度上講，美國的窮人并沒有被排斥在股票市場之外。美國的金融尤其是股票市場相當發達和便捷，各類中介服務也很豐富，為什么窮人不將自己的其他資產換成平均收益率更高的股票？一個原因是，股市有風險。相比而言，富人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承擔風險，因此股票的更高收益率是對風險的一種補償。上面提到的Bach等人的研究也發現，瑞典富裕家庭在金融財富上的高回報率，本質上是對他們所承擔的更高風險的回報。

　　然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個部分。經濟學的實證研究表明，不同人群在金融知識和素養上的差異很大，而金融知識更多、對金融市場更熟悉的人群，能夠通過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更好地分攤非系統風險等，在同樣的風險暴露水平下獲得更高收益率。因此，他們參與股票市場的頻率要高得多。實證研究同時發現，金融知識的多少，與受教育程度和財富水平都顯著正相關。在沒有制度性障礙的情況下，窮人和低教育人群未能更多地從股票市場獲益，就尤為可惜。減少對金融和股票市場的負面宣傳，打破大眾對金融和股票“不勞而獲”的刻板印象，也許是改變的第一步。

　　向財富/資本的收益征稅？

　　看到這里，我們也就明白，美國財富不平等的關鍵原因在于財富或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從政策上來講，如果政府對資本的收益征稅，能有效降低財富不平等的程度。然而，這不幸是一劑猛藥。對資本的收益征稅，首先會降低人們進行儲蓄和投資的欲望，讓經濟增長變慢。其次，資本是“長了腳”的，比起勞動更容易在不同國家之間流動。一個國家對資本征稅，反而可能成為其他國家吸引外資的機會。最后，正如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在美國富人的資本收益中，有相當比例是對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所承擔的風險的回報。如果對資本收益的稅收挫傷了企業家精神，就將傷及經濟增長的源動力。一旦經濟增長放緩，普通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就可能受損。

　　一向熱衷慈善、誓言不將財富留給后代的比爾·蓋茨，也認為我們不應誤傷“好的”資本：“假設有三個不同類型的富人。一個將資本投入他的企業，另一個將她大部分的財富捐贈給慈善事業，第三個花了很多錢購買游艇和飛機等。雖然這三個人都增加了財富不平等，但我認為比起第三個人，前面兩人為社會創造了更多價值。”據此，他認為更合理的辦法是開征累進的消費稅。然而，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這恐怕無助于降低財富不平等，甚至可能加劇財富不平等。

　　于是，我們又繞回到那句著名的格言：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世間難得兩全法，一個社會對財富平等的追求，最終取決于整個社會愿意為此付出多大成本。

　　（作者奚錫燦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與環境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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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許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