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第十八屆中國改革論壇”于2020年11月29日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出席并演講。

　　采取更加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增長指標

　　劉世錦表示，中國經濟全年可爭取2%左右的增長率，今年由于疫情的沖擊，并沒有提增長速度指標，他建議明年的經濟增長可參考“以就業指標打頭，GDP指標收尾”的指標體系。他呼吁，“十四五”期間把全社會統一的就業指標做好。

　　劉世錦還表示，除就業指標以外，還應該采取一些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標，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價水平、宏觀杠桿率、全要素生產率、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等等。“GDP指標還是要的，但應該是預期性、結果性、后置性的，不再作為掛帥指標。事實上，前面的指標處在正常或者好的區間，GDP增速就是適當的”他認為。

　　提升增長的質量

　　劉世錦表示，實現2035年的遠景目標，既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長的質量。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劉世錦引述一些研究認為要實現這樣的增長速度，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者是要達到6%甚至8%以上才能實現。

　　“從潛在增長率講，今后15年平均增速要達到4.7%難度很大。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不能躋身于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很重要的是匯率變化，而匯率變化直接與經濟增長的質量相關”，劉世錦表示，據自己的研究團隊初步研究成果表明，日本、德國等二戰以后的發展經歷表明，一段時期內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匯率升值的貢獻要大于經濟增速的貢獻。

　　“今后15年要實現上述目標，我看很多人現在又開始說速度要達到多少才行，實際上有些速度是達不到的。但是匯率問題背后是經濟增長質量的問題，所以我們更應該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提高要素生產率”，他強調。

　　釋放結構性潛能，實施更大力度的改革

　　隨著經濟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宏觀政策應相應回到正常狀態。劉世錦認為，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重要區別在于，我國還有相當大的結構性潛能能驅動增長，主要不是依賴于宏觀刺激政策。但是面臨的問題是，高速增長期結構性產能，像房地產、基建、出口等等動能已經逐步消退，所以“十四五”期間要著力發掘與中速增長相配套的潛能。

　　劉世錦提出了“雙循環”的“1+3+2”結構性潛能框架，“1”是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有更好的要素集聚效率，今后五到十年這個范圍能提供70%-80%的增長潛能”。

　　“3”是指在實體經濟方面，要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礎產業效率不高的短板，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補這個短板是要給全社會降成本。二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的短板。今后十到十五年，中等收入群體應該力爭實現倍增，就是由現在的4億人增加到8-9億人。補上這個短板，擴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同時擴大人力資本。三是基礎研發能力不強的短板。基礎研究源頭創新是內循環中的“卡脖子”的環節。這個環節補上以后才能夠有效的應對外部卡脖子的問題，中國才有可能真正成為一個創新型的國家。

　　“2”是指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

　　劉世錦強調，上述結構性潛能在今后5-10年都能夠起作用，但是現在不同程度的受到體制機制政策的束縛，所以應該通過更大力度、更有實效的改革開放使這些結構性潛能“變現”。

　　劉世錦提出五大改革：一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同時創造條件允許宅基地使用權向集體組織外部流轉。二是推動空間規劃和公共資源配置改革。應該尊重人口流動的市場信號，按照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標，財政補貼資金等等，并依照人口布局變化定期調整城市規劃。三是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通信、金融等在內的基礎性產業領域改，應該在放寬準入、促進競爭上，要有一些標志性的實質性的大動作。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關鍵是要逐步打通農村社保和城鎮居民社保的銜接，分期建設主要面向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村進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領域改革。在創新居于前列、科教資源豐厚的城市，比如杭州、深圳和內地一些城市，像當年辦經濟特區一樣，創辦高水平大學教育和研發特區，突破現有體制機制政策的不合理約束，在招生、人員聘用、項目管理、資金籌措、知識產權、國際身份等方面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

　　對外開放

　　劉世錦認為，我國在全球市場經濟體系建設和競爭中要發揮引領作用。全球化是全球市場體系的發展，是不同經濟體市場市場體系的競爭。“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倡導者、維護者，在全球市場體系發展競爭中，我們現在不能落在后面，也不能擠在中間，應該站到前列，占領制高點，起引領作用”，他建議，打出“三個零”這張牌：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這個推行很不容易，但是把這個牌打出來，就站上了國際博弈的制高點”。

　　我國目前已經簽署了RCEP協議，正在積極考慮加入CPTPP，在劉世錦看來，我國通過加入較高水平的區域合作組織和協定，形成制度規則性開放的新格局。“我們在國際談判中涉及到的一些難點焦點問題，比如打破行政性壟斷，公平競爭，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國資國企改革、產業政策轉型、改革補貼制度、轉變政府職能、維護勞動者權益、保護生態環境和綠色發展等等。這個不是別人要我們改，而是我們自己主動要改”。

　　他強調，要通過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促進相關領域深化改革，加快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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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