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元春

　　從未來來講，五年很重要的是后疫情時代如何修復疫情所帶來的結構性、趨勢性、深層次的變化，大家會看到疫情并不像女巫的詛咒，不是在解咒之后就恢復原樣的。實際上，不僅僅面臨著不確定性，同時還面臨著很多結構性的變化，這是很重要的。

　　當然，對于我們而言，未來五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我們的測算，到2020年底中國人均GDP將達到1.1萬美元，中等收入陷阱的門檻值是12375美元，每年按照200美金左右的增長，到2025年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將達到1.35萬美元的水平，我們預測中國2025年的人均GDP在1.37萬美元，因此這是很重要的變化。

　　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突破低收入陷阱是必須的，但關鍵標志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更重要的一個是我們看到對一系列的目標值的測算，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要想達到十九屆五中全會所提出來的一系列指標，中國在未來的五年需要的增長速度應該是在平均5.5%的水平。

　　一個是未來五年，另外一個是未來15年，因為我們要實現人均GDP翻番，中國在未來15年要達到4.8%左右的增長速度，從我們對潛在增速的測算來看，這是很困難的，我們就會引申出來十九屆五中全會很重要的幾大戰略。

　　第一個是技術，關鍵技術、核心技術的突破，新一輪的技術紅利；第二個是關鍵制度的改革，來構建第二輪的紅利；第三個是人才強國、教育強國的構建，來構建人力資源紅利；第四個是要突破目前的這種亂世，來打造新的競爭平臺和新的競爭力，從而實現下一輪的全球化的紅利。

　　這四個方面是中國未來戰略的核心，而這四個戰略又統籌在新發展格局之中，這是我們國內的狀況；我們經常會討論中國依然是世界的一部分，對于未來而言，我們認為未來五年一個很重要的參數變化是中美大國之間的比重問題，去年底中國GDP達到美國GDP的68.4%，今年估計會超過71%，到2025年可能會達到85%，85%就意味著我們從嚴重不對稱的博弈向對稱的博弈進行轉變的過程，中美之間的博弈特別是極限施壓到底怎么樣？未來五年是關鍵，未來兩年更為關鍵。我們到底能否在上述的這四大方面作出決定性的突破，是中國能否保證經濟增長速度和保證大國關系發生質變的很重要的基礎。

　　對于世界，未來有幾個關鍵的問題：

　　第一，幾低幾高為特征的全球停滯，是不是在后疫情就會結束？目前我們看到的是未來整個修復期比想象中要長，長期停滯的問題不僅僅沒有解決，可能反而會加劇，也就是說增長更低、利率更低、投資貿易增速更低、債務更高、風險更高的“四低四高”的格局沒有改變，反而在疫情沖擊下，我們認為這些參數是加劇的。

　　第二，美國本身的修復是否存在著可能？在2017年、2018年的特朗普時代，美國經濟有過九年的拓展期，未來五年美國到底是進入一個持續的下行期，還是會煥發一個新一輪的擴張？目前大家可以看到美聯儲對自己的判斷，認為未來幾年是連續的下行期，并且增長速度將會從過去2%左右下降到1.5%左右，當然這個故事對于中國而言是好消息，美國GDP增長1.5%，中國平均增長5.5%，四個百分點的差距能夠保證中國與美國相互博弈的力量基礎。

　　第三，目前可以看到，美國經濟存在著四大難題，特別是政治極化、兩極分化以及實體經濟和金融之間的對比，這四大問題是美國經濟未來修復很重要的幾大難題。當然，新興經濟體是否會在未來持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能？大家都會對未來五年、未來10年作出一些展望，特別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認為我們將會從目前的50%的狀況上升到決定主導的狀況，當然，目前來看依然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因此中國在新興經濟體的地位是值得我們重點思考的。

　　第四，全球債務問題是否得到了緩和？下一輪處理金融危機的一些手法現在還是否管用？最近我們可以看到，10月份國際金融論壇做了一個最新的統計，全球的債務總量已經達到了272萬億美元，債務率已經從去年的320%上升到目前的365%，也就是說今年前10個月全世界債務率提升了40多個百分點，這種狀況導致了在高債務、低利率的組合下，世界開始走鋼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看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應對方法已經解決不了目前的一些新的問題。

　　第五，大家都在討論技術進步，2014年到2017年美國學術界曾經進行了幾輪的大討論，其中一個最簡單的討論是“索洛悖論”，即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下降，這是諾貝爾獲得者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來的。最近又發生了這種狀況，大家看到發達國家TFP值在強勁地下降，同時高技術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下降得更明顯，而不是像很多人展望的那樣，通過5G、人工智能使中國的經濟增速重現歷史的輝煌，而是與此相反。

　　因此，這里面引申出來的是技術的問題，我們是否又到了一個門檻值。因為大家會看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技術進步的很重要的幾大前提，第一個是專利出現了封閉現象，第二個是研發水平大幅度的提升。而目前專利增長速度水平大幅度下降，而且研發投入也是大幅度下降，我們判斷產業革命以及技術革命有五大要件，目前來看這五大要件并不成立，未來五年寄希望于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帶領人類走出目前的這種亂世和低迷的狀況，很難。

　　第六，更重要的是中國面臨著更基礎性的問題，那就是人口老齡化的問題，而老齡化的問題，目前北歐和日本的老齡化是否有解決的辦法？沒有，至少在經濟增長上沒有解決的辦法。同時更重要的是，它導致了整個儲蓄率發生了系統性的變化。

　　第七，現在全球的很多問題來源于一個技術變量，就是增速的下降，導致蛋糕越變越小，從而導致分配的模式發生了質的變化。這是一個基礎性的變化。

　　第八，就是收入分配兩極化。大家可以看到，各個國家的收入分配的格局在過去10年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整個世界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與1928年的狀況大致相當，所以人類又來到了一個超級時代。

　　第九，比財務分配的問題更嚴重，就是通過對拉美的研究發現即使在收入分配上有所改變，但由于民眾的關注點發生了不一樣的變化，依舊會產生社會矛盾。最明顯的是智利的基尼系數得到了改善，但在這些年里面所出現的騷亂比以往多得多。當然民族主義是否有所化解，也不會。

　　因此，我們會看到一系列的問題，導致逆全球化的問題比我們想象的要深、要重。過去12年中發生逆全球化，貿易總量除以GDP的比重下降了4個百分點，但今年前10個月這一比重下降了5個百分點。在未來五年中，貿易全球化基本上修復不了疫情所帶來的沖擊，更為重要的是疫情之后為所有的經濟主體提了一個醒，目前的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布局使各國處于非常不安全的狀況，從而導致大家都在進行著疫后的產業鏈的重新布局。

　　逆全球化方面，按我們的研究，只要涉及到大國之間的博弈、修昔底德陷阱這些因素，一般要持續20年左右的時間，最為典型的就是1928至1948年人類歷史上的這一次大的調整，目前調整了12年，是不是未來五年就會停止？答案很明確：不會停止。地緣政治在基礎參數的變化下的確會出現一些大的變化，同時一些非系統性的事件在這樣的格局中隨時會演化成系統性的危機和變化，這就導致了大時代的規律和一些突破點是我們的戰略家難以進行預測的。

　　這幾個方面說明了什么？說明了目前世界上所面臨的九大超級問題不僅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在當下和未來將進一步惡化，更為重要的是過去解決這九大問題的一些傳統方法在目前的格局中都已經失效，因此在這種狀況中，在戰略性思考的時候就需要超越歷史的框架，來進行一些新的思路構建。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