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李鐵的“中國人口過剩論”錯在哪里?

梁建章:李鐵的“中國人口過剩論”錯在哪里?
2020年06月23日 08:09 新浪財經

  李鐵: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將面臨的是長期過剩,而不是供給不足

  梁建章:李鐵的“中國人口過剩論”錯在哪里?

  梁建章、黃文政

  前不久,經濟學家李鐵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文章認為:“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將面臨的是長期過剩,而不是供給不足。人口過多,導致發展面臨的短板難以補齊。”我們認為,上述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其貌似專業的觀點極具誤導性,我們很擔心類似觀點有可能繼續拖累整個人口政策改革的進程。

  李鐵是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他提出的要加快城鎮化的建議和在相關領域的貢獻非常值得認可。但是他在人口經濟方面的論述卻似是而非,近幾年多次發表“中國人口過剩”的觀點。比如他說中國還有“八億農民,人均耕地一畝多,所以還有很多過剩人口”,其實最近幾年去過農村的人都知道,農村的年輕人絕大多數早已在城市打工,從事農業的大多是老人。

  李鐵說因為這些(農村)人口的就業問題還沒解決,所以導致中國就會有長期過剩的人口。言下之意,如果人口少了,這些人的就業就解決了。實際上,這種把就業和人口關聯起來的思維,是非專業人士經常犯的錯誤。人口既是勞動力,但同時也是消費者,會創造需求和就業機會,這是經濟學的常識。照李鐵的邏輯,地廣人稀的俄羅斯還會有失業問題嗎?至于人口密度遠高于中國的韓國,就要普遍失業了嗎?如果研究一下人口和失業的經濟理論,再研讀一下各國的數據,不難得出人口和就業率高低基本無關的結論。

  “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將面臨著過剩,因為它會出現技術替代”,這個觀點是非專業人士非常容易因想當然而犯錯的觀點。主流經濟學家對此的觀點是,技術進步會取代一部分工作,但是又會創造很多工作。一百年前,大部分人還在從事農業,后來大部分人從事制造業,現在大部分人從事服務業。未來有更多的人從事創新、文化、娛樂、醫療和護理的行業。技術越進步,人口對資源的消耗就越小,人口多的負效應也就減小。技術越進步,人口多所帶來的創新和需求的規模效應就更加明顯,人口的正面效應就越大。所以人口在當代會成為財富而不是負擔。隨著技術進步推高了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在邏輯上,各方更應該珍惜人口規模帶來的正面效應,擔心人口萎縮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李鐵還說,“老齡化這個問題不是不能得到解決的問題,何況我們現在離日本還有20年的差距,而且這20年差距僅僅是說我們現在看老齡化率上是20年差距”。李鐵對于人口問題的緊迫性判斷完全錯誤,中國現在老齡化程度跟日本差20年,但是任何人口政策改革的效果往往會有20年的延遲性,因為多生一個小孩,或者少生一個小孩,要小孩長大工作了才會對經濟有影響,所以經濟的影響有二十年的延遲。我們已經無法改變今后20年有多少年輕工作人口,二十年后我們已經必然面臨和日本現在一樣嚴峻的人口形勢,我們所能做和必須做的,是防止這種趨勢惡化下去。扣除二孩生育堆積效應,我們現在的生育率比日本還要低很多,日本的生育率1.4,中國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未來的問題比日本還要嚴重得多。面臨如此悲觀的形勢,李鐵怎能輕描淡寫地認為還有幾十年時間來解決問題。其實,現在還有任何理由不完全放開生育嗎?中國生育率幾乎是全球最低,我們還是極少數限制生育的國家,就像一個瘦骨嶙峋的病人還在吃減肥藥,居然還有些人對此絲毫沒有緊迫感。

  李鐵又說,“(中國和日本老齡化問題)而且這20年差距僅僅是說我們現在看老齡化率上是20年差距,要把人口基數納入進來的話,可能不是20年,可能是30年到50年的差距”。言下之意,中國因為人口基數大,所以低生育率就不是問題。但是主流經濟學觀點是,老齡化指標是指每個年輕人口所需要撫養的老人數量,跟人口基數沒有關系。人口基數大,年輕人固然多,但老人的數量也多了。只要人口撫養比上升,中國就不得不大幅度延長退休年齡,或者大幅度加重稅負,來彌補養老社保基金的巨大虧空。

  總之,李鐵中國人口長期過剩的論據是錯誤的,論證過程很具誤導性,結論當然也是完全錯誤的。我們認為,除了以上錯誤以外,李鐵還忽略了人口經濟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人口多帶來的創新和國力的規模效應,也就是說人口越多,市場越大,人才越多,就能產生更多的科技創新,從而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強的國力。尤其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時代,得益于美國和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和人才規模,中國和美國兩國的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產業幾乎碾壓世界其他國家(詳見后文)。中國的發展短板并不是因為人口過多。相反,人口眾多是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升的有利因素,更是中國的核心優勢,我們應該盡量維持而不是消減這種優勢。

  目前的現實是,中國過去三年出生的人口正在以每年3%的驚人速度遞減,未來隨著現在這批年輕人面臨更高的房價、工作和子女教育的三重壓力,生育率還會繼續下降。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將面臨無比嚴峻的低生育率危機。在這種形勢面前,“中國人口長期過剩”的論點可謂是“謬以千里”。

  附錄:

  以下,我們再詳細論述一下幾個和李鐵完全相反的觀點:

  一、人口增加并不會加重就業困難

  二、技術升級不會導致人口過剩

  三、現代科技讓人口規模更加重要

  四、減少人口數量無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一、人口增加并不會加重就業困難

  從李鐵的表述來看,他似乎認為勞動力過剩是因為人口過多。但實際上,勞動力是否過剩是相對工作機會而言的。所有的工作機會都來自人的需求,人口多會導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機會也變多。中國每年需要就業的人數超過歐洲和美國的總和,但中國人口總量也更大,衣食住行的需求也更多,因此工作職位也多于歐洲和美國的總和。

  整體而言,人口規模對就業的影響為中性,但略偏正面。這是因為人口越多,求職者與工作機會越容易匹配。比如,在人少的地方,一個有表演才華的人,因為觀眾太少也許只能把表演當成愛好,但到人多的地方就可能成為一個專業演員。再者,人口多的社會復雜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機會。如果中國人口只有現在的1/5,教師、售貨員、出租車司機這些職位可能也只有現在的1/5,但航天、高鐵這類唯有人口大國才能支撐的行業職位可能就不存在了。過去30多年,中國人口從內陸到沿海,從鄉村到城市,從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從人少往人多的地方遷徙。這也印證了,人口越多,就業反而可能越充分。

  這種關系可從數據中得到印證。下左圖顯示,在全球180個有數據的國家和地區里,人口密度越大的國家失業率明顯更低。其中,地廣人稀的阿根廷和俄羅斯,失業率分別為10.6%和4.3%,遠高于地少人稠的日本(2.3%)和德國(3.1%)。而下右圖顯示,在中國27個省區里,人口密度與城鎮失業率關系微弱。如果不考慮因為人口密度太低而情況相對特殊的幾個民族自治區,人口密度與城鎮失業率呈明顯負相關。

  圖1:人口密度與失業率的關系

數據來源:世界各國失業率來自維基list of countries by unemployment rates,人口密度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數據來源:世界各國失業率來自維基list of countries by unemployment rates,人口密度數據來自世界銀行。

  中國各省區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其中,各直轄市歸入最近的省份一并計算,以避免直轄市拉低圖中人口高密度地區的失業率。

  那么我國人口變化對勞動力供給有何影響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從2012年起已經連續八年下降,平均每年減少340萬人。由于現在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都是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而且不斷走低的年代,除非中國大力鼓勵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則勞動年齡人口的衰減趨勢會長期延續下去,甚至可能不斷加速。

  從李鐵的言論來看,他可能認為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有助于緩解所謂的勞動力過剩。但人口眾多并不意味勞動力過剩,人口減少也不意味著勞動力短缺,我們從來不認為勞動力短缺是全面放開并大力鼓勵生育的理由。

  在長期低生育率下,由于年輕人口減少造成勞動力萎縮先于消費市場萎縮,人口銳減在初期可能會帶來勞動力短缺,尤其是在那些需要新技術和技能的行業。但長期更可能造成勞動力過剩。因為低生育率除了弱化人口的規模效應外,還會減少孩子在未來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比成人,孩子更具可塑性,更容易適應未來的生活方式,既蘊含旺盛的未來消費需求,又能學習和掌握未來所需的技能。孩子從出生到成年,要經歷生長、學習、婚戀、養育等過程,其中包含的一切消費需求,都能成為工作機會的源頭。孩子的比例越高,社會對未來技術變化的適應性越好,不僅知識更新更迅速,而且創新創業也更活躍,讓工作技能和工作機會更容易匹配,進而促進充分就業。

  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萎縮,恰恰降低了那些更適應未來經濟循環的人口的比例,與此同時,客觀上又加大了未來就業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從而惡化就業形勢。特別是那些教育背景和家庭環境更好的家庭,目前往往生育更少,導致情況更為雪上加霜。

  舉例來看,東北的生育率在中國幾大區域中長期墊底,人口已經開始處于加速萎縮狀態。根據《中國就業景氣報告》,從有數據的2016年開始,東北的就業景氣指數在每個季度都在中國幾大區域中墊底。在最新的2020年第一季度報告所列的55個城市里,沈陽、長春和大連的就業景氣指數分別為倒數第2、第7和第10。當然,就業市場的不景氣,應當與近年來東北經濟不景氣有關,但同時也印證了,人口萎縮惡化并不會緩解的就業形勢。

  二、技術升級不會導致人口過剩

  李鐵在文中提到:“我們將進入技術升級和制造業升級的時代,未來工業勞動力需求的減少已經是大趨勢。”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但完全不支持李鐵所說的中國人口太多的結論。

  技術升級帶來的效率提升,讓人們可以投入較少的工作時間來贏得更多的閑暇。更多的閑暇會創造更多的需求。更多的需求需要更多的商品和服務來滿足,并催生新的行業和就業。比如,汽車的出現,固然導致馬車夫失業,但卻創造了諸如客車和卡車駕駛、汽車研發、制造、修理等職位,汽車行業的從業者要遠多于以前馬車行業。正是由于技術進步能夠產生更加多元的需求和供給,因此技術水平程度越高的社會,整體上就業可能越充分。一個數學天才在現代社會可能成為一個數學系的教授,但在農業社會卻可能是村里的游手好閑之徒。

  雖然技術升級對就業市場的長期和整體影響是正面的,但也可能產生短期和局部的沖擊。特別是在現代經濟中,各個行業高度專業化,一旦某個行業的工作被新技術取代,該行業從業者長期積累的技能將失去用武之地,這些人會面臨如何轉型從事新行業的就業困境。如果人口相對年輕,這種新技能的轉型會比較順利。反之如果人口老化,這種轉型會變得很痛苦,就會使得產生比較高的由于技能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失業,也會使得老齡化國家在這些新行業中的國際競爭失去競爭力。

  有人會說,如果有一天所有工作都可由人工智能勝任會怎么樣?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來,就意味著人類無需勞動就可獲得物品與服務來滿足自身的需求,社會的主要問題將變成如何把商品和服務分配給個人。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技術的變化最終促使人類回歸其更基本的意義,即生存、繁衍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們還會限制多胎嗎?

  三、現代科技讓人口規模更加重要

  李鐵說:“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從低要素支撐的‘世界工廠’時代翻篇了。我們將進入技術升級和制造業升級的時代,未來工業勞動力需求的減少已經是大趨勢。即使在加大各類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情況下,我們也會發現,技術和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是普遍現象,而不是倒退到幾十年前,靠人海戰術進行各種大生產。”

  李鐵的言下之意是認為人口規模不再重要。其實在技術升級時代,雖然工業勞動力的需求大幅減少,但人口規模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重要。這是因為,龐大的人口規模對于經濟的意義不只是勞動力,優勢也不只是低技能勞動力,更是市場需求的細分和多樣化。經濟和科技發展最根本性的動力來自于需求。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眾多的人口能促成細分、多樣化、競爭激烈的更大市場。

  近年來,美國極力阻礙華為設備進入西方通訊市場。對此,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澳大利亞市場還不如廣州移動大,新西蘭市場還不如我的老家益陽大。華為連廣州移動都沒有提供產品,少幾個國家也無所謂。”徐直軍的直言,充分體現了巨量人口規模給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帶來的底氣。得益于眾多人口,中國現在的制造業在世界上規模最大、門類最全。雖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已經明顯高于東南亞等國家,但巨大的市場規模及產業的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會讓很多高附加值的產業仍然選擇留在中國。

  李鐵似乎認為技術和資本比勞動力更重要,但他恐怕忘了技術和資本有賴于人口規模的重要支撐。目前人工智能、互聯網和5G技術發展最好的國家,恰恰是美國和中國。這是因為,美國是人口最多的發達國家,美國過去就仰仗在發達國家中最多的人口及全球最大的市場規模,成為高科技、互聯網、電影和金融服務的世界中心,突出表現在谷歌、亞馬遜、臉書等公司幾乎壟斷了全球互聯網市場。而中國是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全世界只有中美兩國有如此大量的數據、大規模的計算和應用場景。所以全世界最大的互聯網和人工智能公司都集中在美國和中國。而老牌的科技強國如西歐國家和日本在這一輪的科技競爭中卻落后了。

  在科技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時代,少數杰出人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李鐵也提到:“當前我國的問題是,如何提高人口質量和改善人口結構。”但質量與數量是相輔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在同等質量下,人力資源的總量與數量成正比,因為聚集和規模效應,甚至可能呈現加速正比關系,也就是說數量多一倍,總體力量多一倍還不止。

  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個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隨機分布,人口規模越龐大,具有杰出特質的人就越多,只要選拔人才的機制公平,讓人才發揮作用的環境合理,最后脫穎而出的人也會越優秀。在其他條件一樣的前提下,從13億人中選出的最優秀的1萬人,肯定比從3億人中選出的1萬人要更優秀。未來幾乎所有中等發達國家都有能力普及高等教育,所以在這個要素基本相當的情況下,各國到底會出現多少天才,根本上將取決于其年輕人口的規模。年輕人越多的國家,將越多出現為社會進步做出巨大貢獻的天才科學家。

  人口規模效應是通過人力、物品、資本的需求和匹配來實現的,所以在一個體系內,交流和交往越密切,人口規模效應越大。到信息時代,通訊和交通的便利,使得交流和交往與人口規模呈超線性關系,也就是說人口多一倍,交流和交往會多不止一倍,這更加凸顯規模優勢對競爭力的強化作用。而且高科技行業里,產業鏈條越來越長,人口規模帶來的市場和人才等綜合優勢更為重要。

  對一個國家來說,其內部的語言、法規、市場壁壘越小,通訊和交通越發達,信息和人員流動性越大,規模效應越能體現。主權國家是現代世界框架下的主體單位。主權國家內部交流和交往的流暢性一般要遠好于國家之間,至少決策的權力和責任能夠維持一致。所以在西方體系內,美國憑借其內部語言文化一致和政治統一的優勢,盡管人口總量不及歐盟,但科技尤其是新興科技卻遠勝于歐盟,使得美國人均GDP在主要發達國家中處于最高之列。

  中國的核心優勢,在于擁有語言相通、文化一致、聰明勤勞、追求世俗成功的十多億人口。數倍于美國并超過整個西方體系的人口規模,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底氣。美國在1960年代就曾討論高鐵計劃,但現在依然是空中樓閣,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夠,經濟合理性不大。而中國高鐵建設之所以能夠高歌猛進,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人口規模優勢。同樣,中國的半導體行業在被美國制裁后,依然可以頑強發展,就是因為中國有更大的市場,以及科技人才和研發投入的規模優勢。

  相比之下,俄羅斯面積是中國的1.7倍,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大學學歷人口比例全球最高。但俄羅斯僅有1.43億人口,除非整合到更大經濟體,與中國、美國和歐盟完全不是一個體量。也因為如此,俄羅斯除了能源和軍事工業外,幾乎在任何行業都沒有競爭力。即便其軍事工業,主要也是依靠之前人口規模更大的前蘇聯時期留下的底子。

  雖然目前中國人口總量是美國的四倍多,但實際人口優勢卻沒有這么大。首先,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與美國在語言、文化、安全上是一體的,在科技交流與合作上更密不可分。這個體系的人口資源至少有4.5億而不只是美國的3億多。其次,美國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又顯著放大了美國實際可利用的人口基數。目前,美國的企業家和科學家里有1/3左右是移民,如果再計入第二代移民,這個比例可能上升到1/2左右。

  也就是說,中國目前在人口規模上的優勢的很大一部分,卻被美國與其他英語國家的一體化,以及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廣納精英的能力所抵消。更關鍵的是,中國的自然生育率遠低于美國,按目前的趨勢,如果無法大力提升生育率,兩三代人以后,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就將跌至美國的水平,中國將徹底喪失對美國,更不用說對整個西方的人口優勢。李鐵作為能影響決策的官方智庫重要學者,面對這樣令人痛心的趨勢毫不在意甚至樂觀其成,實在令人遺憾。

  四、減少人口數量無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李鐵說:“我們現在發展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收入結構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主要是中低收入人口過多,嚴重影響了未來可能激發的消費和投資潛力的釋放。這也是未來發展中可能出現的短板。”

  李鐵似乎在說,因為人口太多,中國才有那么多貧困人口。但我們同樣可以說,因為人口眾多,中國才有這么多富裕人口。因此,真正有意義的是貧困人口的占比,或者整個國家的人均GDP。這方面一個非常大的誤區是,雖然中國GDP總量世界第二,但因為人口太多,人均GDP卻不是很高。其實,但更恰當的表述是,中國還只是一個中高收入國家,整體經濟實力就已經居于世界第二位。

  也就是說,人口眾多可以說是中國GDP總量巨大的原因,而不是中國人均GDP依然不是很高的原因。這種表述不是文字游戲,而是有深刻的經濟學含義。這是因為,歸根結底,GDP衡量的是經濟活動,即需求與供給的匹配。其中人均GDP反映技術水平,即需求與供給匹配的效率。而GDP總量反映的是匹配的價值總量。這意味著,一個社會技術和經濟效率基本決定了其人均GDP水平。在同樣的技術水平下,人口越多,GDP總量就越高。比如,在歐盟內部,除了發展水平較低的南歐和東歐外,其他國家的人均GDP都差不多。人口多一倍的國家,GDP總量差不多也多一倍。

  其實,根據我們上節的分析,更準確來說,如果其他基礎條件相似,人口更多的國家,人均GDP甚至應該更高,只是歐洲內部較高的流暢性,弱化了不同國家的人口規模效應。但在歐盟內部,經濟和科技最發達的地方也是人口密集的都會區,即使在國家人口密度不大的北歐,情況同樣如此。

  這種人口與經濟發展的正相關性在一個國家內部能更清晰地呈現。比如,中國人口密度最大的5個省區(不含直轄市)分別是江蘇、山東、廣東、河南、浙江。除河南外,其他4省也是中國人均GDP最高的幾個省。當然,影響經濟發展的除了人口這個基礎因素外,還有歷史軌跡、教育水平、文化和制度等因素。

  那些相信人口太多拉低人均GDP的人,潛意識中把GDP視為存量。對于固定的存量來說,參與分配的人越多,自然平均到每人就越少。但GDP其實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我們所享用的物品和服務幾乎都是在過去幾年或幾十年內創造的。宏觀上的存量如果不通過積累轉換成長期創造流量的能力,那么很快就會被消耗掉。

  由于GDP是單位時間內生產和消費的價值,經濟體的富裕程度,也就是人均GDP的高低,取決于消費需求和生產供給能夠實現多少匹配。每達成一次匹配,生產和消費同額增加,社會財富增多。那么人口對這種匹配的作用如何呢?

  首先,人口越多,居住越密集,現有的需求和供給的匹配越容易。即使在人均意義上,城市也比鄉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因為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很稀奇的物品和服務都可能有商家和機構愿意提供。隨著社會復雜程度的增加,需求和供給更多樣化和個性化,因此大城市的優勢將來會越發明顯。

  其次,人口越多,現有的需求和供給越可細分,專業化越高,勞動效率越高,匹配效率越高。比如,珠三角制造業各種專業的技術工種不計其數,相互關聯,零配件的種類和型號更是數以千萬計,這種專業化和綜合化的優勢是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難以復制的。

  再次,人口越多,社會經濟復雜程度越高,越容易產生新的需求和供給,孕育新的產業和經濟增長點,達成新的匹配。比如,中國的航天、高鐵和印度的電影,都是中小國家難以支撐的。

  也許有人會說,發展經濟需要自然資源,而自然資源是存量不是流量。但從使用價值來時,自然資源其實也是流量,因為資源的使用價值是隨著人類科技發展不斷變化的,100年前很少人能認識到石油和稀土的價值。更重要的是,現在自然資源占商品和服務價值的比例整體不到5%,而且會越來越低,遠不到人口聚集帶來的效率提升所創造的價值。經濟活動是圍繞人進行的,有人的地方才有需求和供給,而資源永遠是為人服務的。

  總體來說,廣義的交易成本占GDP比例遠高于自然資源的貢獻,因此,只要發揮得當,人口眾多的規模和聚集在節省廣義交易成本上的優勢,很大程度可以彌補甚至超越自然資源相對較低的不足。如果把財富看成存量,分享的人越多,人均當然越少。但從長期和宏觀的視角來看,財富是流量,是經濟體內消費需求和生產供給的匹配。參與經濟循環的人越多,需求和供給的匹配越容易,效率越高,循環越順暢,人均創造和享用的財富也可能越多。

  認識到人口對經濟發展的意義,就知道人口萎縮對人均GDP提升的影響是負面而非正面的。這點能從東北的發展得到印證。東北資源豐富,人口在全國占比不斷下降,近年更是進入絕對負增長。與此同時,東北人均GDP增速卻大大低于全國人均GDP增速。從1980年到2019年,東北占全國人口比例從9.01%降至7.71%;而東北人均GDP則從1980年的比全國高39%,變為2019年的比全國低34.1%。也就是說,人口相對減少了,人均GDP卻更低了。

  實際上,這種人均GDP增長更慢的現象,不僅出現在東北,也出現在江蘇如東和湖南常德這些當年計劃生育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區。這種結局也印證了所謂“少生快富”的口號,完全是違背經濟規律的臆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人口下降帶來的是需求和供應的同步萎縮,經濟效率降低,投資意愿低迷,而相應的人口老化則是雪上加霜。人口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與核心,少生不僅不會快富,反而是致窮。

  人口萎縮帶來的不只是經濟發展的萎靡,更是生活水平的相對下降。隨著人口不斷減少,基礎設施也會因為需求和財力的不足而難以更新,最終不斷地被廢棄。現在的大城市會隨著人口減少而退化為中等城市,再變成小城市。機場、醫院、學校、公園也將不斷地關閉,讓居民的選擇越來越少。

  結論:

  現在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都認識到,中國經濟最大的優勢就是龐大的人口規模,但限制生育的政策把人口規模優勢當成劣勢來消減,把人口看作負擔的錯誤觀念也一再延誤了人口政策改革的時機。中國人口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唯有力挽狂瀾地扭轉中國的人口頹勢,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中國才能實現長久的繁榮。人口是國家和民族的根本,中國人口固然眾多,但沒有一個人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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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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