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9年年會2月16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召開，今年年會的主題是“如何實現‘六穩’，保持經濟長期向好”。由于議程設置改革，這次年會發言嘉賓數量之多是空前的，信息量之大也是空前的。嘉賓發言中以下內容值得關注。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 樓繼偉：

　　1． 一段時間黨組織在民營企業中的作用被炒作，說黨的作用代替公司的決策，對民營企業的信心影響很大。

　　“我們在有黨員的各類企業里建立黨組織，目的是為企業的黨員提供管理和服務，團結凝聚員工遵紀守法，遵守企業規章制度，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這也有利于企業的加強管理，有利于推動企業健康發展。”

　　總書記說的，去年11月7號進博會期間視察企業的時候講的，清清楚楚。這些話我覺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被炒作。你再看學總書記講話，很多東西如沐春風，都是這些話，真正實事求是的，我認為這是糾偏。

　　2． 下一個趨勢，圍繞著高質量發展，經常聽到“新舊動能轉換、創新驅動戰略”。一點錯沒有，但是更重要的大家不要忘記，是資源優化配置機制，這個最重要。這是對就業、消費、投資內生性的提升是一種優化，這方面我看到了有些比較好的變化，但是很多的內容還沒有真正展開。

　　“穩就業”話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蔡昉：

　　經濟下行和勞動力市場表現、勞動力短缺，兩個誰是原因、誰是后果？其實唯一的解釋就是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符號性的變化。因此，所有決定了支撐我們高速經濟增長時期的人口因素和經濟增長變量都會發生變化。因此因果是反過來的，是我們人口紅利消失出現了勞動力的短缺，而勞動力短缺也決定了人力資本的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資回報率的下降，以及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減慢，因此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而這個趨勢還在繼續。

　　“自然失業率并不自然”，這是勞動經濟學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說你仍然可以通過培訓等各種服務降低自然失業率，這是我們要做的。第二，潛在增長率仍有潛力。也就是說潛在增長率也不是命中注定的，但是不能靠刺激超越它，而是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通過改革，通過提高要素供給和配置。這樣既可以穩增長，也可以避免刺激帶來的副作用。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 宋曉梧：

　　在勞動本系統內，就業、工資、社保，就業應該是第一位的，在不影響就業的情況下，應該可以適當地緩調最低工資標準，可以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這個情況在世界各國都有，比如美國的“2009法案”，就可以緩交失業保險費。德國、新加坡都有這種情況，就是在面臨比較大的失業危機的情況下，比較大幅度地降低養老保險繳費。

　　中國的情況，我所強調的，我們不能夠讓各個地區去自己決定繳費，那就亂了，一定要盡快實行基本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要統一繳費率，統一繳費基數。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都陽：

　　第一，自然失業率為主的失業率是我們針對結構性失業做出更多的工作，而結構性失業有可能是更精準地制定政策。

　　第二，當面臨就業困難的時候，往往傾向于限制勞動力的流動。但是我們的一些研究發現，鼓勵勞動力流動實際上是有利于在就業困難的時候促進就業的。

　　此外，采取一些被動性的措施，特別是對于失業保險體系的改革，也是有利于保持就業平衡的。

　　“穩金融”話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黃益平：

　　民營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在中國這個問題很突出。第一是金融體系的特征所決定的。第二，跟過去的金融意志有關系。

　　怎么辦？第一，利率市場化很關鍵。簡單說就是風險定價。利率市場化不僅是控制風險的問題，提高資金配置效率的問題，是金融機構能不能真正為小微企業、民營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一個基本前提。

　　第二，發展資本市場很重要，但是要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根本上還是要回到銀行怎么解決問題，這就是有一個風險定價的問題，利率市場化，有一個怎么樣取消不公平的擔保的問題，和怎么解決風控。

　　第三，怎么規范非正規金融部門，但是不能消滅非正規金融部門，影子銀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確實帶來了一些風險，但實際上它對實體經濟是有需求的，它是金融市場化的一種實實在在的體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張曉晶：

　　企業的杠桿率為什么會這么高？問題在于我們的政府杠桿率太低。所謂“太低”是顯性杠桿率太低，我們才36%、37%左右。這么低的政府杠桿率加上一個這么高的企業杠桿率，就發現問題所在了。也就是說這個中間，企業杠桿率160%左右，其中將近55—60%左右是融資平臺以及相關的隱性債務。也就是說這些部分本應該可以納入部門的，如果納入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杠桿率現在會上升91%以上。

　　為什么沒有納入？是因為有了新的《預算法》。但是從宏觀經濟角度，最終是由政府來承擔責任，也就是說最終的杠桿率風險來自于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合在一起的總杠桿，這個杠桿率是非常高的。

　　我們怎么來去杠桿？第一，要穩，從需求側要穩。怎么穩？穩住總杠桿，其中必須是中央政府來發力，它來降杠桿。進是什么？傳統企業的弊端必須通過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證監會副主席 方星海：

　　有人批評我，說方星海沒抓住重點，IPO定價不改，想去改二級市場的價。其實是這樣的，二級市場的價改起來相對來說容易一點。二級市場的價格改革如果改好了，能夠很快地達到二級市場的均衡點以后，其實是為今后IPO價格的改革創造了一個很好的參考，否則IPO的價格改革沒有參考。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李揚：

　　目前中國經濟形勢比較嚴峻，金融問題恐怕是更為嚴峻，其中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愈演愈烈，最近幾年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不見效果。我覺得需要再次向日本學習。

　　學什么？學三點：

　　1．中央政府統一規范、統一組織、統一監管地方融資，現在還沒到能放的程度。

　　2．銀行應當從背后跳到前面來，應當規定它是可以為地方政府債務融資，但是要有嚴格規定。

　　3．可以成立一個專業化的、政策性的為地方政府融資的機制。把地方政府的債務放到籠子里。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 李波：

　　中國資本市場我概括為5個不足：

　　1．市場自治不足，我們的市場行政干預是比較多的。2．中國的市場對投資者的保護不足。對投資者的保護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司法救濟。咱們國家投資者去告是比較費勁，告贏更難。二是監管力度也不足。3．咱們國家的長期穩定的機構投資者的分量不足。4．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不足。我們的資本市場對外開放不僅比發達國家差，比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都要差。5．區域市場發展不足。

　　重點提兩點，一個是證券監管，核心應該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用來判斷一個公司的質量，也不是由政府來決定或者來維護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數。所以，應該更快全面引入注冊制改革。第二，應該大力推進養老保障體制改革，如果想提高我們長期穩定的機構投資者的分量，養老保障體制改革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

　　“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話題：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劉元春：

　　目前投資下滑速度比我們想象的要快，基本上構成了一種斷崖式的變化。

　　綜合得出的結論是：第一，投資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著過度調整的風險。第三，儲蓄增長速度依然在5%—9%的區間，投資增速不宜過高，也不宜過低，7%—9%的區間，在逆周期環境中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區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鳴：

　　投資已經進入下行通道。這是符合轉型期基本特征的，應該說有一定合理性。但對比日本和韓國轉型期的情況，我們下降幅度要比他們大很多。穩投資是有特定內涵的，確實降幅太大了。

　　穩投資提幾點建議：

　　第一，要澄清和統一思想認識。現在一說擴大投資，很多人就會覺得要放水了，又像1998年、2008年，這個很麻煩。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資本存量和人均的資本存量比發達國家低得多。穩投資沒有錯，不是一種罪孽。這個思想一定要糾正過來。

　　第二，要避免投資的擠出效應，提高債務率，要避免這些問題，更大程度調動市場投資。靠什么調動市場投資？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構市場主體的信心。

　　第三，政府適度加大新興基礎設施的投資，特別是5G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投資，這個空間還是很大的。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樊綱：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的宏觀調整應該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隨時隨地、時時刻刻要推進改革。但是當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我們還是要理直氣壯地采取一些宏觀調控的措施。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不能因為供給側改革遲遲不見效，也不在需求側實行一些必要的調整、必要的調節措施。這兩方面都是需要的。

　　大家一說起來是四萬億，其實四萬億，當時說是兩年的支出，是把兩年當中正常的一般的政府的轉移支付那些投資都放進去湊了4萬億，真正里邊的刺激政策，無中生有、得用債務支撐的刺激政策就那么兩三千億。為什么出現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長了6萬億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

　　教訓是什么呢？地方政府不承擔宏觀調控的職責，中央政府調控要承擔宏觀調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貨膨脹，防債務率過高。因此，中央政府在調控當中要把握力度，包括把地方債務關進籠子里。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魏杰：

　　穩預期排在最后，但實際很重要，為什么現在有錢，項目批了，就是不干，因為預期不好。

　　2019年穩預期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怎么保證人們財富的安全，因為40年積累不容易，一旦出問題很麻煩。我估計2019年如果房價真要大跌，估計就更麻煩一點。整個老百姓對未來的預期很差，實際主要來源于財富不安全。所以，穩預期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財富怎么安全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問題，2018年是中國民營經濟預期最不好的一年。民營經濟實際上一再告訴我說，不是要優惠，只要公平、平等，提出兩個建議：第一，能不能搞理論創新？現在民營經濟理論不能解釋，現在理論只講必要性，不講必然性，反復講就業增長之類的，好像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偉大的理想，我們沒法接受這種理論。第二，法律必須調整。必須保證法律的公平、公正。現在同樣一個犯罪行為，發生在民營企業、國營企業，法律準則都不同。

　　所以，2019年穩預期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要對民營企業這兩個問題做出切實的調整才行，不能來虛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汪同三：

　　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候，要注意“完整性”，就是說怎么樣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時又要把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限制在最小的程度。

　　2018年的統計數字有三個值得重視，一個是GDP的增長，是6.6%。一個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是5.9%。一個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只有3.8%。告訴我們現在應對下行壓力，一個重要方面是要克服投資增長不足，因為投資的增長速度應該是7%—9%，但是我們實際的增長速度連6%都不夠。在投資里面又主要是基礎設施的投資增長相對滯后，只有3.8%。

　　減稅同時必然會影響財政收入，財政收入減少了，怎么去解決？有兩條路。一個是增加赤字，另一個是減少財政支出。現在更重要的是要去研究如何在降稅的同時實現財政支出的減少。

　　“綜合改革”話題：

　　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 許善達：

　　咱們現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現在比較優先的應該是考慮調整資本布局。

　　調整資本布局，第一項是調整國有資本劃社保。國務院2017年底做出決定，要劃10%的國有資本給社保。我現在想劃10%是第一步，實際上10%是不夠的。但這個方向應該明確。

　　第二，國有資本布局調整還可以在去杠桿的問題上發揮作用。如果我們把國有資本從一部分非國計民生領域退出來，然后補充到國有資本一定要干這樣的領域去充實資本金，能夠降低它的杠桿率，能夠降低融資成本，同時也給民營資本帶來一個新的投資空間。

　　第三，民營資本自身也有一些資本布局需要調整。我們應該提倡的是他融了資以后去投入研發、投入科技，這樣發展經濟，如果把股權質押的錢都去炒股票、搞房地產，這也不是一個好的資本布局。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劉世錦：

　　如果說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是吃肥肉，進入中速平臺以后的高質量發展就是啃硬骨頭。

　　高質量發展其實也是高難度增長。所以，現在要真正利用好這五大增長來源，必須下決心實質性地推動改革。具體來講還是按照十九大講的，就是產權保護、要素市場化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點，主攻土地、國資、國企行政性壟斷行業、服務業開放、金融財稅社保等領域的改革，這些領域的改革我以為也不需要出臺新的文件，把十八屆三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文件關于相關改革的論述落到實處，就會有很大進展。

　　我想強調一點，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產業和企業的方式，要從過去制定計劃經濟色彩比較強的規劃，手里老想抓一把米，實際上是要制造尋租機會，下指標、戴帽子、掛牌子、發票子，切實轉變到建立和維護公平市場秩序的平臺上來。如果政府部門確實比企業知道的多，你可以通過發布信息，預測和研究成果來引導社會預期。

　　改革目標也應該有相應調整，應該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這樣一個目標。一方面是適應國內高難度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適應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競爭的需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姚洋：

　　有一個討論比較少的問題，就是去工業化開始。在新世紀頭十年工業增長相當于之前40年的增長，是無與倫比的增長，但是2010年以后，我們的工業化就調轉了，現在已經開始了去工業化。勞動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很明顯，剛好2010年達到頂峰，之后開始下降。

　　去工業化的后果是經濟增長減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務業的技術進步率比較低。這是挑戰。但去工業化也帶來很多好的后果，比如勞動收入占比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國內消費比例在上升，儲蓄占比在下降。在危機之前老說中國經濟失衡，實際上再平衡已經發生了，而且發生得相當快。中國再平衡發生之后，很難再說我們是一個投資推動的經濟。

　　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是什么樣？日本給了很好的啟示。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的20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9%點幾，1961年是10.5%，跟中國危機之前差不多。最重要的還是中間這一段，1973年—1993年，日本平均只有2.8%（增長速度）。

　　老說創新能夠提高經濟增速，其實創新是提高不了的。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壟斷了世界幾乎所有創新，但經濟增長率只有不到3%。當然在過去20年，只有0.2%。對中國來說有極高參考價值，中國當然會比日本做得好一些，因為中國地大物博，地方很多，同時我們還有改革動力，但我估計離這個數不會差很遠。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張維迎：

　　中國經濟最需要的是“變”，只有變、只有改革才能穩。

　　尤其看過去幾年，2011—2016年的數據，凡是“國退民進”的地方，增長比“國進民退”的地方要好，無論是按照工業資產的比重來算，還是按照就業的比重算，結論都是非常一致的。

　　中國經濟學家一定要區分開，盡管我們有好多中國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鄧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們取得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們有了那些中國特色，我們取得了好的成就。

　　我用哈耶克的這句話，事實不能告訴我們什么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對事實錯誤的理解就會改變事實的本身。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問題其實就是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問題，而要素市場化改革在我們國家來看其實就是涉及到所有權的結構化和社會化的問題。怎么通過所有權的結構化、社會化來推進要素的市場化呢？其實就是一個產權制度問題。

　　要實現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必須構建公有制條件下的產權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這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開拓創新。

　　第一個看法，所有權清晰、產權不清晰是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待解決的基礎性問題。

　　第二個問題，產權的構建過程就是“民失利器”過程，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過程。

　　第三個看法，以中央對地方確權為主線，構建財產權與行政權分別運行的制度框架。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黃群慧：

　　制造強國戰略本身對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沒有發生改變，中國現在這個階段，振興制造業，推進制造業效率的提升是我們走出中等陷阱的一個必要步驟。但問題是我們不能把制造強國戰略完全對等于“中國制造2025”。需要從強調推進中國制造2025，轉向現在提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第一，在總體的戰略的目標上，要弱化把國外分為幾個方陣，然后分別對標和趕超，而要強調我們構造中國制造業的核心能力，為全球的制造業發展做出一些原創性的貢獻。

　　第二，在具體的發展思路上，要弱化重點產業的領域選擇，突出新工業革命背景下，一般美國、德國的規劃不會具體到有利于促進中國制造業效率和能力提升的競爭中性的功能性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我們拋開強調補貼，而要強調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和競爭中性的企業改革，尤其是應該強調共性科研的基礎能力的補足。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徐忠：

　　推動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建立規則明確、透明、市場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系。要實現這個目標，有一個問題要解決，即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和精準度。

　　仔細翻閱已出臺的政策文件，有以下幾個觀察：

　　第一，從決策機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改革的難點和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往往沒有提到。實際上是分歧的內容被拿掉，而有分歧的內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動解決的重點和難點問題。

　　第二，從文風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體怎么改，往往語焉不詳，需要相關部門出臺細則才能執行。

　　第三，文件能否體現政策制定的科學性，體現市場化導向，以及系統化的分析框架，有很多文件中還是沒有體現。往往是為了短期目標，用了行政化手段去改變一些長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穩定實際上是穩定預期很重要的關鍵。

　　第四，從執行上看，立法部門化。行政部門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無法真正體現市場化和法治化。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 王建：

　　一定要走出認識的誤區，才能夠走出經濟低谷。

　　什么是認識的誤區呢？我認為是兩個。第一，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階段已經到了應該下行的時候，速度就應該低。這個認識的產生，是對一元社會結構來看，但中國是二元社會結構，用一元結構的規律來看它就不對。

　　中國是二元社會結構，我們的經濟增長高峰一定是兩個，不是一個。更大的經濟增長高峰是十億人的房車消費，是十億人從小康水平的消費，像三億先富人群一樣進入到一個現代化的消費水平。這一波的消費，他們所引領的經濟增長周期會更高、更長。

　　第二個錯誤的認識，覺得降速是對的，就是因為基數大。基數大就應該降速，這是普遍規律，但這個規律是對一元社會說的，不是對二元社會說的。

責任編輯：張海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