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吳曉波[微博]

　　對李嘉誠的爭議陷入了泛道德化與唯契約論的陷阱。無論執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反駁與證偽，而這一糾結竟可能發生在同一價值觀陣營，甚至同一個人的理性判斷中。

李嘉誠是一個怎樣的陷阱？

　　一

　　我的一位極有才華的朋友曾受邀為李嘉誠寫傳記，那是十來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張潔白的信箋上，用鉛筆細致地寫下了兩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輕的傳記作者面前，細聲言道：“這些人是你可以采訪的。”

　　很多年后，我的這位朋友笑著對我說，“我真的希望他寫下我不能采訪的那些人的名字。”這本原計劃在李先生80大壽時推出的傳記因種種原因擱淺了。

　　絕大多數的經商者，在聽我講了這則軼事后，都會心地理解李先生的苦衷。

　　商場如同一個泥濘的是非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謂的“終極真相”，李先生在這里跌打滾爬逾半個世紀，恩怨情仇如維多利亞港灣上空的星辰，誰又能真正數得過來。老洛克菲勒和羅斯柴爾德在遺訓中都嚴令兒子不得出版自己的傳記，“他們的靈魂在看到自己的行為時，都會稍稍吃驚。”(理查德·泰德羅語)

　　二

　　袁庚曾回憶蛇口工業區開墾時的一個細節。受鄧小平的邀請，一群香港大佬集體考察蛇口，李嘉誠走在霍英東、包玉剛等人中間，是最年輕，也是最活躍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膽提出，能否讓港商入股參與蛇口的建設，軍事參謀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過。

　　這個細節泄露了改革開放初期，大陸開放者的微妙心態。在后來的很多年里，港商大佬們對大陸的投資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霍英東建賓館，邵逸夫造教學樓，李嘉誠辦大學，包玉剛修游泳館。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誠，剛剛開始自己的傳奇，他坐上香港首富的寶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后的事情。也正是在后來的那些年里，他漸漸成為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從1970年代末開始，受回歸預期的影響，英資集團開始部署撤離，李先生被他們選中為“接盤俠”，1979年9月，匯豐銀行將總市值28.6億港元的和記洋行以6.39億港元出售予李嘉誠，使之一躍而入港商超級俱樂部。1984年中英談判，李嘉誠積極向中方靠攏，高調入資榮毅仁的中信信托。此后三十年，他成為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首席商人領袖，長袖善舞間，硬生生地讓香港成為了“李家城”。

　　李先生對大陸的勇猛進擊，則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1992年底，北京召開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新戰略，李嘉誠扮演了一個熱烈響應的重要角色。

　　就是在1993年，和記黃埔獲準入股鹽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億元建設集裝箱碼頭，這是當年度最大的外資引進項目。同期，李嘉誠與北京宣武區簽署大型城建工程，這就是后來著名的東方廣場。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李嘉誠配合港府狙擊索羅斯，在股市、不動產、船塢專營及公共服務事業等領域大有斬獲，于次年如愿登頂香港首富。

　　回望這段風云詭譎的大歷史，必須承認的是，李嘉誠是所有港澳商人中最為激進的第一人，在一些至為重要的時刻，他以資本投入的方式力挺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與此同時，他在香港及內地兩個市場上都獲得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商業成功。

　　三

　　恐怕連李嘉誠自己也未預料到，在僅僅兩年多的時間里，他由機場書店里最受歡迎的商業勵志人物，變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棄義者和香港隕落責任人。

　　就在近日，因旗下公司注冊地集體遷離香港，李嘉誠在內地輿論中陷入極尷尬的爭議。有人撰文“別讓李嘉誠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須為過往的獲益支付代價，此文為央媒智庫轉載，因此被解讀為“官方態度”。而另外的一些人士——以自由派及企業家群體為主，則驚呼“極左”歸來，擔心此乃私產剝奪運動的拉幕之作。

　　在中國宏觀經濟風云飄搖、香港時局動蕩的時刻，李嘉誠的撤資遷冊動作實在太過醒目，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依然我行我素，展現出“超人”過人的商業毅力和決策力，也許只有將之放置于歷史的長河中，才能讀懂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為邏輯。

　　李嘉誠無疑是東亞資本主義模式的標本性人物，他的商業智慧中呈現出冷靜的政治決斷能力，每每通過與上升期的政治力量結盟，以對后者訴求的滿足與迎合，而獲得個人的巨大利益，這是轉型期財富積累的基本特征。在這個意義上，他可謂是本次中國經濟大崛起中獲益最豐的“轉型期首富”。

　　而與內地的很多類似富商不同，李嘉誠又來自于法治健全的資本主義世界，他的每一次商業行動都合乎投資地的法律法規，李氏集團擁有500多位專職律師，應該補上了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法律漏洞，因此在合法性的意義上很可能無可指摘。

　　由此，對李嘉誠的爭議便陷入了泛道德化與唯契約論的陷阱。

　　我目睹的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是，有不少我熟悉的企業家朋友，一方面對“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為然，認為他的致富缺乏現代性，另一方面又對“別讓李嘉誠跑了”的論調極其懼怕，生恐由此延伸，導致一場新的、以“原罪”為名義的財富剝奪。

　　于是，對李嘉誠的質疑，便發生了正當性與合法性的糾結，無論執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反駁與證偽，而這一糾結竟可能發生在同一價值觀陣營，甚至同一個人的理性判斷中。

　　當我們陷入“李嘉誠議題”的紛爭的時候，李氏本人其實也掉進了時代的陷阱，他無法、也不可能從自身的經商邏輯中跳脫出來。與柳傳志、王石[微博]等內地企業家不同，后者有深重的大陸英雄主義情結，而前者則只對資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負責，在他的商業哲學中，利益是壓倒一切的最高準則，誠信——而不是忠誠——是唯一的底線。

　　就這樣，李嘉誠自愿地走進了歷史。

　　未來的華人世界，再也沒有人可以重復他走過的暴富道路——如果我的這個結論自我實現了，那就是中國商業文明的福音，而對他的所有質疑，在現實的意義上，都將被“合法性盾牌”所屏蔽，因而只在商業演進史的層面上將被一再地討論與反思。

　　四

　　我不知道，李先生的官方傳記會在什么時候出版，也許是生前，也許是身后。

　　在十來年前——也就是我的那個朋友為李嘉誠寫傳記的那幾年，我曾編撰過兩本名為《首富》和《華人首富》的圖書，其中記載了二十個國家及華人歷代首富們的生平行跡，有一個結論是毋庸置疑的——

　　千百年來，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人是因為財富眾多而被人們長久地紀念，他能留存于民間的名聲，幾乎全部地來自于他的德行與公共行為。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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