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吳建民

　　中國正試圖遏制“非理性”和高風險的海外投資項目，而由美國政府支持的基礎設施對中國投資者而言是一項低風險、高回報的高品質項目。

　　我們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美中之間可以展開一場代價高昂且具破壞性

　　的貿易戰，也可以通過共同協商達成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貿易關系正常化并不意味著解決所有矛盾——在某些基礎領域，兩國可能永遠都無法達成共識。盡管有些問題需要通過復雜的立法改革和多邊談判來解決，但也有一些涉及兩國共同利益的領域可以通過有效舉措迅速取得進展。

　　近幾年，政府干預為美國的信用卡公司、牛肉和生物技術大豆進入中國市場掃清了障礙。與此同時，美國同意解除進口中國家禽的現行禁令。如果雙方能夠重點關注戰略領域以達成有利條件，那么這些領域也將在未來取得類似積極進展。以下是我所提出的幾項切實可行的措施來幫助領導人們扭轉惡性循環，重建信任。

　　第一步：從準確的數據開始

　　首先，我們需要準確計算貿易數據。美國政界在與中方對話過程中，需了解和使用更精準的數據，而非盲目依賴于過時、政治上討巧的數據。據估計，2016年僅蘋果手機（iPhone）就為美中貿易逆差增加了170億美元。然而，正如我在本系列首篇文章《打破美中貿易逆差誤區》中所指出的，中國參與的部分僅占該款產品價值的5%。

　　這些不準確的數據須立刻被修正。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是位精明的投資者，他絕不會根據錯誤的數據進行任何決策。如今，羅斯身居高位，他的每一個決策都將影響全美企業，因此，他更不應屈就于不準確的數據。扭曲的數據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需要正確的財務計算方法。

　　在未來90天內，我呼吁羅斯能夠下令重新檢驗美國商務部下屬經濟分析局（Bureau for Economic Analysis，簡稱BEA）所使用的貿易數據計算方式。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工作組檢驗目前所使用的統計工具，并提出改革建議，使統計數據更符合現實情況。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提出的附加值貿易數據是個有效的起始點。對于美國決策者來說，若想以高明的方法解決實際問題，掌握準確的貿易赤字和其組成部分至關重要。

　　第二步：專注較為容易實現的產業，降低相關貿易壁壘

　　若想要立即取得成效，中國領導人則應考慮在有意進一步開放的區域加快貿易自由化，允許更多國內競爭。

　　以電影與娛樂服務業為例。暑期大片《戰狼2》打破中國票房紀錄，成為繼《星球大戰：原力覺醒》（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后，中國電影史上第二部在單一市場創造超過8億美元票房紀錄的電影。這證明，中國電影制作人終于能夠在本土制作出可與美國電影相匹敵的優秀作品。現在正是美國尋求增加中國年度進口片配額的好時機。

　　農產品和生物科技是另外兩個美國想要優先發展的行業。如果中國能夠加快對美國農作物種子的審批程序，將是其承諾建立透明、高效的核準程序的強有力信號。同樣，中國在持續簡化藥品審批程序上也將有很長的路要走。今年三月，中國宣布允許外國企業在提交新藥品審批申請時，可直接使用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數據，只要數據包括在中國進行的藥物臨床試驗。這是中國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我建議中國盡快通過擬定的條例，使中國民眾獲得最先進的藥物和治療。

　　美國方面，特朗普政府應繼續推進美國出口管制制度改革。中國目前已成為許多高科技產品全球增長最快的市場，而美國的出口管制已使得其出口商處于不利地位。美國當前所使用的出口管制體系設計于20世紀70年代，它對諸如飛機坐便器、制動器和螺栓等無關緊要的產品也設有繁瑣的許可要求。

　　近年來，奧巴馬政府已在出口管制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良好進展。我呼吁特朗普政府保持這一態勢，而非增設額外壁壘。美國政府應組建一支跨機構工作組，與國會和企業緊密合作以推進以下改革措施：創建一個受管制項目列表，組建一個單獨的聯邦機構，并要求對管控項目進行定期審查以適應科技發展。這些改革有助于確保美國企業在與其它西方國家企業的競爭中勢均力敵，在不損害國家安全利益的同時允許對華出口非敏感高科技產品。

　　第三步：尋求非關稅方法限制中國產能過剩影響

　　中國在鋼鐵和其它制造業領域存在產能過剩問題，生產商將剩余庫存銷往海外，這導致了中國對美和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解決資源分配不合理問題將有益于中國自身發展。在此過渡期間，美國應與中國合作，尋求非關稅方法來減少中方產能過剩為美國帶來的負面影響。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鋼鐵。中國出口至美國的鋼鐵數量僅占美國鋼鐵使用量的1%，因此，關稅壁壘將不會平衡美中貿易關系。相反，增加關稅將導致相關產品價格在美國市場變得更高；作為“回應”，中國也將可能向美國產品征收更高的關稅。我希望政府能夠衡量一下提高關稅所導致的負面影響是否值得，包括對美國眾多以鋼鐵為原材料的企業所造成的損害，以及給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向美國出口更多鋼鐵的同盟國帶來的影響。

　　美國與其向中國產品征收關稅，不如與中國合作，探索如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s）等其它合作形式。1981年，日本與美國達成轎車自愿出口限制協議，到1984年為止，日本轎車年出口量被限制為168萬臺，并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日本單方面設定了類似限制。這一配額不僅使美國汽車制造商可以保持市場份額，還鼓勵了日本企業將部分汽車制造轉移到美國。這項措施既有助于避免貿易戰爭，同時還保障了民眾與企業的貿易自由。

　　我相信，如今這一舉措仍然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很遺憾，盡管中國提出到2022年將鋼鐵產能削減150公噸的計劃得到了羅斯部長和其他首席顧問的認可，但卻兩次遭到特朗普總統否決。總統應重新考慮該提議，因為中國可核實的產能削減和自愿出口限制都將有利于美國。

　　我也敦促中國繼續努力，進一步減少其它重工業如水泥、鋁等產品的產量。對于中國來說，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是利國利民的。污染嚴重的重工業持續將資本從更高產的本地部門抽走，并對環境和民眾健康造成嚴重影響。空氣污染導致每年700萬人過早死亡，中國農業用地中的20%受到污染，60%的地下水不能直接飲用。這將嚴重影響可持續發展。

　　中國應更頻繁地允許這些行業的企業退出市場。2016年，中國法院共受理了5，665起破產案例，較上年增長54%，這一數字應繼續增長。中國還應準許企業通過包括外國收購在內的并購來實現整合。此外，中國須進一步強化環境保護部門的核心地位，使其在執行環境管理時發揮更大作用。2017年1月到7月，中國環境保護部共開出了1.16億美元罰單，盡管這一數字較上年有所上升，但相較于因嚴重環境問題導致的12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來說仍微不足道。

　　第四步：保護技術與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保護是美中貿易關系中長期存在的問題。近期，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實施了“301調查”，兩國緊張的局勢進一步加劇。

　　未來幾年，中國應更積極地保護知識產權，保障自身利益。中國已不再是生產成本最低的國家，因此，中國企業須要通過開發技術和打造品牌尋求發展。不久的將來，浙江紡織品生產商就會向美國消費者出售帶有自主品牌的優質襪子，而不是為沃爾瑪（Walmart）提供廉價、無品牌的產品。

　　若中國不迅速改變現狀，那些欲開拓國際市場的中國科技領軍企業，如手機制造商華為和三大科技公司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將不得不攜帶其知識產權前往其他國家，以保障其技術優勢不在本國被竊取。如今，中國爆發式的風險投資趨勢已超過美國，并于去年創造了310億美元的歷史記錄。投資者們將大量資本投入到機器人、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教育、金融科技和醫療相關的初創企業。目前全球三分之二的硬件獨角獸公司來自中國（獨角獸公司是指那些估值達到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企業）。若中國現在不積極行動起來，嚴格執法，確保創意得到保護，那么所有這些寶貴的知識產權都將受到威脅。

　　立即可以采取的方法是中國在全國范圍內擴大其知識產權法院系統，這一體系已在試點城市為保護外國企業知識產權帶來了顯著的成果。中國還應啟動一個專責小組，探索如何改善知識產權行政執法狀況，尤其要抵制通過保護本土企業不受相關制裁而獲得既得利益的現象。最后，中央方面應進一步利用新科技，例如實名注冊和全新社會信用體系，來支持對侵權者及其用戶的起訴。

　　第五步：持續投資

　　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 FDI）與貿易額密切相關，且美中企業都對增加對外投資表現出濃厚興趣。我們的領導人應當重啟談判，達成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簡稱BIT），這將為負面清單上的限制性行業設立清晰的市場準入規定。同時，雙方應采取具體行動，推動美中關系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克服因安全和經濟風險帶來的恐懼。

　　中國已經意識到，如果要維持來自于美國與其他合作伙伴的投資，就必須加快其外國直接投資政策的自由化進程。在過去兩年中，中國已大幅整頓對內投資管理方法，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明確了“限制類”和“禁止類”的特定投資類型。《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7年修訂）》（下稱“目錄”）于7月28日起生效。然而，這份更新版的《目錄》只是小幅放寬了美國公司的市場準入條件。為體現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認真態度，其應當考慮在某些對于美國而言十分重要的領域單方面消除壁壘。

　　美國必須盡其所能闡明限制性行業的負面清單，而不是使投資篩選過程進一步復雜化。在美國新政府的領導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CFIUS）的行事效率已經變得格外緩慢和難以預料。美國財長史蒂芬·姆欽（Steve Mnuchin）需確保CFIUS的一致性和高效性，避免審核過程政治化。特朗普總統應盡快填補仍然空缺的相關高級政府職位，包括主管投資的助理部長。

　　美國應該加倍努力通過“選擇美國”（Select USA）投資峰會將中國在制造設備方面的綠地投資項目引進美國，這將為美國當地社區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稅收和其它福利。近幾年來，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吸引了三項主要的中國綠地投資項目：吉利控股集團旗下的沃爾沃斥資5億美元興建其首座整車廠，廠房投入使用后將雇用2，000名工人；中國玻璃纖維制造商巨石集團投資3億美元建設玻璃纖維工廠，這將創造400個就業機會；中國知名企業佳通輪胎在當地建設了一座占地1，100英畝（約445萬平方米）的生產和分銷中心，這將創造1，700個就業機會。

　　第六步：利用中國資本建立“美國一帶一路”

　　颶風哈維為休士頓帶來巨額損失，也為美國適時升級基礎設施建設敲響了警鐘。該市雨水排放系統落后，老化的管道和水壩無法應對洪水的兇猛來襲，這些都是造成人員死亡和城市被大面積破壞的原因。我們急需修復美國老舊的道路、橋梁和水壩，政府也應當把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列為重中之重。

　　中國資本部署可以助美國一臂之力。中國的外匯儲備量仍然可觀，國家社保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等機構投資者也正在尋找多元化的投資機會。此外，中國企業在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包括高鐵、公用事業和機場等方面都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應該探索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或其它模式為本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引入中國資本，這也將在未來為美國工人提供就業和培訓機會。

　　我認為，中國在亞洲大力發展現代絲綢之路之余，也不應該錯過建立“美國一帶一路”的機會。美中商貿關系緊密，雙方年貿易額達6，500億美元，美中雙向直接投資額達600億美元，有什么比和最具戰略意義的貿易和投資伙伴達成投資合作更具商業和社會價值？此外，中國正試圖遏制“非理性”和高風險的海外投資項目，而由美國政府支持的基礎設施對中國投資者而言是一項低風險、高回報的高品質項目。

　　總而言之，美中兩國必須為避免貿易戰爭，尋求容易實現的目標并共同努力。雖然雙方仍然需要時間解決嚴重的分歧，但短期內可在幾個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們承受不住全球保護主義的惡性循壞帶來的后果。讓我們重塑信任，讓美中重新回到互惠互利貿易關系的正常軌道。

　　(本文作者介紹：華美銀行董事長兼CEO吳建民（Dominic 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