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 菲利普?勒格雷因（Philippe Legrain），前歐盟委員會主席經濟顧問，現為倫敦經濟學院歐洲研究所訪問高級研究員，著有《歐洲之春》。

　　不管他們對移民有何擔心，“支持英國退出的工人階級認為，不管發生什么，大部分或全部收入損失都將由富人承擔，特別是受到千夫所指的倫敦金融城銀行家。”

　　沒有比這更大的政治地震了。英國令人震驚地投票脫離歐盟，這有可能導致英國解體、進一步分裂歐盟和動搖西方。二戰以來美國和歐洲歷經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自由國際社會出現了巨大的裂縫。更糟糕的是，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正在虎視眈眈。

　　此外，“英國退出”投票可能預示著全世界許多民主國家出現更廣泛的民族主義、反建制和反移民齟齬。6月24日，11月美國總統大選的推定共和黨提名人唐納德?特朗普來到英國，很快，他就非常高興地看到英國人“找回了自己的國家。”

　　但回到哪里？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引用丘吉爾的話說，“政治自殺的麻煩在于你會活著后悔。”現在的問題是，英國顯而易見的“作死”也拖累了歐盟、北約和全球經濟。

　　報業辛迪加的評論員們將這一問題置于全球視角下，這是英國國內對其與“歐洲”關系的狹隘爭論所嚴重缺乏的。他們不僅考察“英國退出”的后果，也討論英國如何走到這一步以及脫歐的決定將對歐洲和西方的未來意味著什么。

　　英國的“留歐”陣營基于理性和經濟利益，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彭定康指出，“全民公決將復雜性變得荒謬地簡單。我們的歐盟成員地位所代表的國際合作的糾結和共同主權演變為一系列虛假的主張和承諾。”

　　但“英國退出投票的真正瘋狂之處，”哈佛大學教授、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說，“不在于英國領導人敢于讓老百姓權衡歐元成員資格的好處和由此導致的移民壓力，而在于這個退出障礙低得可笑。”投票率為72%，即脫歐陣營只占選民的37.5%就取得了勝利。“這不是民主，”羅格夫說，“這是俄羅斯輪盤賭。”事實上，“大部分社會為尋求離婚的夫妻設置的障礙都要大于首相卡梅倫政府給脫離歐盟的決定所設置的障礙。”

　　如今，歐洲領導人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即英國退出投票，據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的觀點，“也許只是未來幾年歐洲全民公決狂潮的序曲。”普林斯頓大學經濟歷史學家哈羅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同意說法，認為英國退出可能預示著“一場大反叛，將撼動并可能摧毀歐盟。”

　　倫納德指出，“放眼歐洲，有47個反對黨正在擾動政壇，”而“它們的成功”——它們已經躋身三分之一歐盟成員國的執政聯盟——“驅使主流政黨接受了它們的一些立場。”從波蘭的勞動和正義黨以及匈牙利執政黨青年民主黨（Fidesz），到法國的國民陣線和丹麥的人民黨，民粹主義反叛“用自身的激憤本土主義對抗它們所鄙夷的精英的世界主義，以此取代傳統左右之爭。”

　　全球化是民粹主義者得勢的一個關鍵原因。畢竟，華沙高等研究院主任斯拉沃米爾?塞拉科夫斯基（S?awomir Sierakowski）說，盡管經濟已經全球化，“但政治仍然是一個國家過程。”而當如此多的人認定“民主，即人民的意愿，”被這一斷層“破壞”時，“影響力便成為民粹主義者所獨有，因為只有他們可以影響變革——并且只能通過破壞。這便是民粹主義者哪怕撒謊也看似可信的原因。”

　　身為精英西方政客卡梅倫已經辭職，他的政治遺產因為其通過舉行全民公決來安撫保守黨疑歐派而永遠沾上了污點。倫納德說（也是借用丘吉爾的話），卡梅倫“有一個在他的政黨和他的國家之間選擇的機會，他選擇了他的政黨，而最后兩者都失去了。”他的黨派伎倆失敗了，成功地“讓歐盟變得不可治理。”

　　歐盟前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指出，這必將“削弱兩黨的安全、外交政策和國際立場。”比如，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擔心英國退出不利于北愛爾蘭和平協定。他不是唯一一個持此觀點的人。英國是歐盟第二大經濟體，也是——與法國一樣——重要的全球軍事力量。伊恩?布魯馬（Ian Buruma）觀察道，去掉了英國的歐盟將成為“法國-德國的禁臠，其中德國將是主導盟友，而所有較小的成員國將飽受兩國排擠。”

　　哈斯同意這一點：“如此實力優勢從長期看絕不健康，它將助長德國的怨氣，也可能讓歐盟更加不愿意和無能力在世界舞臺上團結行動。”德國人則看到了另一個問題。依弗研究所（Ifo Institute）主席克萊門斯?福斯特（Clemens Fuest）指出，英國退出將讓德國更加難以反對保護主義。

　　那么，英國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瑞典前首相兼外交部長卡爾?比爾特（Carl Bildt）提醒我們，數十年來，英國的歐盟成員地位受到兩黨的支持。

　　人們常常忘記，撒切爾夫人“簽署了建立單一市場的單一歐洲法（Singe European Act），該法是歐洲一體化最重要的步驟之一，英國的鼓舞居功甚偉。”但這些和其他形成歐盟過程中的“顯著成就”“大多是小心翼翼的秘密夾帶私貨，”其中有“某種懷舊情緒”入主，“一直受到憤怒的反歐——特別是反德——運動的強化，領頭的是一些英國主流媒體。”

　　如今，疑歐派獲得了勝利，英國巨大分歧看起來已不可彌合。年長者、教育程度較低者、市郊和農村英格蘭和威爾士選民支持英國退出，而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者和城市選民支持留在歐盟。蘇格蘭有62%選民支持留歐，目前著眼于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五分之三選民支持留歐的倫敦多久后會尋求獨立以成為全球化的城市國家？在北愛爾蘭，領先的天主教政黨新芬黨（Sinn Fein）呼吁進行統一愛爾蘭的全民公決。西班牙也在尋求直布羅陀的聯合主權。

　　此外，英國政治方向不明。看似支持市場、支持全球化的“英國退出派”保守黨在一場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運動的支持下贏得了全民公決。他們當然會采取更加嚴格的移民控制，在這個問題上，支持脫歐的保守黨和工黨選民立場統一。但他們如何理順他們對自由貿易和去監管化的支持與他們對工人階級選民所承諾的加強保護就業和公共服務？當支持英國退出的領導人不能兌現他們的承諾時，憤怒的反建制選民難免會奮起反抗。

　　顯然，卡梅倫的繼任者需要嘗試清理英國退出全民公決所造成的亂象。前倫敦市長、英國退出派領袖之一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是最熱門的人選，但未必能得到這個職位。許多支持留歐陣營的人認為他是個叛徒，而許多脫歐派認為他是個不誠實的機會主義者。

　　不管誰繼任卡梅倫，推出的過程都“將主導英國的下一個十年，興許更長”（彭定康語）。并且這一過程顯然將讓英國“變得更窮、在世界上不再那么重要。”許多支持英國退出的人“將發現他們遠遠無法獲得自由，倒是失去了工作。”

　　對英國的經濟余震確實將十分深遠。英鎊暴跌至198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與此同時，英國和歐洲股市也出現崩盤。投資者爭相尋找（相對）安全，這導致美國國債和德國國債收益率創下新低。央行行長紛紛承諾在必要時向銀行提供緊急流動性，但他們無法讓經濟與英歐分離的真正沖擊完全隔絕。

　　彭定康認為，未來多年將充滿后果嚴重的貿易關系和國內監管不確定性，這顯然是正確的。隨著投資和就業決定的推遲或取消，經濟衰退將傷及公共財政，早晚不得不采取增稅和減支。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認為：

　　“歐洲領導人急切地想打消其他成員國效仿英國的念頭，可能不會向英國提供有助于減輕脫歐痛苦的條件——特別是在進入歐洲統一市場方面。歐盟貢獻了英國貿易額的半壁江山，出口商受到的影響可能將是災難性的（盡管擁有更具競爭力的匯率）。此外，未來幾年金融機構也將把業務和人手調往歐元區金融樞紐，倫敦金融城（以及倫敦房地產市場）將無法避免陣痛。”

　　但這些風險沒有在英國選民中間引起共鳴。哥倫比亞大學的杰弗里? 薩克斯（Jeffrey Sachs）認為，脫歐派選民因為“隱性階級斗爭”而大大低估了這些風險。簡言之，不管他們對移民有何擔心，“支持英國退出的工人階級認為，不管發生什么，大部分或全部收入損失都將由富人承擔，特別是受到千夫所指的倫敦金融城銀行家。”

　　西班牙前外交部長安娜?帕拉西奧（Ana Palacio）看到了一個不同的問題：“許多支持撤銷精選的政策和監管的人，”她說。他們希望“英國人相信，不但倫敦金融城將仍然是歐洲頂級金融中心，英國也將仍然能夠進入歐盟單一市場，即便沒有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這“純屬幻想。”而如今，英國必須生活在它的錯覺的后果之中了。

　　卡梅倫給繼任者留下了觸發脫離歐盟的第50條正式程序的決定。在理想情況下，英國和歐盟將就某種形式的準成員地位形成一致，保留盡可能多的經濟和政治合作。但政治不利于這一結果。英國可能越來越沙文主義，而歐盟政府有很大的激勵保持強硬——既為了威懾其他成員不要效仿英國，也為了贏得經濟競爭優勢。事實上，瑞典著名經濟學家安德斯?奧斯倫德（Anders ?slund）說，“歐盟應該就英國退出做出最后通牒，制定清楚繁重的原則。”

　　歐洲聯邦主義者夢想英國退出能形成歐盟一體化的新動力；但人們對此根本沒有興趣。“成員國之間的緊張狀況”，索羅斯提醒我們，“已經達到了一個極限，不僅是因為難民問題，也是因為歐元區內部債權國和債務國之間的極端對立。”德國和法國的弱勢領導人面臨明年的大選，兩國意見相左。最新民調發現，法國人對歐盟的支持甚至比英國人還要低。索羅斯正確地認為，“所有這些對于嚴肅的歐盟改革計劃來說都不是好兆頭。”

　　正好相反：歐盟看起來孱弱、易碎、暴躁，英國退出可能導致其進一步分裂。極右翼反歐盟政黨將贏得東風。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希望進行“法國退出”全民公決。荷蘭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的吉爾特?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希望進行“荷蘭退出”投票。

　　除了其他國家退出的風險，還有一個威脅：歐盟可能在紙面上仍然存在，但各國日益分道揚鑣。歐盟委員會在理應開放邊境的申根區重新實施國境控制的問題上淪為橡皮圖章就是明證。如果某民族主義政府單方面對歐盟移民進行控制，或真的對貿易進行控制，歐盟委員會將怎么做？

　　英國的留歐陣營當然必須為常常表現無能的歐盟進行辯護，關掉一躍進入未知領域的風險——這一方法讓約翰遜等英國退出支持者嘲笑他們所謂的“工程恐懼”（Project Fear）。但英國退出陣營唯一可靠的武器正是恐懼：將恐怖主義和移民與歐盟成員資格捆綁在一起，以此誘導選民將吊橋高高掛起。

　　當然，這并不是英國獨有的戰略：丹麥選民因為對難民和恐怖主義的恐懼而動搖，在去年11月巴黎恐怖襲擊之后一個月舉行的全民公決中否決了加強與歐盟進行跨境政策合作的方案。但英國退出支持者更進一步。他們宣稱，脫離歐盟不會危及英國的安全，因為是北約而不是歐盟確保了英國的防務。

　　但波蘭前副總理雅西克?羅斯托夫斯基（Jacek Rostowski）指出，安全和防務是不同的。“真正的安全包括一國預期不必求助它所屬的防務聯盟——而從目前的情況看，這正是歐盟成員地位所提供的。”

　　事實上，英國退出構成了對北約的直接威脅。羅斯托夫斯基指出，整個歐洲“本想民族主義”意味著給將淪為普京的克里姆林宮的“第五縱隊”的力量賦權。比如，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表明，如果勒龐在2017年當選法國總統，“她將阻撓一切形式的……對普京冒險主義的抵制，而普京的冒險主義正在威脅北約的東部前沿。”

　　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Joseph Nye）認為，英國退出的地緣政治后果是巨大的。“崛起的中國、衰落但敢于冒險的俄羅斯，以及中東動蕩長久化的前景，面臨這樣的局面，緊密的跨大西洋合作將是維持長期的自由國際秩序的關鍵，”他寫道，“英國退出則將削弱歐洲和英國，”從而讓“形成無序國際體系的可能性變得更大了。”

　　英國退出陣營反駁這些擔憂，他們常常指出，在歐盟之外，英國能夠建立與世界其余部分更加緊密的關系，首先是美國和其他“英語民族”。但美國不同意這一看法。羅斯托夫斯基指出，英國“對待重要如歐洲安全的美國根本利益有如兒戲”，將“破壞兩國剩下的雙邊‘特殊關系’。”哈斯更進一步：“美國如此珍視與英國的關系的一個原因正在于英國在歐洲的角色。”

　　盡管如此，英國退出支持者仍然意淫著英國在“盎格魯圈”（Anglosphere，還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澳大利亞前外交部長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對這一概念當頭澆下一盆冷水。簡言之，這個俱樂部的潛在成員沒有一家有興趣加入。地理，而不是歷史，決定了戰略。英國和加拿大對于美國對壘中國毫無價值，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對于對壘俄羅斯毫無價值。因此，英聯邦——脫胎于早就不復存在的大英帝國——只是一個清談俱樂部，美國根本不關注。

　　經濟關系亦然。對英貿易對澳大利亞早已不再那么重要，而美國正專注于跨太平洋合作伙伴關系（TPP）和于歐盟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TTIP）等巨型地區貿易協定。因此，埃文斯正確地推論，“如果英國與歐洲漸行漸遠，認為它可以通過成立自身有影響力的新國際組織來獲得補償，那么它將發現自己成為孤家寡人。”

　　但它本身未必孤家寡人。由于存在更多英國退出式全民公決跟進的風險，歐盟領導人認識到聯盟的生存已經是個問題。法國政治策略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認為，它們“必須立刻在字面意義和引申意義上進行大規模自我評估。它們需要總結做了什么——或沒有做什么——導致失去了公民的信任，并在國家和歐盟層面制定一個計劃重新贏得這一信任。”

　　這一計劃應該包括提醒歐洲公民歐洲工程所取得的成就——從而厘清英國退出對歐洲一體化造成的威脅意味著什么。1995年瑞典加入歐盟時擔任瑞典首相的比爾特在今年早些時候指出，“20世紀70和80年代，極具吸引力的一體化承諾幫助穩定了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共產主義崩盤后，“加入歐盟的承諾緩解、鼓勵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導了”20世紀90年代中歐和東歐的轉型。類似地，“一體化的歐洲的軟實力啟發了土耳其幾十年的民主改革”，對近幾年來的烏克蘭也有類似的影響。

　　但歐洲領導人還必須理解，為何對于英國人——以及其他許多人——來說，回憶是不夠的。“關鍵在于”，莫伊西指出，“這一評估必須在推動更大的一體化之前進行。如果歐盟驚慌失措地蹣跚前行，就將證明它缺乏對真正在發生什么的理解。”

　　對德國前外交部長約施卡?費舍爾（Joschka Fischer）來說，英國退出爭論反映了一個簡單的現實：“英國想要一個不同于歐盟目前所代表的歐洲。它想要的是一個只有共同市場的歐洲。”

　　但左翼疑歐派有一個不同的支持英國退出的原因。他們認為，從歐盟退出能讓他們的國家擺脫歐盟的“新自由主義”約束，如限制國有所有權和補貼。希臘前財政部長、西方左翼的代表人物雅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對此不買賬：“好社會需要通過加入通行機構以克服它們的退步作用才能贏得，”他指出，而不是通過“推動歐洲進步分子與新法西斯主義聯合。”

　　那么，面對英國退出投票，應該做些什么？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的首席經濟顧問勞拉?泰森（Laura Tyson）說，英國退出“進一步加強了歐洲加碼刺激和非常規措施”以刺激增長和就業的理由。增長和就業是最好的民粹主義解毒劑。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 Michael Spence）希望英國退出“能帶來對歐洲治理結構和機構安排的大反思”，這種反思也是莫伊西所支持的。但“要重塑選民的控制和責任感，”斯賓塞說，“需要激發歐洲各個角落的領導力——包括政府、企業、勞工組織和公民社會，并拿出新的誠信、包容、責任和慷慨的承諾。”

　　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聯職主席安納托爾?凱勒茨基（Anatole Kaletsky）表示不樂觀。如果英國退出能夠“在穩定和政治冷靜如英國的國家”獲勝，他指出，“全世界金融市場和企業對歐洲其余部分和美國的民粹主義反叛的自得都將被嚇醒。”這一幕已經開始，并且，他正確地強調，“市場擔憂的加深反過來將改變經濟現實。”在最糟糕的情形中，“金融市場將放大經濟焦慮，養成更大的反建制憤怒并助長進一步增加的政治動亂預期。”

　　索羅斯也認識到了同樣的風險，并認為意大利特別容易遭遇“全面銀行危機——這很可能導致民粹主義的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剛剛贏得羅馬市長選舉）早至明年就上臺掌權。”歐盟不能如過去那樣得過且過。“但我們決不能放棄，”索羅斯說，“英國退出后，所有堅信作為歐盟建立基礎的價值和原則的人都必須同心協力，通過徹底的結構重組來拯救歐盟。”有時候，我們認為我們將輸掉的戰爭最需要我們去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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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