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民企的定心丸，一方面要靠從政府到社會的關切和支持，一方面也需要企業自身的努力，自己身強體健。

　　1980年春節前夕，四川新津縣一個普通家庭，32歲的男主人劉永行因為4歲的兒子想吃肉發愁。

　　想到一年到頭沒給兒子買過什么，劉永行咬咬牙拿出了原本是節后重返成都師范專科學校的2塊多錢的學費，到集市上買了一只鵝，準備殺了吃。兒子牽著鵝到池塘邊玩，繩斷了，鵝走了，找了大半個縣城也沒找到。

　　為了過年，劉永行第一次到集市上擺攤，修無線電。兩年后，在國家科技興農的號召下，他們四兄弟決定辭去公職，到農村建良種雞場。

　　劉永行的父親劉大鏞1938年加入共產黨，后來按組織要求打入國民黨內部，但由于單線聯系人1941年突然去世，這段歷史就成了“問題”。一家人在“文革”中備受坎坷。因此，劉氏兄弟創業時，非常重視政治上的正確。

　　碰巧，1982年4月政府決定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中紀委派出154名司局級以上干部分赴各地，直接參與大案要案的調查處理。到年底，全國揭出并立案審查的各類經濟犯罪案件共16.4萬多件，依法判刑的近3萬人，追繳贓款（含贓物折合部分）3.2億多元。在私營經濟的發源地溫州，八個有代表性的老板，叫做“八大王”的，被作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有的收審關押，有的“畏罪”潛逃。直到1983年中央1號文件頒布，農村經濟政策進一步放寬，“八大王”才有的無罪釋放，有的取保候審，逃在外的也大膽回家了。

　　下令批捕“八大王”、后來又為“八大王”平反的人叫袁芳烈，他曾任溫州市委書記，后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十多年后他到溫州出差，特地和“八大王”之一的鄭元忠聊了3個小時，他說：“你們給我上了改革最初最深刻的一課。”

　　回到劉氏兄弟創業的關鍵時刻。為確保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拉社會主義后腿”，1983年春，劉永行的三弟跑到新津縣城，找到縣委書記鐘光林，問，辭職回鄉創業，“要不要得？”

　　鐘光林說，“沒啥子問題嘛！”他加了個條件——“你們要帶起10戶專業戶”。創業很艱辛，很成功，劉氏兄弟一開始還堅持了一個原則，“只走前門，絕不行賄”。

　　盡管行的端走的正，但1990年前后私營企業遭遇的危機中，新問題又出來了。

　　在始于1988年的治理整頓中，政府明確規定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不能經營41種重要生產資料和36種緊俏耐用消費品，縮小了其經營范圍；政府加大了整頓公司的力度，嚴格對公司的審批，使個體私營經濟的市場準入變得困難；和國有集體企業相比，私營企業貸款難度也加大了，1988年集體商業企業三個月以上的貸款利率為7.92%，私營企業為8.7%，還要提供擔保；1989年的“9號文”指出，私營經濟中存在剝削，私營企業主不能入黨；在全國范圍開展的稅收大檢查中，一些個體工商業、私營企業被過重地懲罰，群眾說他們是“上半年戴花，下半年帶枷”；各種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現象，則直接加重了個體私營工商業的負擔。

　　1988年，全國城鄉個體工商戶發展到1452.7萬戶，1999年下降了14.15%；1989年個體工商戶歇業達319.6萬戶；1988年底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有22.5萬戶，1990年下降到不足10萬戶。

　　1990年前后，劉氏兄弟創辦的希望飼料公司的競爭對手、國營的飼料廠，貼出了“堅決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大標語。稅務局到“希望”查稅，還有人說他們雇工100多人是剝削，應當關掉。而事實上，1988年7月1日起施行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已經明確“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國家保護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

　　由于壓力太大，1990年初，劉氏兄弟通宵斟酌后簽了一份捐贈書，拿給縣委書記鐘廣林，要把七八年積累的2000萬資產的企業無償捐贈國家。鐘廣林說：“飼料廠是你們一手創辦起來的好企業，我看誰也拿不走，國家不會不保護這樣的企業。至于你們的顧慮和要求，不是我一個人能說了算的，我們要開會，縣委、縣政府會給你們一個明確的答復。”

　　這樣的情況不只發生在四川。1989年，浙江黃巖縣北極花電冰箱廠的廠長、26歲的千萬富翁李書福，突然感到了一種“人人喊打”的味道。1989年6月，政府對電冰箱行業實行定點生產，民營背景、戴著鄉鎮企業“紅帽子”的“北極花”沒有列入定點名單。李書福恐慌無比，匆忙將年銷售額4000多萬元的冰箱廠捐給鄉政府，一個人跑到深圳讀書去了。在江蘇宜興，“遠東電纜”的蔣錫培也被嚇住了，他找到政府，要把自己的企業送出去。在廣東、福建，則有不少私營企業主選擇了攜款到海外去。

　　1990年下半年開始，隨著政策調整，個體私營經濟開始恢復。慶祝建國40周年的講話提出，在我國現階段，發展從屬于社會主義經濟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對于發展社會生產、方便人民生活、擴大勞動就業，具有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1991年4月15日，全國個體勞動者第二次代表大會提出：“可以告訴大家，你們不是三等公民，個體經濟不是發展多了，而是還不夠，要鼓勵個體和私營經濟的適當發展。”1991年，政府發布《關于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決定》，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堅決制止嚴重影響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三亂現象。

　　劉氏兄弟到今天都忘不了1990年鐘廣林最后給他們的答復：“國家不缺這點錢，而且國有的企業多得很，你們創下的企業還是歸你們所有，由你們經營。希望飼料公司在你們手里可以比交給國家經營得更好，增值更快，于國于民都更有利。”他們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一直走在大路上。四兄弟花開四朵，綻放無限精彩。

　　在嚴格家教中熏陶出來的劉永行四兄弟，三個大學生、一個中專生，創業前分別在成都906廠計算機所、新津縣教育局、新津縣農業局和四川省機械工業管理干部學校工作。在當時，這樣的創業者素質是很高的。他們持續發展至今，和自身素質、家教規范都是分不開的。

　　創業者千千萬萬，有些文化素質不夠高，能不能給他們也吃上一顆定心丸呢？這方面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傻子瓜子”創始人、有“中國第一商販”之稱的年廣九。給劉氏兄弟吃定心丸的是縣委書記，給年廣九吃定心丸的則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年廣久生于1937年，安徽懷遠人，解放前隨父逃荒要飯到蕪湖定居。父親擺攤經營水果，年廣九自幼也肩搭秤桿，在街頭叫賣，并在父親去世后獨撐攤檔。由于經營中堅持先嘗后買、不滿意不要錢、甚至夠秤了還多拿一個蘋果給顧客，鄰攤同行紛紛說他“傻”，喊他“小傻子”。

　　上世紀60年代，年廣久的水果攤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他還販賣板栗，被“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清查。1963年，他被以投機倒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1972年遇到水果小年，年廣九就學炒瓜子，偷偷摸摸地堅持，每天晚上七八點鐘開始炒，干到第二天凌晨幾點才睡覺，7點鐘左右又起來把瓜子分包，中午人們下班時出去偷偷地賣。下午再包，下班時再賣。

　　改革開放后，年廣九的小作坊很快發展成100多人的工廠，他也成了最早的百萬富翁之一，社會上風傳他“鈔票多得發了霉，在自家院子里曬鈔票”。1980年農歷年過年前，蕪湖市工商局準備去抓他，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幸好分管財貿的副省長胡坦到蕪湖視察時說，“年關快到了，不要把小商小販搞得哭哭啼啼的，過年都不安穩。”

　　時任安徽省農委主任的周曰禮接到蕪湖農委的匯報，派人前去調查，報告上交給國家農委主任杜潤生，他又呈送給鄧小平。鄧小平說：“這些問題剛剛開始，我們不要匆忙，不要急于下結論要看一看，”“就那么幾個人，搞資本主義再把他拉回來就是。”于是，政府對私營經濟采取了“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的觀察態度。

　　1983年底，年廣久雇工是剝削的問題又反映到上面，安徽省委調查后寫了個報告上報中央。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了嗎？”

　　當時在和國營瓜子企業競爭中，年廣九采取了降價的方式。他的邏輯是，降價后生意好了，可以讓爐子炒個不停。如果十天八天不炒，煤就浪費了。生意好了，工人天天有活干，積極性也就高了。他對媒體說：“我天天炒賺多少，不炒賺多少，我不知道嗎？”

　　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在全國率先搞有獎銷售，并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2月5日推出當天僅蕪湖市場銷量就有6萬斤，全國各地來電來函來人要貨的絡繹不絕。但3月6日，政府工作人員到年廣九的辦公室，將一份《禁止借有獎銷售為名推銷殘次商品》的文件放到他面前，年廣久措手不及，遭遇重創，1987年底又因涉嫌貪污被立案偵查。

　　“廠子是我投資的，賬目上的錢都是我的，我哪里是貪污呢？”實際的原因是1984年，年廣九主動向工商部門提出，要和一個集體的、或者有正式合法經營能力的單位聯營，“戴紅帽子”，但后來關系不和，不歡而散。“聯營失敗，社會影響不好，需要有個人來扛這個責任！”

　　年廣九被羈押了近三年，貪污罪無法成立，最后在1991年被以流氓罪判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又一次談到“傻子瓜子”，“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元，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此后年廣久重出江湖。

　　曾任蕪湖市委書記的金庭柏評價說，年廣九是“精明的個體戶，蹩腳的企業家”，他在改革初期功不可沒的，是一種創新，他敢于降價敢于冒險，能把瓜子越做越大。作為個體作坊生產，他已經做到了極致。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性，“文化的局限性就決定了他法制觀念的局限性，所以他會坐牢，他不善于用法律來保護自己；另一個方面，他的現代公司意識，法人治理結構意識是沒有的，瓜子膨脹到幾百萬、幾千萬斤，流動到全國，在各個地方建立了許多協作廠，建立了基地，這個情況下，他無法駕馭這個局面。”

　　作為中國最有名的個體戶，年廣九被鄧小平三次點名保護。他說，“人的命運靠政策，有政策，我的命運還是好的”，“強大的個體戶能救活市場，經濟搞活了，貨幣來得快，國家才興旺、發展”。有趣的是，他認為“社會主義在個體戶那里”，因為“你到大飯館吃菜，小師傅炒；你到小飯館吃菜，它是老師傅炒的，看著是不氣派，但是菜爽口，價格便宜，質量又好。你到國營飯店去吃飯，又貴又不好吃。國營是大鍋飯。私人是求生活，看牌子，才能搞好生活來源。（個體戶）他沒有靠山啊。國營有政府靠山啊。”

　　年廣九的認識未必都準確，但他說出了一個大道理，就是社會主義（也）在個體戶那里。個體戶也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國企領導人要改革創新，打破舊觀念和舊機制，當然也需要吃定心丸（如當年的步鑫生、馬勝利），但國企本身是不需要考慮正確性的；而私企民企要長治久安，不僅企業主本身不能出大問題，所有制形式要獲得政治上的肯定，經濟上的平等權利，社會的認可，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沒有始于鄧小平的創見和堅持，不會有“兩個毫不動搖”給中國帶來的勃勃生機。

　　上周在上海，和一家民企創始人交流，他們服務于能源行業，是海洋工程領域的技術與服務提供商，國家也非常重視。他說想把企業交給國家，也給領導人寫過信。我說，我猜領導的回答是，把企業留在你們手里能創造出更高的效率和價值，對國家的作用更大。他說，是的。

　　為什么如此出色的民企也有一種不安感呢？不同民企有不同情況，具體到這家企業，創始人的壓力主要是，和國企打交道低人一等，似乎國企就是給國家做事，私企就是為私人掙錢；財富太顯眼怕議論；不知道財富在企業內如何合理分配，等等。

　　正是這次交流，促使我思考定心丸的問題。當非公有制經濟已經發展到如此規模、很多企業家累積了巨大財富時，如果他們內心深處還存在不安、疑慮、焦灼，這就是一個必須直面的挑戰。

　　中央強調，“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更準確地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

　　什么是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什么是黨的基本路線？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怎么把握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就要“在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好解決我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更好實現各項事業全面發展，更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由上可以看出，中國的基本問題還是發展問題，新的階段性特征不是不發展，而是要更好發展，更全面發展，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理念去發展。只要符合這樣的方向，只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走健康之路，有什么可擔心的呢？

　　具體到民企來說，去年全國兩會，中央領導看望出席民建、工商聯委員時，強調了“三個沒有變”，“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人民日報》去年3月5日評論員文章指出，“非公經濟創造了超過60%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80%的社會就業，超過65%的固定資產投資，超過67%的對外直接投資，面對如此成就，有什么理由要去改變現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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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需要一顆定心丸。定心丸不是靠什么背景、或者有什么顏色獲得的，只要擁護黨的基本路線，誠信經營，守法經營，人人都應該過得太平，干得有勁，睡得安枕。

　　從經濟角度看，中國要實現偉大復興，根本上要靠企業不斷提高效率、提高創新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堅持多種所有制并存和競爭，堅持市場化、現代化方向，完善產權保護等激勵性的制度，才能確保企業有動力、有壓力不斷去改善資源配置的效率，讓中國經濟不僅規模大起來，而且競爭力強起來。

　　從企業家的角度看，定心丸來自對大環境和自己兩方面都充滿信心。郭廣昌2014年在《中國企業家》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人是需要相信一點什么的》，從外部和內部兩個角度談了他對民企發展的看法。

　　一方面，“你要相信你這個企業只要自己沒有犯錯誤，沒有亂來，政府不會整你。很多人不信這一點，我們是信的。很多人跟我說，企業做得再好，政府要整你，要你死是很容易。我當時就問他一句話，我做得好好的，政府為什么要讓我死？這跟改革開放的價值觀不一致啊。所以從大的方向上我一是相信中國的未來經濟看好，二是相信黨的改革開放政策”。

　　第二個方面，“對自己的企業，不管人家說什么，你對自己的企業健不健康要清楚：你有沒有生癌癥？如果你本身有癌癥了，你說體檢能幫忙嗎？化療能幫忙嗎？都幫不了你的忙。你之前做了不該做的事情，不該有的決策，注定你要死亡，有的時候只是死亡期延緩了而已。”

　　可見民企的定心丸，一方面要靠從政府到社會的關切和支持，一方面也需要企業自身的努力，自己身強體健。郭廣昌當時說：“在技巧層面的很多事情非常好做，但是如果你恰恰是基本價值觀和原則上走錯了，這是癌癥，這是救不了的。”

　　天助自助者。天助，是說我們的整個社會要相信蘊含在每個人內心深處的能動性，相信通過法治化的市場經濟，人民福祉會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永遠往前走，永遠不動搖；自助，是說每個經濟主體，不管是哪種類型，都能恪守誠信，自強不息，公平競賽，優勝劣汰。每個人的定心丸，既靠外部的環境和制度的優化，同時也掌握在自己手里。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