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高連奎

　　解決債務危機，只有一條方案，那就是財稅改革，債務危機的出現本身就是公共需求與政府收入不適應的矛盾，公共服務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只能改革稅收機制，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處理世界經濟危機的經驗教訓與全球財稅改革，2018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重創了世界經濟，各國人民深受其害。面對于此，英國女王曾經質問全世界至少有數十萬個研究經濟的經濟學家，為什么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前，沒有一位經濟學家預測出經濟危機將何時發生？其實經濟學家不僅沒有預料到經濟危機的發生，而且至今沒有找到走出經濟危機的方案。

　　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也曾經重創過世界經濟，但是當時經過了大概5年的時間人類就走出了經濟危機，而這次經濟危機已經持續了八年，目前還沒有走出的跡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類的經濟學失靈了，我們將世界上所有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組成一個沙龍，或是讓世界最頂級經濟期刊的編輯去進行相關論文檢索，也許很難找到答案。

　　因為我們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危機，本次經濟危機的核心是債務危機，準確的說是政府債務危機，而目前經濟學家對政府債務的研究還寥寥無幾，因為債務型經濟危機幾乎沒有在發達國家發生過，世界上目前也沒有治理好債務型經濟危機的成功案例，那些曾經發生或面臨債務問題的國家比如東南亞、拉美、日本都走向了長達二三十年的經濟長蕭條。

　　本次經濟危機，人類拯救危機的方法仍然是采用的那些最常見的三個經濟學派的學說，分別是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和奧地利學派。

　　在我們中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一直根深蒂固，經濟危機后中國采取的是凱恩斯主義的方法，也就是通過財政擴張，政府大舉投資來走出危機，凱恩斯主義治理經濟危機的效果是明顯的，在其他國家經濟一片蕭條時，中國經濟出現了兩位數的增長，同時也出現了通脹，結果在民粹輿論和一群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壓力下，中國轉向了奧地利學派主張的貨幣緊縮主義，這就是李克強總理一直強調的“絕不搞大水滿貫”，從此中國經濟增長率也降低到了歷史最低位。

　　在美國貨幣主義是最當紅的經濟學派，因此經濟危機之后美國選擇了貨幣主義的量化寬松政策，量化寬松政策在美國算是基本成功的，但是奧巴馬任期內美國政府的債務增加了十萬億，美國經濟仍然岌岌可危。

　　在歐洲，人們用的奧地利學派的財政緊縮政策，他們簽署了財政協議，各國一致實行財政緊縮，結果財政緊縮又導致了經濟進一步的蕭條，這一政策的結果就是歐洲各國紛紛陷入更大的債務危機，這時歐洲看到美國的成功，也開始選擇貨幣學派的量化寬松政策。

　　其實人類拯救這次危機最科學的方案就是奧巴馬總統最開始制定的方案，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投資政策加貨幣學派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經濟危機后世界各國都看到了加大投資，特別是改善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但大家都面臨著巨大的債務問題。高債務情況下，擴大財政投資是不可能的，美國最新的特朗普總統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改善方案，但是可以預見他的方案也是無法實行的，

　　走了問題，繞著走，我們終究是繞不開的，由債務引發的經濟危機是不可能僥幸過關的，債務型債務危機遠比我們以前熟悉的生產過剩危機和金融泡沫危機更難克服，生產過剩的危機，當下一個技術創新周期或經濟熱點來臨時，經濟自然就會走出危機，

　　金融泡沫危機，當有一批新的投資者成長起來并重新涌入市場時，經濟危機就會消失，而債務危機就像家具上的灰塵，你不打掃，它就永遠存在，時間越長堆積越多。對于債務危機是人類是沒有方案的。

　　對于高企的債務，發達國家的政府都想到一個賴賬的好方法，就是零利率， 也就是不管債務由多大，只要不支付利息或是只支付少量利息，那么“債務炸彈”就不會爆炸， 最早采用這種方法的是債務最高的日本，目前大部分發達國家都學會了利用零利率，負利率來拖延債務炸彈的爆炸。

　　但零利率的害處卻是顯而易見的，零利率意味著金融各個行業的利息都非常低，也就沒有人愿意做金融，沒有人愿意將錢拿出來做投資，實體企業就得不到金融的支持，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創投行業，沒有金融支持，創新工作根本無法展開，實行零利率的日本，在互聯網領域是全面落后的，美國實行零利率后，在移動互聯網領域也被中國全面超越，零利率已經讓日本落后世界一個時代，同時也拉開了中國和美國的距離。

　　當然解決債務危機，只有一條方案，那就是財稅改革，債務危機的出現本身就是公共需求與政府收入不適應的矛盾，公共服務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只能改革稅收機制，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其實通過財稅改革走出經濟危機，世界上并非沒有先例，上世紀的大蕭條時很多認為是凱恩斯主義幫助美國走出了蕭條，其實根據筆者的研究是羅斯福通過財稅改革走出大蕭條的，羅斯福重構了美國的財稅體系，這是凱恩斯主義的要義中所不具備的。

　　比如現在維持美國財政收入的第一大稅種——個人所得稅和第二大稅種——社會保障稅都是羅斯福新政時建立的，在大蕭條之前，個人所得稅在美國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稅種，只是少數人才交個人所得稅，羅斯福新政之后，個人所得稅成為美國的第一大稅種，在大蕭條之前，美國沒有社會保障稅，大蕭條后社會保障稅成為了美國的第二大稅種，有了這兩大稅收做基礎，美國政府才有充足的財政資金進行投資與社會保障建設，因此即使經歷了二戰，美國政府也沒有為美國人民欠下多少債務，其債務水平一直在可控范圍之內。

　　而且美國目前的財政體系仍然是羅斯福新政時期奠立的，因此羅斯福的財稅改革不僅僅幫助美國走出了經濟危機，而且奠定了戰后美國長達三十年的黃金時代，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減稅政策又將美國重新拖入了危機。

　　二戰之后，大家都在研究凱恩斯經濟學，而沒有人研究羅斯福經濟學，我們錯誤的總結了大蕭條的經驗，凱恩斯只能拯救小蕭條，無法拯救大蕭條，我們必須回歸羅斯福，將工作重點放到財稅改革上，人類才有出路，因此我提出了“新財稅主義”的經濟改革主張。

　　所謂“新財稅主義”就是通過政府系統的財稅改革，重新構建新型的財稅體制以增加政府收入，讓政府擺脫債務危機后，整個經濟頁才會走出危機，當然我所主張的財稅改革不僅僅稅率的調整，不是交稅比例的提高，而是科學的，符合經濟規律的系統性稅收改革，是有增有減的稅收改革。

　　財稅改革方案

　　1、 增加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須品稅收  

　　中國應該根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產品制定不同的稅收標準，我建議將各種產品分為“生存必須品“，享樂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三類，應該提高享樂型產品和奢侈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須品稅收。  

　　奢侈品稅收的征收應該改變現在按品類征收的方法，改為按品牌征收，主要做法是對各類商品進行品牌認定，一旦被列入奢侈品品牌目錄，則征收更高的稅收，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劃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馳、奧迪、寶馬等豪華汽車，蘋果手機以及一些名牌服飾、珠寶，化妝品等，這樣劃分之后增稅的空間非常大，既可以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也可以增加大量的稅收，而那些生存必須品可以實行普通的稅收，甚至適度減稅、免稅。   

　　在經濟學上，奢侈品不符合價格曲線，增加稅收并不一定降低銷量，奢侈品認定對商家也有好處，等于是對商品品質和定位的背書，商家也不一定反對。 

　　有人認為現在中國奢侈品的價格已經比國外更高，但這是商家的定價策略所致，而非稅收所致，而且現在這些產品雖然價格很高，但是人們消費熱情卻不降低，所以增加稅收也并無不可，至于海外購物也可以通過補繳稅收解決。而海外購物基本以小件商品為主，大件商品，人們還是本地化購買。  

　　2、增加成熟工業品稅收，適當降低高科技產品稅收  

　　筆者建議將工業品分為成熟工業產品和新型科技產品，對于成熟工業品則可以適當提高稅收，因為成熟工業品需要投入研發的費用非常少，只有生產費用，而新型科技產品則需要持續的研發投入，而且需要面臨全球技術競爭，可以降低稅收，鼓勵創新。      

　　比如一個手機技術不成熟時可以賣一兩千，技術成熟后可以賣兩三百，比如一臺冰箱價格不過一兩千元，而一個小小的手機也一兩千元，這就是成熟技術產品與非成熟技術產品的差別。      成熟產品，價格極其低廉，可以適當多征收稅收，高科技新產品研發投入大可以減稅促進其技術成熟。

　　3、增加機器密集型產品稅收，降低勞動密集型產品稅收   

　　對于產品，我們還可以分為機器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減稅，對于機器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增稅，因為根據經濟學規律，對于那些已經實現機械化大生產的產品，勞動生產率變的非常高，價格也變的非常便宜，即使適度提高征稅標準，價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臺電視機1000元，征稅50%，價格升高到1500元，人們照樣可以買的起。     

　　而對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服裝、鞋則可以降低稅收，比如一雙女士皮靴的價格比一臺彩色電視機的價格還要高，其背后原因就是因為電視機是機器化生產，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勞動，因此對于服裝、鞋子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就可以減征稅收，比如中低端餐飲和理發等行業也可以降低稅收，比如服裝費用在現代人的生活開支中占比很大，很多白領人群極易成為“月光族”，就是因為服裝、餐飲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或服務在其生活中的開支占比過大。

　　4、 增加專項服務收費，降低企業增值稅和所得稅等公共稅收   

　　筆者建議中國將稅收分為公共稅收和專項稅收兩大類，應該增加專項稅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稅收的負擔，能用專項稅費解決的問題就不要再用公共稅收，政府提供的專項服務可以適當收費以與公務員的工資支出進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領域的專項建設也可以通過專項稅收加以平衡，這樣就可以降低公共稅收的負擔，從而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收負擔。   城市建設、公共服務有關的項目，可以適當增加費用，另比如可以通過增加燃油稅以支持城市道路建設，而企業繳納的增值稅和所得稅等公共稅收可以適當降低，以保護企業生產的積極性。

　　5、降低能源、資源稅，開征“超額資源稅”

　　資源、能源的價格關系到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關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在資源稅和能源稅上可以降低征收，但是我們可以開征“超額資源稅”，對于那些占用社會資源遠超社會平均水平的群體進行額外征稅，當然在實際征稅中可以根據行業不同，采取不同的稅收名稱，比如在房地產行業我們就可以稱為“超額房產稅”，中國的房產稅一直有征收的必要，但是一直沒有落地，就是因為房地產稅這個名稱本身就容易遭到抵制，如果采用“超額房產稅”則可以非常容易的取得民意的支持，也更加科學。

　　6、增加因經濟周期或經濟政策而出現暴利的行業的稅收和降低因經濟周期或經濟政策虧損行業的稅收

　　宏觀經濟、產業經濟、金融經濟都是有一定周期的，受周期因素影響，有的行業整體暴利，有的行業整體虧損，但無論是暴利還是虧損都與企業家經營能力無關，應該對暴利行業增加稅收，對虧損行業減免稅收。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治理研究項目負責人，中國新財稅主義三十人論壇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