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劉偉 蔡志洲 方燁 原載于經濟觀察報
特別是圍繞降低企業成本,降低企業的交易費用,無論營改增、對第三產業的鼓勵政策,還是屬于地區性的優惠政策、特殊性的保障,減稅的空間也還是有的,關鍵是能不能下得了決心。
我國經濟進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將面臨三大機遇,即至2020年能否實現從“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2030年之前經濟總量能否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2050年,能否躋身發達國家之列,實現現代化?
有機會就有挑戰。挑戰概括起來就一句話,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已經發生了系統性的變化,這個系統性變化大概歸結為兩個方面:一個是供給(生產)方面,國民經濟生產的總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一個是需求(銷售)方面,需求從旺盛變成疲軟,總需求不足帶來高失業風險。
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問題,宏觀反映的是總量,宏觀經濟如果發生問題,突出的矛盾就是總量失衡。它無外乎有兩種表現: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過多的貨幣在追逐不足的商品,帶來通貨膨脹。另一種失衡是總需求不足,小于總供給,過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貨幣,銷路不暢,經濟蕭條,帶來高失業。
宏觀經濟失衡最典型的兩種表現,要么高通脹,要么高失業。我國對宏觀經濟調控運用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別是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這個總量失衡的程度能夠調整到國民經濟運行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
宏觀政策體現“松緊搭配”的格局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當前也遇到了發達國家遇到的、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成功解決的問題,雖然沒有用“滯脹”這個詞,而是用的“雙重風險”,但經濟的內涵是一樣的。這就是我們在新常態下的新失衡。
針對經濟發展中的這些問題,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現在又回到了危機之前的“松緊搭配”格局,也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說明財政政策還是擴張的,它的首要目標還是保增長,目的就是穩定社會就業?!胺€健的貨幣政策”,相對于前一個時期寬松的貨幣政策而言,穩健的貨幣政策,總體方向是從緊的,它的首要目標是遏制通貨膨脹。
現在宏觀兩大政策與手段,方向不同,一個是“積極”,一個是“穩健”。目標不同,一個是保增長,一個是遏制通脹。
在雙重風險并存的失衡狀態下,控制風險成為優先任務。如果我們采取“雙松”或者“雙緊”的政策,風險太大。所以我們采取了松緊搭配的政策組合。這樣的組合,體現“穩中求進”的基本指導思想。
確保6.5%-7%的經濟增長速度
松緊搭配的格局不能改變的話,現在能變化的就只能是松緊的力度。既可以朝“松”的方向傾斜,也可以朝“緊”的方向傾斜。松緊力度的調整,它的根據與核心指標是經濟增長速度。圍繞經濟增長速度來控制財政、貨幣政策。
經濟增長速度應該怎么調?根據是什么?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里有一段話,共兩句,第一句,“要考慮國民經濟的需要和可能”,第二句,“還要聯系國民經濟中長期增長目標的要求”,國家就是依據這兩點來確定經濟增長速度合理的區間。
第一句話,“增長速度的確認,要考慮國民經濟的需要和可能”?!靶枰笔鞘裁??就是下限,最低速度。國民經濟至少需要增長多少,下限因素很多,核心因素是就業目標。
經濟增長速度和失業率之間有一個穩定關聯,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經濟增長速度越低,失業率相對越高。所以,在確定一個國家一定時期的最低增長速度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要考慮這個國家就業目標的基本要求。
美國的失業率的紅燈線鎖定在6%,歐盟馬約鎖定在7%。因為我國二元結構比較復雜。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定的是4.5%的城鎮登記失業率,4.5%這個數值看起來很低,但是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加以分析就不低了。
和歐美的失業率相比,我們有兩個比較大的差別:一是我們的農業勞動力比重比較高。美國、歐盟的失業率,無論是6%也好,7%也罷,涵蓋的面非常廣,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很低。
美國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約2.3%,歐盟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平均在5%左右,因此,非農產業的失業率涵蓋了98%和95%以上的勞動者,農業就業穩定而且占的比重低。而我國農村還有32%的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就業,但每年以幾百萬的速度向城市轉移,進入城鎮的就業市場,找不到工作其實就是失業,但沒有納入“登記失業率”。
二是在統計上,一些地方的數據還不能反映真實的失業情況。一般公布出來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要比真實的情況低2個點左右,如果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5%,實際上的失業率就在6.5%的水平。要保證城鎮登記失業率在4.5%以下,根據我國目前的技術和經濟結構水平,就是要實現經濟增長6.5%,這就是經濟增長的下限。
“增長速度的確認,要考慮國民經濟的需要和可能”?!翱赡堋笔鞘裁矗褪菄窠洕艹惺艿乃俣?。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就是通貨膨脹率。其他條件不變,經濟增長速度越高,一般通貨膨脹率越高。所以,在確定經濟增長速度上限的時候,一般要考慮在一定時期,社會通貨膨脹的控制目標。今后這幾年,如果經濟增長平均在6.5%的水平,到2020年,就能實現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
所以,6.5%的經濟增長速度,無論就中長期增長目標的要求,還是就當前的就業目標的要求,還是當前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目標的要求來說,都是比較合適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十三五”規劃綱要等等,就短期增長來說也大多要求有6.5%左右的增長率。
因此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從保持適度經濟增長率上看,就必須圍繞著6.5%來實施。如果實際增長率低于6.5%的話,“松緊搭配”就要朝著“松”的方向去傾斜,要出臺更多的刺激手段。如果高于6.5%太多,通脹壓力加大,“松緊搭配”就要朝著“緊”的方向來傾斜。因此,國家又確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7.0%。這種安排是符合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要求的。
就具體經濟手段而言,主要的還是財政政策(包括財政支出與財政收入政策)和貨幣政策。
就財政支出來說,我國目前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2%左右,歐盟馬約的警戒線是3%,所以,繼續擴大財政支出的空間還是有的,繼續舉債的能力還是有的。從財政收入來說,就是減稅,尤其是結構性減稅還有空間。特別是圍繞降低企業成本,降低企業的交易費用,無論營改增、對第三產業的鼓勵政策,還是屬于地區性的優惠政策、特殊性的保障,減稅的空間也還是有的,關鍵是能不能下得了決心。
我國政府手里還有一筆國有資產。中央和地方的國有企業加在一起,差不多有50多萬億元的資產,還有大概120多萬億元的國有金融資產,60多萬億元的土地財政收入,這幾項加在一起,國有的財政可動用的資產有230多萬億元,這在世界上是沒有的。所以,財政的手段還是比較豐富的。
在貨幣政策方面,通常使用的手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數量政策,二是價格政策。數量政策主要是調節信貸量,價格政策主要是調節利率。從信貸量來說,主要是對存款準備金控制,我國的存款準備金率在世界上是高的,降準空間還是有的。再一個就是價格政策,對貸款的價格也就是利率進行調節,我們利率現在還比較高,而歐洲一些國家已經實現零利率了。所以降息的空間也是有的。
現在的問題在于,在運用貨幣政策的時候,降準和降息一定要同步,不能割裂開來,我們過去做的時候往往是單向來,單向來的效果不是很好。因為我國的貨幣市場化程度逐漸在深入,數量和價格之間的內在聯系越來越密切。如果將它們割裂開,這個政策就很成問題了。降準不降息,降息不降準,達不到預期的效果。一定要聯系起來運用。
推動制度創新實現可持續增長
我國的宏觀經濟失衡,表面看起來是總量、速度快和慢的問題,但深層次的原因是結構失衡。松緊搭配的政策能夠短期平抑波動,為解決問題贏得時間,但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要根本解決問題,還要靠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靠創新,所以我們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 這五大理念。其核心就是創新。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二者相比,更重要的是要制度創新。制度重于技術,制度又推動技術。
在“十三五”期間,我國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這對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在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高速經濟增長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的變化,我國近些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開始由原先的10%左右降低到現在的7%左右。有些人擔心即使是這樣的經濟增長率也難以繼續保持,這樣就會影響我們實現中長期發展目標。
這種擔心并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因為我們的經濟增長確實仍在放緩,現實經濟活動中也存在著很多問題。但是,如果對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我們就會看到,在進入“新常態”之后,我國仍然保持著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的條件。
從大多數新興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看,在保持了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長并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的行列之后,隨著原有的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的減弱,年均經濟增長率會出現一定的回落,但是與此同時,新的比較優勢又會被培育出來,因此中高速的經濟增長仍然可能保持比較長的時期。
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雖然經濟增長率出現了一定的放緩,但是仍然屬于全世界最好的經濟增長速度之一。從發展階段上看,我國仍然處于由發展中國家向新興工業化國家、由上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發展的階段,具備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的條件。關鍵在于我國能否通過體制創新、深化改革和宏觀調控,改善和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尤其是結構性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我們的增長和發展目標。
從我國改革開放以后高速經濟增長的實踐看,任何時候都是挑戰和機遇并存。在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我國實際面臨著一次新的挑戰和歷史機遇。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國家提出了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是符合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要求的。具體地看,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我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目前仍然具有巨大的潛力。
一是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要注重在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增長,這為我們創造了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是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將大大提高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市場效率,加強實體經濟的活力。
三是通過城鎮化進程,實現區域間生產力布局和經濟發展的均衡將為我們帶來新的需求。
四是產業結構升級將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的效率。
五是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將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新的拉動。
2012年,我國在對全球金融危機后推出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實施擇機退出后,經濟增長率由上一年的9.5%回落到7.7%,這是進入新世紀后我國的經濟增長率第一次回落到8%以下,在此之后,我國的經濟增長一直處于緩慢的回落過程中。
從表面上看,我國經濟增長的勢頭似乎比改革開放后前三十幾年有所減弱,但在實際上,這些年卻是我國經濟苦練內功,解決深刻的結構性矛盾,經濟增長質量得到顯著提升的幾年。在這些年中,我國的就業在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在不斷提高、產業結構明顯改善、內需尤其是居民消費越來越成為拉動我國經濟的重要力量。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這種必要的經濟調整實際上已經為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未來的發展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我們完全有能力應對新時期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實現宏偉發展目標。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責任編輯:馮夢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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