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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房地產稅是調節貧富差距的最簡便方式

2017年02月23日07:52    作者:人大重陽  (0)+1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機構 人大重陽 作者 劉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部分內容摘編自作者新書《在危機中崛起》 中信出版社出版

  征收房產稅恰好可以作為從目前的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向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過度的橋梁。在中國,房地產是人們持有和保存財富的最直接手段。直接對大量房產擁有者征收房地產是發揮稅收調節貧富差距作用的最簡便的方式,同時也具有引導產業發展方向的作用。

征收房地產稅是調節貧富差距的最簡便方式征收房地產稅是調節貧富差距的最簡便方式

  國務院近日出臺了《關于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其中明確提到“支持各地區在房地產稅、養老和醫療保障等方面探索創新”。這一內容被業內解讀成“房地產稅快來了”,一度占據輿論的風口。

  其實相比于房地產稅,它對房價的影響,以及它被提及的這件事本身更讓國人心生警惕。根據往年經驗,凡是樓市調控要緊的窗口期,高層對房地產稅往往提的更頻繁,引發社會大討論,各方觀望,樓市漸穩后,便再偃旗息鼓一陣子。房地產稅與房價之間貌似形成了一種形影相隨的奇妙關系。

  但有個事實,房地產稅在重慶、上海已試點數年,無論是對高端存量征收,還是對增量征收,由于涉及人群有限,對房價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或許,是時候,回歸到房地產稅的本質,從稅制的角度來思考這一問題了。

  01

  若干年前,我與當時的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老師,以及另外一位當時全國最著名的飯館老板娘在電視臺錄制一期節目,節目的主題就是該不該征房地產稅。在討論中,我和賈康老師站在了一方,有條件的支持開征房地產稅。最著名飯館老板娘則堅決反對開征房地產稅。

  我記得當時是這樣表達自己觀點的:“如果您把掙來的錢用來開新的飯館,我認為國家應該給您的企業減稅。如果您把錢用來在海南買大房子,我認為政府應該增加您的稅。”在節目錄制結束之后,我主動上前攀談,以緩和有點緊張的氣氛。不想最著名飯館老板娘居然臉色鐵青,揚長而去。留下我堆著一臉尷尬的媚笑在風中凌亂。

  從此,我才意識到,房地產稅該不該征,居然是繼中醫是否博大精深、轉基因農產品是否有害、要不要吃狗肉之后的第四大絕交話題,觀點表達稍有不慎就可能激起眾怒。

  在那次電視錄制之后的這么多年,反對開征房地產稅的理由還是那么些。一是沒有法理依據,屬于重復征收;二是會導致樓市大跌,進而拖累整個經濟發展;三是由于基礎信息不充分導致征收難度大。

  但在我看來,房地產稅是否開征,并不決定于房地產業本身,也不僅僅決定于當下的經濟狀況,而決定于政府對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現狀和可持續發展的綜合判斷。

  02

  改革開放以來,一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經濟體成功對接了全球化帶來的制造業轉移的歷史契機,一躍成為地球上另一個“超級大國”。如今的中國,從經濟總量、科研能力、基礎設施各個方面看,都與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相匹配。

  然而,如果我們把“改革“、“開放”僅僅看做是表述一種經濟政策取向的中性詞,而不是另一種頂禮膜拜的意識形態的話。那么在肯定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發展的過程中過度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的價值取向,讓中國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時候,貧富差距過度拉大。過度拉大的貧富差距,一方面消解了人們對改革開放的正當性理解,一方面減弱了人對生活水平巨大提升的滿足感,同時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的可持續發展設置了障礙。

  在過去的30多年里,從發展軌跡上看,中國基本效仿了日本經濟成長模式:高效而強有力的政府主導和推動下經濟高速發展。但從國民財富分配的結果上看,卻產生了如巴西、墨西哥等國走過的所謂“拉美化”趨勢。

  二戰后,只有日本、中國臺灣、韓國等少許幾個經濟體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或準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大部分國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頓狀態。

  從這些國家的發展過程來看,哪個國家在快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沒有快速拉大,哪個國家就能通過“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哪個國家在快速發展階段貧富差距快速拉大,那么哪個國家必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無一例外。

  也就是說,較小的貧富差距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前提條件。如果中國能夠在短期內縮小貧富差距,那么中國在經歷一番艱苦的跋涉之后,應該能夠勉強繞過“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中國錯過了眼下的時機,任由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發展,那么中國必將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眾多的人口、貧乏的資源、錯綜復雜的矛盾都將導致中國永遠失去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機會。

  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雙管齊下,才能抑制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中國社會收入不公平的局面必須得進行改正,要想改正,必須先從兩個領域入手:一個是堅定不移地進行財稅體制改革,通過財稅體制向特權階層開刀;二是加緊構建新型福利社會,減少國人后顧之憂。

  而征收房產稅恰好可以作為從目前的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向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過度的橋梁。在中國,房地產是人們持有和保存財富的最直接手段。直接對大量房產擁有者征收房地產是發揮稅收調節貧富差距作用的最簡便的方式,同時也具有引導產業發展方向的作用。

  03

  現在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精英都積極混淆“企業家”與“富人”的本質區別。在制定政策時以保護企業家的名義保護富人。在稅收制度上一鍋燴,不區分企業稅負和個人稅負。以保護企業家的名義保護富人在房產投資和奢侈消費上的利益。

  其實企業家群體和富人群體,雖然有一部分交叉,但本質上是兩類人。那些把財富大都放在廠房、設備、流動資金上,在生產中流轉的是企業家,那些把財富基本隱匿于房產、奢侈品、理財賬戶上的才是富人。很多富人的錢不是通過經營企業來獲得的,所以必須通過稅制設計向富人財富征更多的稅或者逼迫他們把錢進入實體經濟領域。

  稅制改革就是要朝著這個方向走。

  目前的財稅制度,已經基本喪失了稅收調節貧富差距的功能。財政稅收體制如果不進行徹底的改革,收入分配不公平、房屋價格持續上漲、房地產暴利、農民財產收入過低、資源浪費性使用等一系列問題就會進一步惡化。由此導致巨大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叢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在市場經濟運行中,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是一種必然的現象。而稅收制度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糾正一次分配的不公正現象的有力武器。而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基本上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功能。由于缺乏完備的個人財富報稅和核查手段,個人所得稅事實上成為針對工薪階層的工資稅。房產稅、遺產稅稅種也遲遲沒有推出。依靠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征收機制,根本無法實現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就更別說對“黑色財富”、“灰色財富”的抑制了。

  事實上,隨著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廣泛推開,全國統一聯網的不動產持有信息已經趨于完整,稅收征收困難的托詞已經不存在。

  當然,所有新稅收的推出必定是遭納稅人厭惡的。但如果新稅收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符合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經過一段時間,反對和抵制是會逐漸被納稅人所接受的。

  04

  美國人接受所得稅的過程可以作為借鑒。

  從1900年開始到1929年這30來年中美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不平等程度也越來越大。

  從獨立到20世紀早期,美國一直依靠關稅養活聯邦政府,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稅源,也就更不要談建立在稅負之上的社會保障體系了。客觀上,這種稅收政策使美國企業和富人無稅一身輕,獲得了快速發展的條件,但也給歐美工業品進入美國設置了貿易保護壁壘。

  可以說,從建國開始,貿易保護主義就是美國的基本國策。但高關稅在保護了美國工業和壟斷企業的同時,卻讓普通百姓承擔高關稅帶來的高物價,百姓要用比歐洲人高得多的價格來購買來自歐洲的工業品,而企業和富人們卻從中不斷得到好處。

部分內容摘自劉戈專著《在危機中崛起》部分內容摘自劉戈專著《在危機中崛起》

  從19世紀末,一場長達三十年的“進步主義”運動在美國風起云涌,要求向富人開征所得稅并降低關稅的呼聲越來越高。但這種努力遭到保守勢力的頑強抵抗,他們祭出美國憲法,并鼓吹向企業和富人征收所得稅是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萬萬要不得。

  爭論一直持續到1913年。之前的1912年,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美國總統。這位美國歷史上學歷最高的總統,曾經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哲學博士,最終促成了關稅的降低和所得稅在美國的確立。稅收改革和聯邦儲備系統的建立是這位高學歷總統所宣揚的“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按照新的關稅法案,所有進口商品的平均稅率從37%降到了27%。估計由此將使聯邦政府每年減少5000萬美元以上的收入。這個虧空怎么補上呢?10月31日,威爾遜簽署了另外一項法案——《所得稅法》。法案規定,年收入超過3000美元者繳納所得稅,稅率在1%到7%之間。至此,所得稅在美國終于獲得了名正言順的地位。

  為了讓美國人了解稅收和民主制度之間的重要關聯,美國的中學八年級的歷史教學計劃中,安排了稅收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歷史沿革的內容。在高中教學計劃中,解釋怎樣填寫簡單的納稅申報表,闡述美國稅制與政治、經濟制度變遷的關系。在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公民學和商務教育等課程中都設有關于稅收的知識。

  在此后的歷史上,稅收政策也成為美國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基本規律是,共和黨上臺通常會推行減稅政策以刺激經濟,民主黨上臺通常會加大對富人的征稅額度以加強社會福利。在稅收政策左右的搖擺之間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平衡。里根減稅、克林頓增稅、小布什減稅、奧巴馬增稅,如此反復。

  05

  政府對貧富差距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之間的理解決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步驟。十八大以來的政治路線以及即將到來的十九大,正在并即將確認這樣的新理念:中國已經進入“后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發展速度已經不再是壓倒一切的優先選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階段已經結束。社會公平正義是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發展目標,而較小貧富差別的“共富”追求,既是追求公平正義的結果,也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上海重陽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億元的主要資助項目。)

責任編輯:鄭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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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關鍵詞: 房地產稅 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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