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吳敬璉

　　在中國的情況下，人們常常把人類掌握的知識歸根到底都是來源于實踐誤解為每一個個體的知識都只是來源于自己的親見親知，經常出現離開基礎理論進行的情況。

　　很高興參加今天當代經濟學基金會“2016中國經濟學獎”的頒獎典禮，熱烈祝賀兩位獲獎人獲得這一殊榮。

　　首先我想講的是，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決定授予錢穎一和許成鋼兩位教授 “2016中國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們在轉軌經濟中作用于政府和企業激勵機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貢獻”。這個決定是恰如其分的，也完全符合我所熟悉的許多經濟學家的預期。

　　強烈的專業精神

　　在過去將近40年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許多經濟學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與此同時，由于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遠未完全到位，我們也面臨著許多嚴峻的挑戰。

　　當前，中國的經濟學家群體也正在為戰勝這些困難殫精竭慮，希望能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和社會進步排憂解難。不管是過去推動改革和發展還是排除當前的障礙，錢穎一教授和許成鋼教授都是這個經濟學家群體的杰出代表。所以，他們的獲獎可以說是實至名歸，理所當然。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給他們的獎勵不僅是歸于他們個人的，也是對為改革做出了專業貢獻的經濟學家群體的肯定和表揚。

　　我覺得，錢穎一和許成鋼的學術研究中，有兩個最突出的特點值得贊許和效法。

　　第一個特點是他們都有強烈的專業精神(professional spirit或professionalism spirit)，謹守經濟學的學術規范，不懈地追求專業上的完美。

　　他們兩位都受過嚴格的經濟學訓練、有深厚的專業學養。但是，在此基礎上，能否堅持專業主義精神仍然是一個事關重大的選擇。

　　對任何一位科學者來說，概念明確、論證過程符合邏輯規則都是需要具備的基本素養。人所共見，在這方面，穎一和成鋼都做得很好。

　　不過除此之外，經濟學還有一些特殊的專業要求。由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由眾多因素互動行成的極其復雜的系統，研究分析這樣的系統就需要運用科學實驗的控制分析方法，從繁復紛雜的現實中抽取最本質的因素，確定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

　　經濟學在過去三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經濟學智慧，形成了一系列被稱為“模型”、“定理”等基礎理論。這些基礎理論并不是現實世界的直接描述，但是為分析現實世界的問題提供了基準點(benchmark)或參照系(reference)。

　　經濟學對問題的研究要求掌握原有的基礎理論，這樣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觀察現實和提出自己的理論創見。正像穎一在《理解現代經濟學》(2002)一文中所說，經濟學家研究問題時，頭腦中必須有幾個相關問題的基準點和參照系，這樣分析問題時，才不會零敲碎打，就事論事，缺乏主線和深度。

　　但是在中國的情況下，人們常常把人類掌握的知識歸根到底都是來源于實踐誤解為每一個個體的知識都只是來源于自己的親見親知，經常出現離開基礎理論進行的情況。

　　這種沒有基準點和參照系的討論，由于完全沒有共同語言，通常只能得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結果。（回顧：張維迎林毅夫產業政策大討論）

　　不把思慮止于擔憂

　　我第一次同成鋼討論這個問題是在1993年。當時，他剛剛在海南參加了留美經濟學會的年會后回到北京。在那次會議對證券市場的討論中，國內經濟學家分成兩派：一派說根據Arrow-Debru一般均衡模型，只要放開市場，就能實現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所以中國股市問題的根源在于市場沒有放開；另一派說，股市已經放開了，但是一片混亂，可見Arrow-Debru一般均衡模型是一個脫離實際的錯誤模型。

　　成鋼認為，如果許多經濟學家對經濟學基本方法的認識處于這種狀態，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前景就十分值得擔憂。當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經濟學家，成鋼不把自己的思慮止于擔憂上。他盡自己的努力改變經濟學研究的這種不理想的狀態。

　　為此，他連續發表文章和講演，從微觀經濟學的新發展論述證券市場的特性和中國證券市場監管存在的問題。2002年，他還寫了一篇題為“經濟學、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教育”的講演，全面論述現代經濟學的方法。后來我把它發表在2002年7月出版的《比較》創刊號上。

　　在這篇講演中，他對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模型、莫迪格里亞尼-米勒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盧卡斯關于貨幣中性的理論、貝克爾-施蒂格勒關于最優阻嚇司法制度的理論作為經濟分析“基準點”和“標尺”的重要意義做了深入的論述。中國人喜歡將類似的定理說成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但是，正如成鋼指出的，它們并不是現實世界的直接描述，而為分析現實世界提供了基準和標尺。例如，Arrow-Debru的一般均衡模型，在信息完全、沒有交易成本等嚴格的假定條件下建立的理論模型，通過基準模型與現實的對比發現問題，才能找到新因素和提出新理論。

　　后來，我的所有博士生第一堂課就要求他們認真地讀這篇文章和前面提到的錢穎一教授的文章《理解現代經濟學》。

　　嚴格遵循學術規范

　　成鋼和穎一不但很好地論述了經濟學的專業規范，而且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總是嚴格遵循這種規范，并做出了成績。他們兩位對于中國以鄉鎮企業為主要形式的民營經濟企業為何能異軍突起并帶動了中國經濟發展所做的研究，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沒有像某些人預料的那樣走向衰落而是蒸蒸日上，是一個全世界熱議的問題。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以鄉鎮企業為主要形式的民營企業為什么在蘇聯的改革環境下沒有能夠發展起來，而在中國能夠脫穎而出。不過，許多就事論事的研究并沒有給出能夠令人信服的回答。

　　成鋼和穎一從制度環境為企業發展提供最重要的激勵這一視角出發，比較了蘇聯和中國改革的不同制度環境，并把他們的研究成果寫成《為何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同：M型層級制和非國有部門的準入/擴張》(Economics of Transition，June 1993， 1(2)， pp. 135-170)。在這篇文章中，他們以蘇聯式的單一制(U-form，unitary-form)國家大公司作為基準或參照系，與中國做出對比。

　　他們指出，當時中國經濟雖然還是保持國家大公司的特點，但是，隨著1958年以后的地方分權，中國這個國家大公司已經不是一個U-form的，而是一個多部門制(M-form，MUlti-divisional form)的大公司了。

　　在這種經濟下，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有自己有別于全國整體利益的獨立利益，都存在幫助本地企業發展的激勵。這就使鄉鎮企業有了發展空間。雖然我自己覺得與其說當時的中國是一個M型大公司，不如說是一個H型也即控股型大公司，但是指出改革初期的中國經濟與蘇聯改革時期的制度特點，就為我們解答中國改革為何與蘇東不同給了一把鑰匙。

　　提出理論需要勇氣

　　我認為，他們的第二個可貴之處是很大的理論勇氣。

　　以基準性的參照系和現實相對照，就會發現一些矛盾，由此就需要修改或放松假設條件，提出進一步的理論解釋。這就遇到要對原有的理論和觀點提出挑戰，包括對占統治地位的理論、社會流行的觀點，甚至原來自己認為正確的理論提出挑戰。這是需要勇氣的。

　　我想一個突出的事例是成鋼關于分權式威權體制的理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地方分權和地方政府主導的競爭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一種占主流地位的觀點，有人甚至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好的經濟體制。

　　經過研究整個中國改革歷程和面對的問題，成鋼完成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制度基礎》這篇文章，提出了分權式威權體制理論，對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成就給出了制度上的解釋。

　　成鋼認為，分權式威權制是創造中國地區間競爭的最基本的體制結構，是地區競爭和地區實驗的制度基礎。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由于這個體制幫助解決了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問題和信息問題，對發展地方經濟在產生了強勁的驅動力，造就30多年的快速增長。

　　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大量超出GDP范圍的社會經濟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地區競爭就喪失了解決激勵問題的效力，反倒成為發展的一大障礙。而且，由于各級政府掌握著大量的經濟資源，腐敗成了分權式威權制的痼疾。成鋼由此認為，必須徹底改變這種體制，才能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由于這一體制與眾多機構和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緊密聯系，提出這一理論需要很大的勇氣，顯然是不言自明的。

　　祝愿兩位獲獎人精進不休，為經濟學的進步作出新的貢獻。

　　(本文為吳敬璉在出席當代經濟學基金會“2016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時發表的致辭)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