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張軍

　　尤其是當結構改革出現“局部改革均衡”的時候，外部的壓力往往對于打破均衡更重要。過去我們在外部壓力之下，推進了很多實質性的改革。外部壓力的減輕，從結構改革的層面看，對我們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危機后是結構改革最好的時機

　　我知道結構改革是一個非常難的題目。盡管我自己在90年代更多做的是關于結構改革，或者說是關于制度改革的研究，但是在過去10年，整個中國經濟學界研究的注意力轉向了對經濟增長和宏觀經濟方面的研究。雖然宏觀經濟研究很重要，但是讓結構改革這個話題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也非常重要。接下來，我們可能還需要更多的經濟學家在制度改革、結構改革的層面上有更多的投入和研究。

　　結構改革不容易做得到，也很難做得好。2004年的時候，時任印度中央銀行行長的拉詹，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結構改革為什么困難。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結構改革在絕大多數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的經濟體，都非常困難。這個困難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集團的阻撓，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碰到非常嚴峻的利益集團阻撓的問題，很多事情沒有辦法推進，而對于發展中的經濟體，絕大多數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拉詹作為一個印度人，一定知道印度這個體制下結構改革是非常困難，因為有大量的利益集團。但是他在文章里同時提到，也許存在著一個結構改革最佳的時間窗口，他提到的時間窗口主要是指危機，一旦發生金融或者是經濟危機，危機后的時機就是結構改革最好的時機。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下全球經濟出現的這場影響非常長遠、可能會導致全球長期簫條的危機，對大多數的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可能是推進改革最好的時候，我想中國也不例外。

　　拉詹作為印度央行的行長，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沒有具體討論這些改革的方案怎么落定，只是說因為有利益集團，通常這些改革會比較困難。我們在改革中，也遇到了一些類似的困境，甚至在一些改革最前沿的地方，也碰到的這些問題，這也反映出結構改革為什么如此困難。

　　我想這個困難中，反映了幾個事情。第一個事情，我們之前的改革也許太成功了，使得我們在制度的監管、制度的管理層面上，建立了一個非常密集的網絡，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你要改變它幾乎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地方政府在這上面幾乎無能為力。這樣的事情可能跟過去的改革是有關系的。我們過去的改革，如果大家看八十年代的改革、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改革，那個時候的改革相對比較容易，那是因為這些改革之前，我們并沒有類似的改革。換句話說，我們的改革在那個時候之所以相對比較容易推進，是因為那個時候并沒有存在著相對比較完備的制度框架和制度文本。

　　今天，經歷了之前的改革之后，我們已經有了，在任何一個縱向的領域里，從中央部委到下面都有一整套嚴密的、嚴格的管理經濟的政策法規，這使得未來的改革者改革的空間變小了，除非有真正敢于擔當和承擔風險的改革家出現。這也是周其仁先生說的，因為之前有了很成功的改革，反而導致了后面的改革非常困難。

　　在這個意義上講，我想到了政治學家用到的一個詞，即“局部改革的均衡”。

　　這個詞可能在政治學里用得比較多，但是我覺得用到今天我們面臨的結構改革的困局中也非常貼切。之前的改革，包括在中國九十年代推進的全局性的改革，依然是有限的改革。在全局性的有限的改革之下，我們造就了未來可能會成為阻力的均衡狀態，這種局部改革形成的均衡狀態，不太容易打破。這種情況在很多國家都出現過。

　　如果不是遇到拉詹所講的改革的窗口時間，比如說像危機后的這段時間，一般這種改革非常難以推進，大家維持這種均衡，沒有人愿意改變這種狀況。這種情況之下，往往我們需要尋找改革時間的窗口。

　　對中國來講，2010年以后，經濟開始出現下行的壓力，經濟的方方面面開始面臨深度調整的壓力。這種情況之下，推進結構改革的時間窗口已經打開。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么克服？怎么有效地打破局部改革的均衡狀態？這個問題目前沒有很好的答案。

　　這個困局的打破，往往是需要選擇很好的時間窗口的，所以危機后時期往往是結構改革的最佳時機。但也不可否認，外部壓力往往對于打破這種局部改革均衡更重要。回顧過去，外部壓力也是我們結構改革的一個動力。

　　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外部壓力。今天很多人討論到特朗普當選可能給中國帶來預想不到的機遇。這個討論中，我覺得大家還需要換一個角度才能更全面。如果特朗普真的退出對全球化的參與和推動，退出TPP和BIT等談判，那將會對中國和中國的結構改革的動力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值得我們關注。

　　尤其是當結構改革出現“局部改革均衡”的時候，外部的壓力往往對于打破均衡更重要。過去我們在外部壓力之下，推進了很多實質性的改革。外部壓力的減輕，從結構改革的層面看，對我們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原載新華網思客）

　　(本文作者介紹：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復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