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王小魯

　　各級政府長期以來以投資和GDP增長為政績，政府投資過量，擠壓了民營經濟。我們現行的征地制度，賣地制度，使得地方政府過度的依賴土地收入，鼓勵高地價高房價，擠壓了居民消費。

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五大特點

　　最近一個時期，我們的經濟增長在持續減速，總體來看，貨幣供應持續的保持了相對的寬松，而經濟增長持續疲軟，大家看到從圖上可以看到，廣義貨幣M2的增長率是持續、顯著高于GDP增長率的。

　　但是現在看來，這樣的貨幣刺激并沒有帶來經濟的復蘇。在經濟增長下行的同時，是資本生產率在持續下降，我們計算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時候，大致是在0.5左右上下波動，到了2014年已經下降到了0.14。換句話說，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時候，我們用每增加2塊錢的資本存量可以帶來1塊錢的GDP增長，現在是用7塊錢的資本存量的增長來帶動1塊錢的GDP增長。

　　來看全要素生產率，我們在改革開放時期保持了相當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平均每年有2.3個百分點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但最近一個時期，全要素生產率由正轉負，變成了負增長。

　　這些現象實際上都和產能過剩有關，根據不同的研究，從90年代中期以后，我們的工業產能利用率就在持續下降，雖然不同的研究差別很大，但是大體上反映了同樣的下降趨勢。由于產能利用率的持續下降，也就是說大量的投資沒有帶來相應的產出，沒有帶來相應的效益，我們的資本生產率下降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就可以找到原因了。出現這種情況說明什么？其實這可以說就是集中反映了結構失衡。那么結構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主要有下面這么幾點。

　　第一，各級政府長期以來以投資和GDP增長為政績，政府投資過量，擠壓了民營經濟。

　　第二，我們的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地方發展政策都在刺激投資，導致過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我們的宏觀政策，財政政策是直接由政府投資，貨幣政策是用貨幣擴張來刺激投資。我們的產業政策是扶植某些部門的投資；我們的地方發展政策是招商引資，用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投資。這些政策在不同的時期都對經濟增長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疊加在一起，持續使用這些政策的結果，就造成了過度投資。

　　第三，我們政府的公共服務不足和社會保障保障支出相對不足，覆蓋不全。我們還有2.6億城鎮常住人口沒有城鎮戶口，他們大部分人沒有得到城鎮居民和職工的社會保障，也無法真正在城鎮安家落戶。

　　第四，我們現行的征地制度，賣地制度，使得地方政府過度的依賴土地收入，鼓勵高地價高房價，擠壓了居民消費。

　　第五，資源配置向國有企業傾斜，對公平的市場競爭形成了妨礙，很難實現優勝劣汰，嚴重影響效率。

　　過去十幾年的結構失衡，我們可以找到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從2000年以后我們看到，我們的消費率在持續下降，從60%以上降到了49%，最近幾年稍有回升，還僅僅只有52%。我們的儲蓄率從30%多升到了50%以上，我們的投資率從30%多升到了47%，近幾年稍有回落。

　　為什么說這樣一種情況叫做結構失衡？原因在于過量的儲蓄和過量的投資導致產能增長過快，而消費沒有跟上，因此大量的產品是找不到市場銷路的。這就造成了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越刺激，越想拉動經濟，就越拉不動，就越導致產能繼續擴張，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我們房地產庫存持續上升，特別是在很多中小城市，主要是因為房地產業過快膨脹，形成了大量的庫存，而且大量占壓了銀行資金。

　　杠桿率在持續上升，因為過度的借債，很多債務用于效率不高或者是缺乏回報的投資項目，因此貸款收不回來，造成債務杠桿率不斷的擴大，不良債務也在增加。我們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沒有有效的發揮作用，影響了有效供給。這些結構失衡的現象，在市場主導的東部省份相對較輕，在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更加嚴重。

　　我認為有十件事要做：第一件，首先要減少政府干預和保護，簡政放權，促進公平競爭，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第二，除了必要的基礎設施項目以外，減少不必要和低效率的政府投資，停止貨幣刺激，控制信貸擴張，實行中性的貨幣政策；第三，改善市場環境，鼓勵公平競爭，促進創新創業；第四，清理特惠政策，實行普惠政策，普遍降低企業的負擔；

　　第五，主要靠市場的優勝劣汰的機制，來去產能，去庫存，而不是靠行政手段去壓產能；第六，推進土地流轉和建設用地市場開放，擠壓房地產泡沫；第七，改善政府支出結構，加強醫療、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鼓勵居民消費回升，讓過高的儲蓄率降下來；第八，促進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第九，改革財稅體制，改善收入分配，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第十，也是最關鍵的一條，推進政府改革，從過去那種經營型的政府轉向服務型的政府。

　　如果我們能夠推進這樣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我們未來的增長還是很有希望的。我們通過各種數據的測算，認為我們國家的增長還有很大的潛力，只是我們要渡過目前這樣一個增長率較低，以結構調整為主的時期。

　　如果說，政府把注意力放在拉動短期經濟增長上面，那么我們未來面臨的結構失衡問題可能會更加嚴重，杠桿率會繼續上升，未來的經濟增長可能會面臨長期困難。如果我們能順利推進結構調整和各個領域的改革，我們計算的結果，到2030年，人均GDP可以達到2萬美元，那時中國可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整理自作者在2016東北振興論壇上的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