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如果我們的商業和金融的供給主體，不是把如何通過商業和金融手段實現人的價值和權利、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增益人民福祉，作為商業和金融活動的依歸；而是急功近利第一，唯利是圖第一，哪怕再多“創新”，我認為都已經南轅北轍。

　　“中國病”以及如何治病

　　我們的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正在遭遇一場“中國病”，而且病得不輕。

　　按照《人民日報》1月4日“七問”中權威人士的說法，中國經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近期主要表現為“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何以“治病”？唯有改革！“七問”指出，今天不以“壯士斷腕”的改革促發展，明天就可能面臨更大的痛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則“病情”越來越嚴重。

　　那么，“中國病”的病因究竟是什么？

　　按照習近平在《求是》今年第一期署名文章中的觀點，“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表面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實際上是有效供給不足。總體上我國產能很大，但其中一部分是無效供給，而高質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給又不足。”

　　他指出，擴大投資可以促進增長，但如果都是無效投資，投下去沒有回報，貸的款、借的債就沒法償還，形成一堆壞賬，對企業而言就是財務風險，對國家而言就是財政金融風險。而投資是否有合理回報的前提是“產品要有市場”。不分析市場前景，以政代企配置資源，或者以優惠政策誘使企業擴大投資，結果可能成為繼續前進的包袱。

　　再回過頭讀“七問”，權威人士指出，“對不上的事不能再干”，比如，放水漫灌強刺激、盲目擴建新城區以及強化行政對資源配置的干預等事情不能再干了，投資沒回報、產品沒市場、環境沒改善等的項目不能再上了。

　　把習近平的文章和權威人士的說法結合起來，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病”的癥結是：由于資源錯配的體制性痼疾和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積累的矛盾，導致投資沒回報、產品沒市場、環境沒改善這些不符合規律的事情，過去干得太多，現在干不下去了，只能下猛藥治病救人。一方面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一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創新、體制機制創新，不失時機地進行技術創新。

　　以前我們老怕說自己有病、外強中干、老是撐著，或者為短期增長實行刺激，透支未來增長。這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標志著最高領導層不諱疾忌醫，不做表面文章，而是痛下決心，回到根本，要“為萬世開太平”。

　　發病時難熬的疼

　　然而，結構性改革是要傷筋動骨、刮骨療毒的，一定很疼。

　　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實質也是去泡沫。今年以來，無論資本市場的“跌跌不休”，還是人民幣匯率扶不起的“阿斗式表現”，實質都是對中國資產原有風險溢價水平的重估，對傳統增長模式造就的中國奇跡的重估，對中國過大關的確定性、可能性的重估。到目前為止，這些重估尚未顛覆對中國經濟基本面的判斷，但顯然，原本覺得就在眼前、觸手可及的“中國夢”，被打了一個折扣。

　　兩年多以前，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頒布時，市場預期“改革牛效應”會迅速見效，耕出一片新天地，但現實表明，改革備受各方利益牽涉，步履沉重。今天，夢猶在，路更難，中國資產估值的下降就成為一種必然。

　　這是一道痛苦的坎，不易過的關，但如果今天不邁過去，不闖過去，再拖再等，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我們將來也許永遠都過不去了。

　　熬得住，就敖下去。熬不住，就引爆了。比如e租寶，比如大大財富。

　　在秦朔朋友圈上線后，我多次公開呼吁“2016將是互聯網金融和某某財富一類公司的災年，一定會大洗牌，大整頓”。我在多個場合引用馬明哲先生說的話，“現在的互聯網金融90%以上都是皇帝的新衣”；引用汪靜波女士說的話，“現在的某某財富公司，至少一半可能是龐氏騙局”。

　　當我看到一些幾乎不懂金融的人拿了一兩百萬就去做P2P，租兩臺服務器，到軟件公司買套網貸軟件，有的連加密傳輸都省略；一些融資公司要么是“蓋子太少，蓋不住鍋”，要么“鍋本身就是假的”（基礎資產完全不靠譜甚至造假）；一些互聯網金融公司挖空心思找專家“站臺”，在包括CCTV在內的媒體上打廣告，只要成交額增長，哪管虧損加大的風險……我不止一次告訴自己的小伙伴，再這樣下去，金融和互聯網金融都會變成臭大街的名詞。

　　去年10月26日“小錢頻道”上線，我們在發刊詞中明示我們對投資的基本理念，“希望投資是以事實為依據、有邏輯作支持、并且遵守安全邊際的”，“我們不愿熱血沸騰地忽悠，不愿急功近利地承諾，不愿編織把偶然當必然的神話，也不屈從于大流”，“收縮暴富速富的欲望，讓回報預期變小一點，合理一點。小心是敬畏感的體現。‘以德配天’，以敬畏對市場。”這就是我們倡導的小錢思維。

　　現在，e租寶爆掉了。“你貪它的利息，它要你的本金”，一語成讖。自2014年7月上線后，e租寶瘋狂擴張，其借款標的所涉及的借款公司，有相當比例在借款之前都變更了注冊資本，大大擴充注冊資本，變更法人代表，變更擴大營業范圍。這是再明顯不過的“化妝”。一年多時間，700億元的借貸、84萬的投資者，估計每個投資者最終能拿回的本金不會超過40%（還是樂觀估計）。苦難深重的股民還有“時間換空間”的希望，e租寶這樣的，投資人的很多錢就真是打水漂了。

　　根據網貸之家統計，截至2015年底P2P平臺共有3858家，其中問題平臺為1263家，占比接近1/3。僅12月全國P2P就新增問題平臺106家，其中“跑路”占問題平臺比例達到52.83%。另根據零壹財經數據，截至2015年11月30日，3464家被監測的P2P借貸平臺正常運營的僅有1876家，問題平臺約占46%。

　　中國是不是正在爆發一場類似美國次貸那樣的債務危機？現在看，規模和影響要小很多，還不是全局性問題，但存量風險加上不斷引爆的增量風險，形勢已經越來越嚴峻。P2P這個熱詞背后，還有形形色色、真假莫辯的擔保公司、小貸公司、典當公司、股權眾籌、私募基金、商業保理、融資租賃、資產交易所、投資咨詢、投資理財公司等等和P2P攪合在一起，一時難以窺見其全貌，洞悉其走勢。

　　在我看來，雖然還不能說中國有次貸那樣的債務危機，但問題的性質還是有很多相似之處。然而，多年來，由于相信政府的父愛主義，以及金融市場事實上一直以剛性兌付為主，大量投資者在高回報的誘惑下，還是會假想“收益歸自己，風險政府扛”，一出事就去“散步”，最后得到兌付。

　　這種情形又加劇了投機性公司的“創業熱情”，用美妙的名目捆綁地方政府和部分官員，打著活躍經濟、金融創新的幌子，源源不斷地釣上來頭腦發熱的投資人。現在，是到了直面問題的時候了。

　　釣愚永不停

　　2008年7月，中信出版社引進出版了《貪婪、欺詐和無知——美國次貸危機真相》一書。作者理查德·比特納是美國通用汽車金融服務公司（GMAC）下屬RFC公司的業務代表，職業生涯大部分是在抵押貸款行業度過。在他筆下，美國次貸市場是一個基本上無序的市場，次貸市場的很多經紀商是騙子、流氓無賴、妓女、惡棍，形成了利益勾連的混亂的交易網。

　　他寫到：“如果說次級貸款行業有什么藝術性可言的話，那就是‘無中生有’。……當貸款審批人看到這些貸款文件的時候，它們已經經過了揉、擠、推、拉的工序，被修剪成現有的模樣。直到我直接和經紀商接觸和往來，我才了解到創新金融是怎樣的一回事。我的銷售經理羅伯?雷格將此過程稱之為‘用雞屎做雞肉沙拉’。雖然無甚詩意，不過概括了這個行業的‘真諦’。”

　　理查德·比特納寫這本書的初衷是，“我希望抵押貸款行業能找到自己的道德羅盤，回歸到用理智貸款融資的狀態。但是，沒有重大的變革，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盡管次級貸款存在著很多嚴重的負面問題，但是，如果運用得當，次級貸款對信用不佳的借款者來說還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不幸的是，行業的貪婪令幾十萬借款人陷入失去房屋的危險之中。只有理解了每個問題的根源，才能找到有效的解決之法。適時、適地、適當地提出問題，魚與熊掌方有兼得的可能——既可以很好地保護消費者，又不用降低信用市場的流動性。”

　　美國當年的次貸繁榮到什么地步？請看這樣的一個細節：

　　“在2007年中，我收到一個抵押貸款同行的電子郵件，這封信對已滲入抵押貸款行業骨髓的瘋狂和愚頑進行了總結，信的附件里還有一張圖——辦公室前掛了一個商業招牌，上面寫著：歡迎光臨US 中心：美發、美甲 抵押貸款。……行業的發展是如此翻天覆地。如果美容師也能提供抵押貸款，那下一個會是誰？”

　　“幾乎談不上什么行業規范制度，對消費者的保護也被壓到最低程度，從而使不規范的操作得以繁衍。抵押貸款經紀業務面臨的嚴峻現實是，很多信貸員更多關心自己的收入，而不是借款人的最大利益。”

　　2008年7月該書出版之前，我應邀寫幾句推薦語。我是這樣寫的——“次貸危機如此之深地影響著全球金融市場，無數人在問：這個怪物究竟是怎么闖進我們的花園的？攝像頭失靈？警鈴失聲？門衛跑哪里去了？《貪婪、欺詐和無知——美國次貸危機真相》的啟示是，怪物其實一直在跑，只不過當人們看重商業模式勝于商業信用、看重融資創新而不在意風險控制時，他們迷蒙的眼睛對怪物是視而不見的。”

　　今天的中國，“看重商業模式勝于商業信用、看重融資創新而不在意風險控制”，是不是比當年的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七八年過去了，中信出版社最近又引進出版了一本好書，由兩位諾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羅伯特·席勒合著的《釣愚：操縱與欺騙的經濟學》。阿克洛夫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首席教授，他的妻子是美聯儲主席耶倫。羅伯特·席勒是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標普/凱斯-希勒全國房價指數聯合創始人。他們已經合著過《動物精神》一書。書的譯者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

　　阿克洛夫和席勒是怎么理解“釣愚”（Phishing for Phools）的呢？他們說，“phish”這個詞是1996年出現的網絡用語，指“互聯網上一種專門套取個人信息的詐騙行為。比如，詐騙者假冒一家大公司套出與之往來的網民的私人信息，并以此獲利”；而在這本書里，“欺騙”被賦予了更新、更廣泛的含義，指“一種設局使他人達成自己而非他人的意愿的行為”。

　　這種欺騙行為很像人們釣魚，把魚餌掛在鉤上，放進水里，拿著釣竿等待，魚一咬餌就提竿。在社會中，拿著釣竿坐等魚上鉤的精明人不計其數。根據簡單的概率原理，無論我們如何警覺，遲早都會被人“釣”到。無人幸免。

　　我估計有的讀者讀到這里會有苦澀的笑。就在我們身邊，“專門套取個人信息的詐騙行為”以及“設局使他人達成自己而非他人的意愿的行為”，不是俯拾皆是嗎？！

　　牛油果與二手車的例子

　　兩位作者以牛油果為例說明什么是釣愚。“如果我出售的牛油果以質優味美著稱，我就有了欺騙你的機會。我可以賣給你劣等的牛油果，但是按照優等牛油果的價格要價。這樣我就透支了自己的信譽，也利用信任欺騙了你。”

　　這種釣愚行為的后果是什么呢？

　　——首先是損害金融機構的信譽，尤其破壞了固定收益證券評級系統。美國信用評級機構在債券評級市場上的信譽是幾乎花了一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20 世紀末、21 世紀初，評級機構開始從事新的業務——它們不僅給債券評級，也為更復雜的新型金融衍生品評級。打比方說，市場上有了很多新式牛油果。

　　由于衍生品是新興的，并且很復雜，投資者很難判斷其評級的正確性。但是因為評級機構用過去的優等牛油果（原有的簡單證券）贏得了信任，因此投資者沒有理由不繼續相信這些評級機構以及它們對新型復雜證券的評級。

　　——接著，由于牛油果的買家（證券投資者們）自身不能區分優等牛油果和劣等甚至變質的牛油果，那么新牛油果的生產者（新型金融證券的設計者）就沒有動力去生產優等的新牛油果。生產者更可能以低成本生產劣等新牛油果（把違約率高的證券與復雜金融衍生品打包），并讓信用評級機構為其評定AAA的信用等級，進而透支評級機構的信譽。

　　——如果欺騙容易得逞，那么就會出現“欺騙均衡”。資產抵押證券出現的信譽透支情況正是欺騙均衡。在均衡情況下，優等牛油果的生產者將無法贏得競爭。他將不得不按照虛假評級的劣等牛油果的價格出售自己的優等牛油果。如果生產優等牛油果的成本比劣等牛油果的成本高，優等牛油果的生產者就將被迫開發果園的其他用途，以期帶來更多利潤，他們的果園可能被劣等牛油果生產者收購，或者干脆就破產了。

　　——最后，當新牛油果被發現里面實際上臭不可聞的時候，它們的價值就會大幅下降。這樣一來，這些金融機構的負債將超過其擁有的資產的價值。這將迫使，美聯儲和歐洲央行為美國和歐洲的“問題資產”提供緊急貸款以及大量財政支持，以避免世界范圍內金融系統崩潰和大蕭條重現。

　　欺騙均衡是經濟學家卡爾·夏皮羅（Carl Shapiro）1982年提出的概念。他指出，欺騙均衡使得劣等品生產者在自由競爭市場里普遍存在。對這一點，阿克洛夫曾經以二手車市場為例，指出市場往往失靈，因為市場雙方存在交易信息的不對稱。在二手車市場上，由于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買家不知道賣家的汽車是好是壞，因而不愿意出高價，因此汽車市場上往往出現交易的中斷——當壞車的比重太高時，好車的車主賣不上價錢，寧肯不賣車，最終導致舊車市場中無好車。

　　《釣愚》對我們的啟示是什么呢？市場在為我們帶來福利的同時，由于普遍存在的人性弱點、信息不對稱，也會讓我們成為“釣愚”中的受騙者。從投行到政客，從汽車銷售到房地產中介，從煙廠到酒廠，從食品廠到制藥商，從信用卡到廣告，無不存在“自由的欺騙”。

　　兩位作者強調，如果政策制定者、經濟學家和普通大眾都能意識到釣愚的普遍存在，就能辨明和杜絕可能導致嚴重危機的欺騙問題，從制度創新、市場干預等方面實施更有效的監管，同時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從而增強對經濟危機的預測和把握，讓“看不見的手”更好地為經濟、為社會服務。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對《釣愚》有這樣的評價：說“市場是好東西”當然容易，但要把市場發展得好則是另一回事。市場參與者眾，動機各異，德品多樣，信息量與質千差萬別，加上現代經濟中經銷的品種又錯綜復雜、五花八門，市場要運轉得有條不紊、好人壞人都規規矩矩，談何容易。

　　看了席勒和阿克洛夫的新著后，你會發現宋朝中國人“掛羊頭賣狗肉” 那種赤裸裸的欺騙還是過于原始、低級了，現代人的“釣愚”手段不僅更富有想象力，因此更有欺騙性，而且還能帶來前所未有的系統性風險。如何在通過制度創新減少釣愚收益的同時，增加釣愚的成本，這是市場經濟學者的新挑戰。

　　從釣愚到賦能是我們的唯一出路

　　秦朔朋友圈的讀者一定會注意到，在最近幾個月里，我一直強調用商業文明（建立在理性良知、天道人心基礎上的創新之結晶、行為之準則和合作之秩序）來重塑我們的經濟和金融，毫不諱言要講求商業倫理、社會價值等等。我一直在問，究竟什么是好的商業和好的金融？這不是一個讀書人坐而論道的執念，而是我實實在在的信念，如果沒有文明的約束和依托，我們的商業和金融將是無法持續的“利維坦”和“黑暗叢林”。

　　中國經濟中的釣愚，互聯網上的釣愚，金融市場上的釣愚，我不想多說了。

　　如果我們的商業和金融的供給主體，不是把如何通過商業和金融手段實現人的價值和權利、提升人的本質力量、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增益人民福祉，作為商業和金融活動的依歸；而是急功近利第一，唯利是圖第一，股東報酬第一，哪怕再多“創新”，我認為都已經南轅北轍。

　　希望他們真正思考商業與金融的使命。在我看來，應該是為每個人賦能，賦權，幫助他們成長，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自由發展，自由飛翔。

　　我所理解的好金融，是勝家縫紉機最早提供的“消費金融貸款”，可以讓人更早擁有縫紉機，做出好的衣裝。人要衣裝，消費最終可以服務于人力資本的提高。

　　我所理解的好金融，是有一次聽高瓴資本的張磊先生講課，他說一個美國老太太把自己的儲蓄交給投資公司，投資到藥品公司的研發中，藥品公司研發的治療高血壓的藥物最終又能夠治愈她的疾病。

　　我所理解的好金融，是支付寶這樣的創新，在復雜中國的信用環境下，降低交易成本，樹立信用意識，支持千千萬萬普通消費者無數的購買行為。

　　這都是在賦能。賦予我們權利，尊嚴，公平交易，和把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機遇。

　　如果我們不希望金融危機離我們越來越近，而希望共同創建一個好的經濟和好的社會，我們要大聲呼喚價值觀的力量，呼喚合乎人道的商道。這不是學究氣，而是我們生茲在茲的這塊土地深處的情懷與希冀。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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